高天梅与南社(2)

辛亥革命网 2018-05-07 16:10 来源:无尽的爱网上纪念馆 作者:徐国昌 查看:

先外祖高公天梅名旭(1877-1925),系近代革命诗坛巨子,为“诗坛清自今日始,大建革命军之旗”的主张清扫道路。

  据现代学者郭长海君研究,高天梅在留学日本时写的《学术改革之概论》纵览四千年中国历史、哲学、文化与思想的分化、演进,特别是对外来思想的接纳与融合,都有很透辟的论述。不仅观点正确,而且充满了辩证法。又高天梅在《致周仲穆书》(五)和姚鵷雏《论孔学书》提出孔子为“尊君之人”,比“五·四”“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提出,要早五六年,应该引起今日学术界之注意。

  “夏寓”关闭,天梅只得返回家居。虽曰家居,实质上是同盟会江苏分会作了战略转移。那年高氏在家乡金山张堰东南隅飞龙桥畔的万梅花庐刚好落成,万梅花庐一水回环,隔岸即是广袤田畴,一批革命志士相继穿梭,往来策划,比之上海市内反而安妥得多,对革命行动反较有利。天梅公在战斗阵地转移后,革命工作毫不懈怠,他仍不断执笔投枪,激情不减。健行公学虽被迫停办,他在张堰镇上又办起了一所留溪钦明女校,提倡女权,引导女性迈向社会,投入革命。其责志可从开学典礼歌词中得到充分体现:

  光明开朗,女权一线有希望。

  批茶释奴,罗兰救国,取著好榜样。

  前途珍重,自珍自治,幸福无量。

  黄龙旗下,皆大欢喜,拍手鼓掌。

  祝他日,国花异采腾千丈。

  钦明女校业绩卓著,时至今日,仍为家乡父老乡亲所津津乐道。

  1907年4月高天梅结集了陈去病、刘季平、沈道非、朱少屏同访苏州张东阳祠,8月天梅又与陈、刘、朱以及邓实、黄节、柳亚子……等18人结为神交社,此为南社成立之先声。1908年1月高天梅又与陈去病、柳亚子、沈道非、刘诗培集会,高在《次佩忍无畏韵》中有“尽教黄种遭奇劫,端为苍生赋大哀”句,表示要拯救民族危机,必须奋力用笔作战。3月7日上海《神州日报》刊出了高天梅题为《丁未12月9日国光雅集写真题两绝句》诗云:

  伤心几复风流尽,忽忽于兹二百年。

  记取岁寒松柏操,后贤岂必逊前贤。

  余子文章成画饼,习斋学派断堪师。

  荒江岁暮犹相见,衰柳残阳又一时。

  全诗表达了国人要以后人超前人的毅力继承几社、复社传统再须努力前进。稍后高天梅将以前的5人集会扩展为11人,那时南社的名字已经定了下来。

  2001年10月在金山参加《辛亥革命与南社》会议的全国各地的知名学者、专家,都去瞻仰了万梅花庐故地,可惜原貌已经全失,现在只留下了高天梅手植的两株桂花,虽然树龄已有150年,正值花发,金光灿灿,香溢晴空。当时建筑,荡然无存,所幸前墙及“万梅花庐”门额尚在,同仁竞相摄影,以志留念。

  1909年陈陶遗出狱,会同柳亚子到张堰万梅花庐访见高天梅三人相见,痛饮三日,无日不酒,无日不诗,相与拍板南社成立的一应准备工作,约定由高撰宣言定宗旨;柳亚子写社例定社事;陈去病拟启事以资召集,此次万梅花庐的三人相会,就建立南社落实了所有具体事宜、南社呼之欲出了。

  1909年10月17日高天梅的《南社启》在上海《民吁报》上发表,呼唤国魂归来,扑满复汉,跃然在目。南社终于在11月13日沿着前年高天梅等5人吴门之游的路线,出阊门、买舟山塘,过五人墓,上虎丘,止于张东阳祠正式成立。其时高天梅的行动已被清庭严密监视,为顾及集会安全,他不得不避开南社成立大会,而抱憾未能出席。朱剑芒《我所知道的南社》中说“1909年南社在虎丘成立,他虽是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但在当时他的声名确比去病亚子为大,为了避免清政府侦伺,就使他不能参加。”

  南社的建立为“通过文学来开民智、救民德、换民心、振民气”创出一条崭新的道路。

  南社当年凝聚了一心一德的各界精英罗括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新闻出版家……多达一千多人,主要人物都是同盟会会员,为辅翼辛亥革命,起到了举足轻重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各种报刊发行之多,执全国之牛耳,笔政率多由南社社员主持,所有报刊杂志,无不成为南社的统一局面,后来人们惊叹“今日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乃是陈英士派的武治,南社的文治。”陈英士亦是南社社员,黄克强、姚雨平等叱咤风云人物,亦皆藉隶南社。南京政府成立后一个时期五院院长、中央党部秘书长,全部由南社社员充任。柳亚子有句称扬语:“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

  南社在近代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虽说以文会友,然而斗争之激烈,不亚于掷弹操戈。南社社员因以笔投枪、冲锋陷阵而南社在近代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虽说以文会友,然而斗争之激烈,不亚于掷弹操戈。南社社员因以笔投枪、冲锋陷阵而断头沥血者不乏其人,为求得民族生存而反清、反袁、反蒋、抗日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南社烈士。

  高天梅写诗,力主通俗创新,反对泥古,他认为“中国旧时所称的诗人,乃狭义的诗人,而非广义的诗人,若西国,则布龙(拜伦)、苏克斯比(莎士比亚),弥尔登诸人,称之谓世界大诗人者,非专指五、七言之韵语而言,凡一切有韵之文,传奇、脚本之类,皆包括在内,余谓如此尽其诗量。”又谓:“诗以明志,于同盟会后更倡设南社,固以文字革命为职志,而意不在文字间也。”

  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诗选、辞书对高天梅爱国主义的作品,持肯定态度。196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侠士行》、《盼捷》、《元旦》、《爱祖国歌》、《自题未济庐诗集》……等达十首。前介语说:“高旭的创作与他的革命活动紧密联系着,他称自己的诗是‘觉世书’,想用它,‘激起黄民热血濡’。……高诗有两种风格,抒发壮志,鼓吹革命的诗,抒情、说理交融一体,气势澎湃,富有鼓动性;慨叹革命的挫折和祖国的危亡的诗,则沉郁悲凉,感伤气氛很浓。屈原、杜甫、龚自珍对他的影响较大。”诗选前言中还说:“陈去病,奔走走北,从事革命活动。诗亦悲歌慷慨,表现了革命的激情。但他受旧格律的束缚较深,缺乏蓬勃的生动形象。高旭的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精神表现得比较充份,思想解放的多。他特别愤慨正统诗坛的‘伪朝伪社’和‘吟花弄月’的腐朽作风。他能够吸取新潮流的洪波,作了不少通俗诗歌,鼓动革命。这在南社人中是比较突出的。他的诗潮热情奔放,表现了对革命的迫切希望。”

  高天梅作了不少通俗诗歌,冲破了正统的旧诗格律,论者以为高诗长短句变化多端,短句只二、三言,而长句竟达23言,交杂错综,句式篇式均极奇特,实可称之为新诗之先驱。陈玉刚著《中国文学通史》把高旭的诗特列入“现代文学”章而不列入“清代文学”章。自亦有其一定道理。

  1993年上海市委宣传部主编,由文汇出版社发行了一册《爱国诗选100首》作为爱国主义教材。宣传部长金炳华以“爱国主义永远是我们强大的精神支柱”为题作序。序言中说:“该诗选注入了从《诗经》到近代几十位爱国诗人的爱国诗篇,足以代表历代诗文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映出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传统的源流。读后使人深感五千年文明实赖爱国主义精神为其支柱。”高旭的《爱祖国歌》入选,编者称:“该诗作于光绪28年(1903),当时正值戊戌政变后不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掀起之时,作者采用楚辞的句式和通俗歌词的创作方法,抒发了自己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和愿为创造祖国美好前途而勇于献身的精神。本诗意境宏阔,气势磅礴,情意深沉,文笔晓畅。富有爱国激情。”

  1999年3月20日台湾《世界论坛报》刊载一篇题为《清末革命文学的主要诗人——高旭》。谓:“天梅诗慷慨雄放,善作长篇古风,意气豪迈,句法奇特,有强烈的革命气慨,又多有新意,其所存最晚作于1919年,但其最重要的最好的都作于1903年至1911年间,最著名的代表作如《海上大风潮起放歌》、《路亡国亡歌》等均为长篇巨裂,有吞吐风云之概,而形成极参差变化之能事,读之令人血气翻腾,实允为辛亥革命诗之首席。称他为“在文学史上掀起了全国性革命文学风潮而形成为在新文学兴起前中国传统文学的最后高峰的主要代表人。”

  天梅公以身许国,百折不挠,挥泪泣雪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他的不朽著作,由其弟高基编成《天梅遗集》16集,选诗一千二百余首,于1934年刊成。为木刻线装本,可惜沧桑几易,今已稀有,即有人入藏,情商复印一册,喜不自胜。

  《天梅遗集》问世离高公逝世几已十年。天梅公生于1877年农历三月初五日殁于1925年农历七月初七日,时余仅二龄,其音容笑貌,从无记忆。我母告我曰:“你名过昌为外公所命赐”,盖当年毕生奋斗革命尚未成功,可以想见一名爱国者如何对国家昌盛兴隆企盼之殷也。

  当今国运昌隆,全球肃静,当年“俄熊英狮日蟒蛇”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足可告慰于前人苦苦求索者之灵。缅怀先人业绩,喜见泽惠人间,事溯从头,不胜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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