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康辛亥志士徐拱禄

　　徐拱禄，讳星环，1877年1月，出身于浙江永康金大塘村一贫苦家庭。幼年随父母迁居永康县城由义门外（现徐拱禄旧居附近）。七岁入私塾，经常因经济结据辍学，在家由父亲亲教。十岁丧父，父亲去世后由长兄督读，四书、五经之类的书。十五岁学徒,十九岁时与人合伙开刨烟丝店。甲午战争的枪炮声打破了他们的平静的生活，激发出极大的爱国热情，走上寻求强国富民的革命之路。

　　甲午战争时，徐拱禄只有十七岁，还在学徒中，在柜台前服务，初入社会。听到战败的消息时，十分振惊，无比沮丧。来买东西的客人中，各阶层人都有，聚集在一起，各抒已见，表达自己的真情。使徐拱禄真切感受到民众在哭泣、呐喊和抗争，是这样刻骨铭心。西方列强战后在中国恣意划分势力范围，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古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凡读点书的人都知道家、民族、国家之关联，都会有一种家国情怀和责任感。

　　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主义者，为国家命运，民族危之而大声奔走疾呼，发起戊戌变法运动，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当时甲午惨败后的中国，山河破碎，国将不国。初登政府午台的维新派志士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从思想启蒙到制度变改，从强兵富国到科举改革，大事要事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想不到维新人士所热衷的要务，除了政府变法之外居然是妇女的“不缠足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认为“缠足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之一，它导致妇女才智受到严重束缚，成为国家累赘，妇女若能去除缠足恶习，并得到相应教育，将成为国强种的重要推力。”“不缠足运动”是戊戌变法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戊戌变法运动期间，全国一共涌现了近百个各种名目的学会，无论那一个都不及“不缠足会”那样红火且持久，从封疆大吏张之洞到秀才童生，一时似乎都把“不缠足”当成了非办不可的要务，康有为初出茅庐第一件“维新事业”就是组织“不缠足会”，不缠足会则雨后春笋般四处绽放。

　　徐拱禄刚受到戊戌变法的影响，开始接受新思想、新知识，对日益恶化的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深感忧虑，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要求相当强烈。当然也受到“不缠足运动”的影响在永康与胡叔刚，以及志同道合的年青人一起共同自发组织了“大脚会”。这些发起和参与“不缠足运动”的志士都是不折不扣的男人，而且是当时在中国站在时代前列的男人。

　　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害。戊戌变法失败后，各地不缠足运动也就烟消云散。这小小的政治运动的初步尝试，确改变了徐拱禄的人生轨迹，踏上探索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人生历程。

　　中国人从此真正开始了民族觉醒，复兴中华而为历史的主旋律，社会各阶层民众以各自的方式拯救民族危亡。在这样的大时代的背景下，一个个大事件不断发生，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失败、戊戌六君子的惨遭杀害、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辛丑条约》的签订等，这一系列惨酷的事实，给中华儿女强烈的刺激，使他们目睹清王朝的腐败和外国势力的侵略，社会上一些爱国有志之士，受到戊戌变法的影响，使他们猛然惊醒，认识到维新派的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立志救国，投身革命，清政府失去一批倾向原体制内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早期民族主义也很流行，一方面为列强入侵，鼓吹民族自强，民族独立。为反清朝统治，鼓吹排满反清革命，逐渐趋于反清革命。与此同时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民主民权”、“自由天职”、“男女平等”等口号风传。这些都潜移默化着徐拱禄思想，逐渐萌生反清和民主革命思想。

　　二十世纪初，中国一批新式学人士，开始鼓吹尚武主义，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代表人物梁启超《论尚武》中定义是“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康有为号召人们变法图强，说“徒言文学，不足以救国，必兼习武事、方能御外侮。”现在是处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时代，中国民族如果不迅速拨掉文弱之恶根，洗雪不武之积耻，则20世纪的世界将无中国人种立足之地。徐拱禄在学习文化同时也开始习武，练拳午剑，寒暑无间，颇有功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磨练意志，从而战胜困难。起初练武仅为了能防身，后徐发愤苦练武功是有感于现实社会的不合理、不太平。要清除不合理、不太平，他觉得必须有侠肝义胆和高强的武功，做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除暴安民，抑强扶弱。在当时的他看来，习武可以强身，强身能保卫家园，报效国家，这也是施展抱负的一种途径，

　　徐拱禄和一起习武的朋友们得知玉山下葛庵主持大恺和尚在寺院内摆设拳坛，设坛练武。相约一起来到下葛庵，结识了这位大恺和尚，只见他大头方脸粗眉园眼，高大的身躯披一件黄色袈裟，酷似花和尚鲁智深。徐拱禄与大恺和尚一起学习大洪拳和少林矮桩拳，与众僧一起切磋技艺。当时与他一起学拳的还有铁店村的周双樵、周福章，溪头材的陈裕明，马塘村的周洪根，以及天台人陈锡智、陈喜昌等十多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大恺为了壮大革命力量，继续与清政府作斗争，与一批武师在下葛庵成立了“百子会”。将有武艺且立志推翻清政府腐败统治的人，均吸收为“百子会”成员。徐拱禄成为“百子会”的会员，授予一双“云头鞋”以作标记。

　　光绪三十年（1904）初，龙华会正会主沈荣卿获悉下觉庵大恺和尚，建有“百子会”，曾树起“官逼民反”的大旗，组织义师开展反清斗争，认为是争取的绝佳对象。于是，沈荣卿与袁成昌前往下觉庵，拜访大恺。大恺早想树旗“反清”，以不负师父玄觉遗命，无奈势力单薄，无力发动起义。仨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大恺“与魁鰲皆投入龙华会，为分部，隶属于沈荣卿名下”。大恺采纳了沈荣卿的建议，将“百子会”改为“九龙党”。

　　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九龙党”正式成立。制定出山入山的束贴，党内条规，党人执照等。其宗旨为“推翻清政府，复兴明王朝”。并以“仁义礼知信，忠孝节义廉，荣华富贵昌”15字作为编号组队。宣部将光绪三十年改为“兴洪甲辰元年”， 建号神乐王，宣布起义。九龙党各首领集结一起，祭起香案，歃血为盟，对天发誓，表示要“同生死，共患难”。从此，九龙党就公开打出“反清复明”旗号。与清庭对抗，打得不可开交，在金华地区影响甚广。

　　徐拱禄在会党中思想不断变化提高，从民族主义逐渐向资产阶级民主义转变。渐渐明白一个道理，国家兴亡，匹夫有则，男子汉大丈夫理应剑拯民于水火。救国救民必须反对清朝，“要反对清朝，一定要投入到反清洪流中去”，徐拱禄提议在永康城里最热闹的大街上，向民众宣讲资产阶级民主思想。1905年初，春节前，徐拱禄在永康城内集市上，毅然站上台子向民众宣讲民主，提高民众的认识，宣传民有、民治、民享的民权主义，不做封建君主专制的奴隶，不做古圣先圣贤的奴隶，不做天命的奴隶。提倡自由、平等、民主，使民众从世世代代的奴隶意识中解放出来。并倡导：男女平等，男人不留辫子，女人不缠足。他毅然带头剪去自已的辫子，后来遭到清政府的报复，烧毁烟店，无法生计，背井离乡 。

　　徐拱禄脚穿布鞋，身着兰色长布衫，手拿红色油纸雨伞，肩背用方布包了几件换洗衣服的袍袱。爬山涉水，徒步耒到杭州，找到永康会馆住下。听说浙江武备学堂正准备招考新生，招收新生不多，也就是30几名，报名的人不少，据说学生不仅不收学费和伙食费，而且每人每月给杂费五百文，这对经济结据的徐拱禄来说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是难得的机会，抱着姑且一试心情去应考，竞被录取，徐考进清朝末期举办的浙江武备学堂第五期。

　　开学那天，全校新旧学生在总办和教员率领下齐集在大厅礼堂（学堂仪门）行礼之后，跨进礼堂的徐拱禄抬头看见大柱上挂着一付很醒目的对联，是：“十年教训，君子成军，溯数千载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九世复仇，春秋之义，愿尔多士修鳞养爪，母忘寇盗满中原。”这副楹联用春秋九世复仇之义宣传排满革命思想（从顺治到光绪恰是九世），越国国王勾践，通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战胜吴国，复仇雪耻的史实；又以春秋九世复仇喻清王朝已历九世，现在是推翻清王朝的时候了。其中“寇盗满中原”的“满”字，也是语意双关，隐指满州贵族，并将与寇盗相提并论。饭厅还一对联：“平生之志，不在温饱；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对这两副楹联颇有戊戌政变六君子的意向，学生见之，革命之心油然而生。所包含的排满革命思想，武备学堂许多学生均能心领神会，听说是学堂总办（校长）伍元芝亲笔写的，由此可见武备学堂有较强的革命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