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卢作孚

辛亥革命网 2019-05-23 09:09 来源:重庆政协报 作者:卢国纪 查看:

我的父亲是合川人,1910年,他满怀爱国热情,在成都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1919年,他又在成都投入“五四”运动,同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一

  我的父亲是合川人,他1908年只身离开合川,步行前往成都刻苦自学,寻求救国途径。1910年,他满怀爱国热情,在成都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1919年,他又在成都投入“五四”运动,同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1921年,我的父亲为探索教育救国,应杨森的邀请到四川泸州去搞民众教育运动,仅半年即誉满四川,被称为“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

  1924年,我的父亲又去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民众教育,吸引了成都的广大市民参与,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起了各种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游艺场、动物园等设施,以十分生动活泼的形式,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

  1925年,我的父亲回到家乡合川,决心走实业救国道路。他约几个朋友募集资金创办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为宗旨。1926年,民生公司在上海建造的第一只船“民生”轮开回重庆,往来于重庆与合川之间。

  1927年,刘湘任命我的父亲担任北碚峡防局局长,我的父亲任职后,清除匪患,进行北碚地方乡村建设。他从民众教育着手,扫除旧风气,树立新风气,仅三年就将北碚建成了一个拥有工厂、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和北泉公园的现代化市镇,被誉为“中国西部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1929年,我的父亲被刘湘任命为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他采取巧妙办法,收回了祖国内河航行权。到1935年,外国轮船公司即全部退出了长江上游,民生公司已拥有了28只船,统一了川江航运并迅速发展,这就为抗日战争撤退运输和支前运输打下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1935年秋,我的父亲出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全力抓四川的建设,使四川有了初步的工农业基础。

  二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我的父亲出任国民政府大本营第二部副部长,并主持草拟抗战总动员计划。他当时在上海致电民生全体员工:“国家的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开始了”,“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1938年,我的父亲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全权负责撤退运输,他亲自指挥民生公司的轮船从上海撤退工厂到大后方四川,从南京撤退工厂、学校、政府机关和科研机构,从武汉撤退工厂到四川。1938年10月下旬,撤退的全部设备和人员都已撤完,集中在宜昌。武汉于1938年10月24日沦陷,我的父亲于最后时刻——10月23日才从武汉乘飞机到达宜昌,亲自指挥将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工业、轻工业、兵工厂、航空器材等9万多吨机器设备和3万多等待撤退到大后方的人员,在川江只剩下40天枯水期就要到来之前,利用民生公司在三峡地区创造的“三段航行”办法,全部撤退到了大后方,从而在重庆建立起牢固的工业基地,生产出一批又一批杀敌武器运往前线杀敌,挽救了抗战局面,挽救了中国的命运。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说:“这是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著名记者徐盈在他所著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中写道:“没有卢作孚,就没有民生公司,没有民生公司的牺牲和创造,或许没有抗战这种局面。”从1939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中,民生公司有16艘主力船被炸沉,牺牲船员117人,受伤致残船员76人,我的父亲和民生公司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1940年,我的父亲出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为解决战时前线军粮和大后方重庆的粮食紧张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10月,我的父亲作为中国代表团5个代表之一,到美国参加国际通商会议。接着他在加拿大借款造船9艘,其中6艘海轮,用于开辟海运,3艘江船,用于长江航运。从1947年陆续建成开回祖国。

  三

  1949年开始,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国民党当局逃往台湾,准备将100多只民生公司在长江上的轮船全部破坏,海船全部开到台湾。我的父亲在重庆和上海周密部署了长江上的轮船躲避的办法,直至1949年11月3日才离开重庆前往香港。我的父亲到香港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民生公司滞留在香港、台湾和在海上的21艘海船不遭到破坏,全部完好地开回祖国,参加祖国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这期间,他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与此同时,台湾也几次派要员到香港来找他,要他到台湾当“交通部长”。形势非常紧急。1950年6月10日,我的父亲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秘密离开香港,返回祖国,6月15日到达北京,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两次宴请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还向周总理提出,通过“公私合营”的办法,将民生公司交给国家。从1949年到1952年,在我的父亲的缜密安排下,民生公司滞留在海外的21艘江海船舶除一艘被炸毁,一艘被特务劫持到台湾外,全部开回到祖国。

  我的父亲于1950年10月回到重庆,尽全力恢复民生公司在长江的营运和积极为“公私合营”作准备。其间,他曾多次去北京见周总理,报告工作。周总理多次要他留在北京担任交通部部长,他都没有同意,他说:一定要把民生公司整理好了,交给国家,他才放心。

  四

  十分不幸,我的父亲在祖国建设非常重要的时刻,于1952年2月8日在重庆逝世,震惊了毛主席、周总理和他所有的朋友们、民生公司的员工们。我的父亲逝世后,他上无片瓦,下无寸地,没有留下任何财产。他的亲朋纷纷致电哀悼他,黄炎培先生著文哀悼他:“责在人先,利居人后,而不居功,而不求名”。梁漱溟先生称他“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圣哲焉”。晏阳初先生写道:“他是位完人,好处太多了,抗战期间,他生病了,他的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连这钱也没有。”五十年代初期,毛主席赞誉我的父亲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四个不能忘记的人士之一。

  回顾我的父亲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几乎前半生都花在办教育上,后来办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无论是办教育,还是办实业,他的目的都只有一个,为了祖国和人民。他给自己的子女遗留下来的,只有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忘我工作、无私奉献、艰苦朴素的光辉形象。

  五

  作为子女,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父亲生前对我们的教导。他教导我们为祖国建设、民族兴盛努力学习,忘我工作,不为名,不为利。他说:“学习的着要点在如何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和服务的本领,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做出最大成绩”。“即使做一个邮递员,也要做世界上最好的邮递员”。他教导我们要公而忘私,奉献而不索取,要求我们“在工作上和人比,在生活上不要和人比”。他教导我们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并自己以身作则,为我们作出了光辉榜样。我们一定要像我们的父亲生前曾经做过的那样,在各自的岗位上忘我工作,公而忘私,为振兴中华的中国梦而拼搏献身!

  谁也想不到,民生公司于1952年交给国家后32年,在改革开放后它又奇迹般地恢复了。1983年重庆被中央确定为第一个城市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胡耀邦总书记由武汉坐船到重庆视察,看到长江上只有少数几只船在航行,一江春水白白向东流。到重庆后,他向重庆市的领导说,要发展长江,必须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讲话中特别提到了我的父亲和民生公司。重庆市委、市政府为了贯彻落实胡耀邦总书记的指示,把我从重庆煤炭公司调出来,负责组建民生公司。在中央、重庆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帮助下,民生公司组建一个月后即开出了第一个船队,立即震动了国内外,包括台湾。民生公司发展非常迅速,创造了许多航运史上的新纪录,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括江运、海运、综合物流在内的大型企业,不仅帮助了重庆经济发展,也促进了海峡两岸的交流。

  我们是靠什么力量鼓舞民生公司职工努力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贡献的呢?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创业、拼搏献身”的民生精神,这是我的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来并全力贯彻的。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促使老民生公司职工勇往直前,不怕牺牲,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不朽的贡献。我的父亲公而忘私,为而不有,一切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怎么领导民生公司?我深信必须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生精神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而且是我亲自抓。目的是要培育一支德才兼备,勇于拼搏,勇于献身的职工队伍,当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像老民生人那样,勇于去战斗,去牺牲。我们作为父亲的儿女,一定要像父亲那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不谋私利,人是国家的,公司也是国家的。民生公司重建以来,我从未在民生公司领取过任何报酬,我的生活只是靠我原工作单位的退休金。我可以告慰我的父亲:放心吧,我会做一个好“邮递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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