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君陈裕时辛亥革命后事略(2)

辛亥革命网 2019-05-28 09:04 来源:宜昌市政协 作者:宜昌市政协 查看:

本文作者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九十高龄参事、陈裕时的长子。他曾任交通大学教授,之后从事藏文研究。解放以来,他按其记忆所及与其父挚、亲友对陈裕时事迹的回忆,撰写此文。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声称恢复共和,继任总统。先君与至友黄恺元则联袂返乡,不愿出仕,后黄恺元出家为僧。在杭州一小庵内修闭关法,因病圆寂。先君陈裕时亦在家学佛,参访汉、蒙、藏佛学大师,颇为虔诚,在抗日战争时期,因病死于重庆。

  文化大革命前阅读《全国文史资料选辑》各辑和《辛亥革命回忆录》,其中有些涉及先君陈裕时元伯先生。当时,曾就我少年和以后所见所闻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和倒袁世凯等政治活动乃至以后学佛经过,尚能忆及者,写了几则,分寄先君挚友韩大载先生、何遂姑父和族至陈雪涛,请提供意见,备作文史资料的参考。他们提供了新的资料,但也有些分歧须互相商榷的地方。正酝酿四人合写求得一致,而文化大革命起,因而停顿。在文革中,原稿有些散失,上述诸人也陆续去世。在此情况下,我重写有关资料,颇费周折,其分歧处,不敢擅作去取,故择要注出,以备异日有了资料,再行决定。

  先君与无名英雄胜海舟

  先君的政治和学佛活动,较少告诉我,即说,亦甚简略。犹忆1924年10月间我将去英国,临别时他告诉我说:“美国是个没文化、拜金主义的国家,你去了染上拜金习气,不好,所以不叫你去。英国数百年来,国势强盛,其治国之道可以学。至于我个人平生无恩怨,但在政治上吃过大亏。”“大亏”是什么,他没说,我也不便问。

  另外,民国元二年(1912年、1913年),我随先君住在南京李相府第八师军官宿舍。他那时是第八师十五旅旅长兼第九混成旅旅长,告诉我说:“诸葛亮忠诚谋国是好的,要知道,华盛顿功成不居也是好的。世间上有名英雄要人做,无名英雄也要人做,我来做个无名英雄好了。”又把一本汉译《胜海舟传》叫我看。

  胜海舟是日本“明治维新”功臣之一。其初师事荷兰人学海军,后作幕府臣,完成江户和平交移的任务,周旋于朝廷幕府之间,拯救了江户免遭兵火灾难。现在想来,先君之所以要我看《胜海舟传》是否暗示他和他的侪辈,鉴于中国当时内外情势,应用胜海舟在明治维新的内外情势处理问题的策略而进行政治活动?

  先君北上见袁世凯前后

  1934年夏秋之交,我在场听到先君在南京中央饭店客厅和方声涛、杨树庄、王孝缜三人话旧。他说:“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派段祺瑞南下,遍访京沪南方军政名流。段返京向袁汇报时,袁问:‘孙文如何?’段答:‘不行。’问:‘黄兴?’答:‘不行。’问:‘宋教仁等如何’,段均答以不行。袁诧异,说:‘如何则南方无人乎?’段说:‘有陈裕时其人,在幕后主持一切。’以后,我到北京见袁世凯。返南京时向袁辞行,说:‘请总统指示,回南京后如何办事?’袁哈哈一笑,用手摸抚我背说:‘老弟!你带着南方一般兄弟好好玩吧!’我顿时浑身冷汗直流,即乘津浦铁路火车南下。袁派刺客伺击,到南京我即乘轮赴沪,刺客尾随我后,给日本友人挡住,才免于难。以后我到北京,见段几次。前两年我还到天津去看他,已有点昏瞆矣。”(众笑)少顷,他又叹口气说:“我们把赵二哥(赵恒惕)弄到湖南,想不到他只顾干他自己的事去了。”

  先君动员陈宧反袁故事

  1948年年底,我和弟弟陈克威先后回到宜昌,新年在舅表兄王慕邹处过节。酒茶之余,王兴奋地谈了以下故事。

  陈二庵(宧)第一次讨袁失败后入川时,路过宜昌。当时先君(陈裕时)闲居宜昌,陪二庵游玩三天。他与二庵计议,劝陈虚与袁世凯应酬,取得实力。之后(指袁世凯公然称帝之后),先君从湖南回宜昌,将密信缝于瓜皮帽中,并将陈宧的参谋长刘杏村的照片带上,嘱王入川见刘参谋长面交此函。王到成都求见刘,门房不肯通报。王吵闹,有副官出问,王说明来意。副官引见刘,王取出像片校对不误,乃将头戴瓜皮帽取下交刘请拆看。刘转告二庵,二庵回信托王返交先君。王据以说明,“二庵反袁,先君确起一定作用”。

  王以前还说过:先君脱离南京第八时师,手头有现洋十万元交与了第八师。那时有人谋劝先君作副总统,他不愿意;民党要讨伐袁,他反对。以致民党说他通袁。及癸丑战事爆发,他又到前线犒军,鼓励士气,袁又疑他。这一来,“搞得两面都不讨好”,言下有点惋惜。克威与王在1960年和1970年先后去世,当时详细过程,无从再问,故只就所忆及者写出。

  关于先君说汤芗铭反袁事

  1958年夏,陈性白先生(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常住忠县)来蓉游玩,他谈出当时先君在湖南长沙劝说汤芗铭反袁事。

  “袁称帝后,他(先君陈裕时)到长沙说汤芗铭反袁。汤不肯,他一怒走上海,住黄梅生(黄恺元之兄,商人)宅。时芗铭兄长汤化龙(济武)也住黄处”,说:‘你为何把老四(芗铭)丢在湖南不管?’他说:‘老四不听话。’济武说:‘我写信给老四,要他听你的话。’汤信由性白带到长沙,交汤芗铭,汤遂电请他到长沙,他要汤通电反袁。汤拟好电稿,他认为不行,乃通宵亲拟电稿,督促汤发电报后星夜赶回宜昌,再策动陈宧反袁。”

  当时,我曾再三劝性白(性白,名文中,宜昌人,在日学法律,民国初年在武汉行律师业,是先君密友)写出这一段文史资料。他有顾虑,说:“为当道所忌”,不肯写。数年后,他在忠县去世。1962年,我托族侄陈雪涛就近问芗铭先生本人,性白所说,究竟如何。汤答以不符事实,联系人是黄葆昌(恺元)。以后我到北京,雪涛笑对我说:“葆昌在长沙还不是跟大爷爷在长沙一样。”芗铭先生还嘱雪涛转告,在湘反袁事,他已经写了(汤文我未见),要我们不必再写。但韩大载先生说:“四爷(汤芗铭)老了,忘性大,尊大人确在长沙,因倪嗣冲兵开到湖北,他要带兵打倪,我听了几次,是这样说的。”为此,雪涛申辩说: “……由于一,汤四犹疑不决时,确实是因汤大一封严重警告的信说要听元白的话……才作最后决定的,这事不久前我还亲自去问过汤四爷……他自己也是这样承认的。他并说,葆昌住在他署内,元白常来常住……但未说性白送信给他……”似此,性白所说“送信”这段事,只好作一悬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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