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君陈裕时辛亥革命后事略(3)

辛亥革命网 2019-05-28 09:04 来源:宜昌市政协 作者:宜昌市政协 查看:

本文作者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九十高龄参事、陈裕时的长子。他曾任交通大学教授,之后从事藏文研究。解放以来,他按其记忆所及与其父挚、亲友对陈裕时事迹的回忆,撰写此文。

  关于袁世凯“中二陈汤之毒”的种种解释

  袁世凯称帝引来全国人民的声讨,因此气极而死,当时舆论界有“袁死于二陈汤”的说法,何谓“二陈汤”?本系中医药方名,本无毒性。但传袁之死系因二个陈一个汤的反对而死,故藉用“二陈汤”药名。关于“二陈汤”之二陈之一为陈宧,其另一陈为谁颇有争论。有的文史资料中说是陈树藩,另有报纸说是陈炳焜。何遂与陈雪涛则列举事实说明非陈树藩,陈雪涛则更举事实辩明非陈炳焜(三人辩论从略),而当属暗中奔走不出名的陈裕时。而实际上正如陈雪涛说,袁世凯之死是举国人心的反对,二陈汤不过为催命剂,至于“汤”与其说是汤芗铭不如说是汤化龙,因汤四(芗铭)因汤大(化龙)之信才决定反袁的,因此汤化龙1918年8月游美时为保皇派暗杀,而汤四在国内反而无事。

  我所知道的先君的至友与同事

  民国元、二年,我一家住在南京李相府第八师军官宿舍。就我记忆所及,先君同事住在宿舍的有陈之骥、赵恒惕、黄恺元、王孝缜、刘建藩、李浚、胡玉成、张厚琬、全恕(全敬存)、张华辅、吴和宣,何遂与我姑母陈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林部部长何康之母)是在这里结婚的,蒋作宾也是在这里和张女士结婚的。袁华选虽然是参谋长,但一家却常住上海,第八师的军医是日本人须藤,常住八师军营里,随着癸丑之役失败,第八师瓦解。各人各家也随之各奔前程。何遂和赵恒惕早就离开南京,其他大多数逃亡到日本避难。以后陆续回国。现在已经过七十年了。但我对他们的印象还很深刻。他们的下落,在写文史资料时不免要查查国内国外有关资料。

  陈之骥,字叔良,今河北省河间人,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学生,“丈夫团”(同盟会外围组织)成员,冯国璋大女婿,个头高大白胖,带托力克眼镜,性情有点暴躁,与先君、黄恺元、李根源、张继等相友善。南京政府任为第八师师长。通过冯国璋关系对第八师的饷械编制扩充……大有所资助。癸丑讨袁失败,为了维持第八师实力的保存,曾与冯数度接洽。更因与先君黄恺元等主张“待时而动”,曾被“急进派”扣上了通袁、投袁的帽子。而又成为袁世凯北京政府通缉案中人,后来虽由冯国璋关系销案,而仍和同志们亡命日本年余始归。当冯国璋继任总统,他大有高官厚禄的机缘,但陈甘愿保存革命气节人格,勿愧对同志,甘在天津以小本经营油漆业,自食其力,不再入仕途,以迄解放。1961年春节后,我到北京探望何遂姑父和姑母陈坤立时,姑母说:“叔良现在天津,八十岁了,党对他好。”但我没去看他。

  先君至友黄恺元,宜昌人,钜万财产,皆供与盟兄陈裕时等作了地下革命运动经费,其它事迹,将写专题,兹不详述。他也是士官五期生“丈夫团”成员。

  王孝缜,号勇公又号允恭,福建人,士官五期生,“丈夫团”成员。第八师的一个团长,……亡命日本。以后又至日本陆军大学研究,后在南京“国民政府”参军处当过参军。据说1922年苏联大饥饿,他参加中国红十字会赴苏救济。当时苏联因内战之后继以天灾,情况颇为惨重,但他思想反而有点左倾,同情苏联。解放后住在重庆张家花园,听说有点精神异常。我没去看他。

  张厚琬,是张之洞的孙子,士官生,恂恂儒雅,炮兵团长(?)以后情况不明,《现代支那人名鉴》说他一直在东北任军职。东北沦陷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南逃找于右任谋个职位。于右任青年时期即搞革命,为满清官吏捕获,张之洞却释放了他(陈雪涛说,张之洞这类事还多),资助他逃往上海。张厚琬因祖父有救于右任性命的关系,所以才来找他,但于右任闭门不见(王孝缜说)。1938年春他在长沙,赵恒惕、王孝缜、先君等宴请他,他已五十多了,头发稀落,心情悲愤,以后不知何往。

  全恕,敬存,湖北宜昌人,士官第五期,第八师的炮兵营长,文弱的瘦个子,喜作诗,后来加入青年党与余家菊、陈启天友善,在蒋介石那里当了“国大代表”、“勘乱委员”,宜昌临近解放时,他首先酝酿欢迎解放军,但后又逃到四川,四川解放后,不知何往,有说死在少数民族地区。

  张华辅,士官第六期,湖北人,第八师团长。1933年我到了南京,去李相府一游,引发我童年的回忆。相府虽在,人物已非,相府也改成“训练总监部”了。张却在那里,已是“将”字号。抗日战争时我在重庆听说他对宜昌之被日寇攻陷大发牢骚,说:“守军多于日军,大炮一律是新式德国造,比日军的大炮优良,却一下就被攻下,是什么训练和指挥!”

  至于我那时准备考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后改交通大学)的附属高等小学,考取了就去住校读书,寒暑假回南京来,只能断断续续、零零星星见到或听到八师军官宿舍内的情况,例如:八师试验丹麦式的机关枪,先君责令我抄写军用电码密码本,又见先君笑容满面地与同事们说:“我们这一师训练得可以与日军作战了。”

  先君镇压南京兵变的一二情况

  当南京成立临时革命政府时期,江西军队哗变,抢劫南京商民。当时,我们一家正在吃饭,先君听得报告,一跃而起,拖着我就往外跑。在门口遇见骆和尚(第八师军官宿舍门房工人),就把我向他一推说:“如果我不回来了,就孩子就交给你了”,说完头也不回就出外走了。我望着他的背景,心中不禁惨然。后来,听得住在八师军营的二舅表兄王宗孟悄悄对我说:“他(指先君陈裕时)对变兵弹压得毫不容情。”

  (本文作者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九十高龄参事、陈裕时的长子。他少年随父生活,后留学日本、比利时等国,返国后,曾任交通大学教授,之后从事藏文研究。解放以来,他按其记忆所及与其父挚、亲友对陈裕时事迹的回忆,撰写此文。1987年宜昌县政协文史委专人前往四川拜访陈济博先生,征集到这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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