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辛亥元勋熊秉坤

辛亥革命网 2016-09-02 13:29 来源:文史精华 作者:文史精华 查看:

熊秉坤的独子熊辉先生说:“先父史绩,国人多已耳熟能详,我就谈谈周总理对先父及我们全家的深切关爱吧。”

  熊秉坤乃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功臣。他是湖北省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人,1884年生,字戴乾,曾名祥元,又名忠炳。武昌起义时,他亲率新军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打响了第一枪,随又率敢死队攻占清廷督署;在阳夏战斗中,誓死保卫新生政权。史学家称他是一位忠贞不渝的共和卫士,武昌起义第一枪的制造者,武昌起义的组织发动者,新生政权的英勇捍卫者,高风亮节的民主革命勇士……而湖北的父老乡亲们则口口相传,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辛亥首义元勋“熊一枪”。

  孙中山在1919年撰写国庆贺词时,提笔即谓:“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发难之日乎?”熊秉坤由于首义有功,后来擢升陆军少将,成为混成旅旅长。1913年,熊秉坤鄙弃袁世凯的高官厚禄,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先组织改进团,后任鄂中司令。失败后,流亡日本,加人中华革命党。护法运动期间,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高级副官、代参军长等职。为实现孙中山先生宿愿,谋求中国统一,回到武汉进行策反,时遇二七大罢工,根据当时湖北武汉中共的工作负责人张国焘回忆录称:当时党的最后一次会议地点,因被敌人发现,临时改在辛亥革命元老熊秉坤先生家召开;熊秉坤既作了掩护者,又作了参与者,他的发言,表露了他敢打敢拼、视死如归的性格。

  2001年恰逢辛亥革命90周年。庆典前夕,笔者专程拜访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湖北省委员会原副秘书长——熊秉坤的独子熊辉先生,想请他谈谈熊秉坤的史绩,以介绍给读者朋友。熊辉生于1927年,原本是家中的第7个孩子,但上面的6个姐姐全都在战乱颠沛中早夭了。因而他不仅是熊秉坤的独子,更是其惟一长大成人传有后嗣的独苗;并且熊家从熊秉坤的父亲开始,到熊辉这一代为止,已是三代独苗单传了。鉴于近来有人借助某些传媒声称是熊秉坤的侄子,熊辉笑着对笔者说:“那纯属子虚乌有。如果方便的话,请借你的笔代我声明一下。”接着,熊辉笑道:“先父史绩,国人多已耳熟能详,我就谈谈周总理对先父及我们全家的深切关爱吧。”于是,笔者录下了熊辉先生的以下回忆:

  父亲曾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开创期间,他结识了周恩来。北伐成功,国共却分家了,从此天各一方。周恩来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父亲则一度担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兼任武昌市市长。1931年后,父亲长期挂名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46年退役。解放战争期间,父亲通电反对独裁,推进和平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常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受到各级党组织无微不至的照顾,尤其是周恩来总理体贴人微的关怀。

  早在50年代,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于百忙之中,来到我家,转告了周总理关怀之情,并让我家搬到水果湖张家湾居住。父亲当即诚挚地感谢周总理及张省长的美意,并说:我已古稀,垂暮之年,一切都不讲究,不必再迁新居,后人也自有后人福,无须考虑他们;何况国家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处都在搞基本建设,需把钱用在基建上,国家富了,民族兴旺了,儿孙们自然也受惠其中。张体学笑道:熊老,看来你真是一个廉洁自律者,一生两袖清风,安于清贫淡泊,给你房子不要,舍不得这既破又老的房子,你时刻记得国家和人民;我们共产党人讲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你也有这民族传统美德,我们真是好朋友,真是同心连根的一家人!走时,张省长再次劝父亲迁移新居,父亲婉谢。张省长见此情景,只好派人将先父住屋予以修缮。在修缮中,父亲也只同意将屋面漏雨之处重点修缮,任何装饰一律辞谢。

  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父亲作为全国纪念会的筹委和湖北推选出的辛亥革命志士代表,参加了北京盛典。国庆宴会上,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得知父亲也出席这次宴会,便向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表露想见父亲一面,张立即禀报周总理,总理欣然同意。“末代皇帝”来到父亲面前,高举酒杯说:“辛亥革命,你打响了第一枪,可称盖世英雄,了不起,推翻了封建统治,打倒了我这个当年还是小孩子的皇帝,让我能顺应历史潮流,改造为新人。为表达谢意,容我敬你一杯。”父亲则谦逊地回答道:“承当不起,我们过去是夙敌,你是皇帝,我是乱民;今天是共产党领导,冤家路宽,大家择善而从,成了朋友,都做了新人。新人做新事,让我们为国家昌盛,民族兴旺共同干杯。”此后,周恩来又精心安排组织了溥仪等人与我父亲等革命党人的正式会见。这一会见成为旷古未闻的历史性会见,是一次奇人奇事奇会的“三奇”会,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1964年,全国政协开会,组织上特许我陪同父亲前往。湖北省的委员都住在民族饭店。记得有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张广才,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建国前国民党最后一任湖北省主席朱鼎卿,建国后任武汉市副市长的民建武汉市委副主委孙耀华,还有著名汉剧艺术大师、须生泰斗吴天保……他们一起应邀出席了周总理主持的国宴。父亲因饮酒过量,回到饭店,显现出一副醉态。孙耀华等几位对我说,你父亲今晚太高兴了,多喝了几杯,吃醉了。张副司令员哼着楚剧《蔡鸣凤》走过来说:“嘿,你父亲今天风头出足啦!”我紧张地问道,是否酒后失态。他们哈哈大笑起来。孙耀华说:“周总理到湖北这边打招呼,与你父亲握了手,又一同坐下来谈天,我们这些人都只能在一旁静听。”吴天保说:“像跑龙套的站立两厢。”朱鼎卿说:“大家列队行注目礼。周总理走后,大家为你父亲高兴,称道你父亲为湖北添光增彩,还都知道你父亲是海量,你一杯,我一盅,喝多了。”

  父亲通宵睡得很香。第二天大早一醒来,就对我说:“周恩来总理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宴会上那么多人,那么忙,他各处都事无巨细地照顾到了,到了湖北这边与大家干杯后,拉我坐下来,肩并肩地谈家常,让人感到他是那样的伟大,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挚诚。身为一国总理,一点儿官气也没有,毫无架子可言。过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了得?怎么会与我促膝而谈?我在过去,家里应该是高朋满座,可被打入冷宫,无人问津,而今居然能和当朝‘宰相’坐在一起……”我急忙问父亲,周总理说了些什么?父亲说:“那真是体贴人微,问我血压,问我心跳,问我住得怎样,吃得怎样,过得怎样,到北京习不习惯,问你们在哪里工作,问有几个孙儿孙女……”

  俗话说,好男有泪不轻弹,可父亲这时哽咽起来,他说:我活了80岁,哪有什么泪水不泪水;可昨天,两个眼睛都湿了,心要跳出来了,血像烧开了的水,人如同在梦里一样;周总理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这时哪里又说得出一句话来,只是摇头连说不不不,连谢一声都没说。我太糊涂,太对不起周总理,太抱歉了。后来周总理对我说:我前几年的许诺,会放在心上,你在湖北,有事还是找找张体学,方便一些。我赶紧说,张省长是个好省长,很关心我的。周总理听了,满意地点点头,并让我有什么要求大胆地讲,包括个人及儿孙的。我连忙回答道,个人及家庭的绝对没有,要有就是希望早日建成辛亥革命纪念馆。周总理连连点头说:提得好,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继承者。我们肯定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歌颂辛女革命,要把这一可歌可泣的历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让全国人民了解和知道。辛亥革命不仅是改朝换代,推翻了封建,废除了专制,打倒了皇帝,更主要的是人们在精神上、思想上获得空前大解放,共和深入人心,反对皇帝,反对独裁,为以后的革命发展,开辟了道路。没有一百多年来诸如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梦寐以求地追求真理,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周总理还说,辛亥革命是国共两党的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共同点,促进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都需要有这么一个辛亥革命纪念馆,应当积极筹备。

  我问父亲:“周总理说答应你的事会放在心上,是什么事?”父亲幸福而又神秘地一笑说:“现在还不到告诉你的时候。”

  1969年,父亲病危。当时高于病房被取消了,连一般病房的医治与护理也被打乱。张体学虽担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第三把手,但仍有时时被揪斗的风险。他不好对医院下命令,而是设法示意让医院为父亲改善医疗条件。医院立即以抢救重病号为名,封闭了一个楼梯转角,辟成一个临时单间病房,加强了医疗与护理。又让我已下乡当知青的长子熊永铸请假回城,与我日夜轮流照顾。这时,父亲告诉我:“你曾经问过的一件事,现在该告诉你了。1959年春,全国政协开会,周总理邀约了部分年岁较大的委员开座谈会,鼓励大家把自己亲身经历,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记下来留给后人。他说,这是一笔财富,了不起的财富,可以让后人借鉴、学习,从中吸取经验,接受教训,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祖国统一服务。总理祝愿大家健康长寿。他说,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自然规律,人人有份,十分公平,谁也有这白的喜事到来的一天。大家已是高龄,时不待人,错过了时机,就再也无法挽回损失,因此希望老先生们在有生之年,写些东西留给后人。在座的百年之后,我尽量提供服务……散会时,周总理又特意对我说,你老在外地,找张体学就行。”父亲讲到这里,稍停又接着说:“到时候,你去找张省长,报个丧,不必也不要提要求和照顾。”

  父亲去世是在1969年5月31日下午5时左右。我遵照遗言,找到时已古稀之年的陶述曾副省长,他领我到省政府办公厅秘书长等领导家中,可就是无法与张体学联系上,他们都感叹地说,熊老死得太不逢时了。这时,已是夜晚10点,我送陶老回家后,无可奈何但又抱一线希望地与好友到湖北省革命委员会门前傻等。刚去,警卫还误认为是去静坐的,后来了解情况后,得到了理解与支持。深夜两点前后,我们拦住了时为“抓革命促生产”负责人的丁力,说明情况,他先让我们在门前等候5分钟后,将我们请入了会客厅,转告了张体学的意见:熊老生前,周总理十分尊重和关心,丧事要报周总理;先用小车送你们回家,并问有什么要求。我回答道:“没什么照顾要求,是骑自行车来报丧的,不必用小车送了。”丁力说是体学同志的意思。于是,我们坐小车回到家中。第二天一大早,果由以后曾担任参事室主任的安平等几位同志来到家中,代表张体学及组织慰问家属,并传达了周总理四点指示:①安葬在武昌九峰烈士陵园;②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操办丧事,赠送花圈;③开追悼会,报纸电台发布讣告和消息;④慰问家属,听取意见。自此以后,我当了甩手“孝子”,省革命委员会操办一切丧事。只是在临开追悼会时,突然改为告别仪式。张体学带口信来:“很想亲自主持参加,但不太方便,以后有机会到家中看望,务望节哀。”这时,我知道了体学同志有难处,,也不再提任何异议,因为一切都是徒劳的。告别仪式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湖北军区司令员、老红军韩宁夫主持。参加告别的父辈们,既感伤失去了一老友,又庆幸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在浩劫中被允许聚会相见。

  话到此处,熊辉先生稍稍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又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有幸参加民革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并一起合影留念。我深深感受到党的优良传统又回来了,党的统战工作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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