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辛亥元勋熊秉坤

　　熊秉坤乃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功臣。他是湖北省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人，1884年生，字戴乾，曾名祥元，又名忠炳。武昌起义时，他亲率新军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打响了第一枪，随又率敢死队攻占清廷督署；在阳夏战斗中，誓死保卫新生政权。史学家称他是一位忠贞不渝的共和卫士，武昌起义第一枪的制造者，武昌起义的组织发动者，新生政权的英勇捍卫者，高风亮节的民主革命勇士……而湖北的父老乡亲们则口口相传，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辛亥首义元勋“熊一枪”。

　　孙中山在1919年撰写国庆贺词时，提笔即谓：“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发难之日乎?”熊秉坤由于首义有功，后来擢升陆军少将，成为混成旅旅长。1913年，熊秉坤鄙弃袁世凯的高官厚禄，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先组织改进团，后任鄂中司令。失败后，流亡日本，加人中华革命党。护法运动期间，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高级副官、代参军长等职。为实现孙中山先生宿愿，谋求中国统一，回到武汉进行策反，时遇二七大罢工，根据当时湖北武汉中共的工作负责人张国焘回忆录称：当时党的最后一次会议地点，因被敌人发现，临时改在辛亥革命元老熊秉坤先生家召开；熊秉坤既作了掩护者，又作了参与者，他的发言，表露了他敢打敢拼、视死如归的性格。

　　2001年恰逢辛亥革命90周年。庆典前夕，笔者专程拜访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湖北省委员会原副秘书长——熊秉坤的独子熊辉先生，想请他谈谈熊秉坤的史绩，以介绍给读者朋友。熊辉生于1927年，原本是家中的第7个孩子，但上面的6个姐姐全都在战乱颠沛中早夭了。因而他不仅是熊秉坤的独子，更是其惟一长大成人传有后嗣的独苗；并且熊家从熊秉坤的父亲开始，到熊辉这一代为止，已是三代独苗单传了。鉴于近来有人借助某些传媒声称是熊秉坤的侄子，熊辉笑着对笔者说：“那纯属子虚乌有。如果方便的话，请借你的笔代我声明一下。”接着，熊辉笑道：“先父史绩，国人多已耳熟能详，我就谈谈周总理对先父及我们全家的深切关爱吧。”于是，笔者录下了熊辉先生的以下回忆：

　　父亲曾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开创期间，他结识了周恩来。北伐成功，国共却分家了，从此天各一方。周恩来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父亲则一度担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兼任武昌市市长。1931年后，父亲长期挂名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46年退役。解放战争期间，父亲通电反对独裁，推进和平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常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受到各级党组织无微不至的照顾，尤其是周恩来总理体贴人微的关怀。

　　早在50年代，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于百忙之中，来到我家，转告了周总理关怀之情，并让我家搬到水果湖张家湾居住。父亲当即诚挚地感谢周总理及张省长的美意，并说：我已古稀，垂暮之年，一切都不讲究，不必再迁新居，后人也自有后人福，无须考虑他们；何况国家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处都在搞基本建设，需把钱用在基建上，国家富了，民族兴旺了，儿孙们自然也受惠其中。张体学笑道：熊老，看来你真是一个廉洁自律者，一生两袖清风，安于清贫淡泊，给你房子不要，舍不得这既破又老的房子，你时刻记得国家和人民；我们共产党人讲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你也有这民族传统美德，我们真是好朋友，真是同心连根的一家人!走时，张省长再次劝父亲迁移新居，父亲婉谢。张省长见此情景，只好派人将先父住屋予以修缮。在修缮中，父亲也只同意将屋面漏雨之处重点修缮，任何装饰一律辞谢。

　　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父亲作为全国纪念会的筹委和湖北推选出的辛亥革命志士代表，参加了北京盛典。国庆宴会上，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得知父亲也出席这次宴会，便向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表露想见父亲一面，张立即禀报周总理，总理欣然同意。“末代皇帝”来到父亲面前，高举酒杯说：“辛亥革命，你打响了第一枪，可称盖世英雄，了不起，推翻了封建统治，打倒了我这个当年还是小孩子的皇帝，让我能顺应历史潮流，改造为新人。为表达谢意，容我敬你一杯。”父亲则谦逊地回答道：“承当不起，我们过去是夙敌，你是皇帝，我是乱民；今天是共产党领导，冤家路宽，大家择善而从，成了朋友，都做了新人。新人做新事，让我们为国家昌盛，民族兴旺共同干杯。”此后，周恩来又精心安排组织了溥仪等人与我父亲等革命党人的正式会见。这一会见成为旷古未闻的历史性会见，是一次奇人奇事奇会的“三奇”会，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1964年，全国政协开会，组织上特许我陪同父亲前往。湖北省的委员都住在民族饭店。记得有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张广才，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建国前国民党最后一任湖北省主席朱鼎卿，建国后任武汉市副市长的民建武汉市委副主委孙耀华，还有著名汉剧艺术大师、须生泰斗吴天保……他们一起应邀出席了周总理主持的国宴。父亲因饮酒过量，回到饭店，显现出一副醉态。孙耀华等几位对我说，你父亲今晚太高兴了，多喝了几杯，吃醉了。张副司令员哼着楚剧《蔡鸣凤》走过来说：“嘿，你父亲今天风头出足啦!”我紧张地问道，是否酒后失态。他们哈哈大笑起来。孙耀华说：“周总理到湖北这边打招呼，与你父亲握了手，又一同坐下来谈天，我们这些人都只能在一旁静听。”吴天保说：“像跑龙套的站立两厢。”朱鼎卿说：“大家列队行注目礼。周总理走后，大家为你父亲高兴，称道你父亲为湖北添光增彩，还都知道你父亲是海量，你一杯，我一盅，喝多了。”

　　父亲通宵睡得很香。第二天大早一醒来，就对我说：“周恩来总理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宴会上那么多人，那么忙，他各处都事无巨细地照顾到了，到了湖北这边与大家干杯后，拉我坐下来，肩并肩地谈家常，让人感到他是那样的伟大，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挚诚。身为一国总理，一点儿官气也没有，毫无架子可言。过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了得?怎么会与我促膝而谈?我在过去，家里应该是高朋满座，可被打入冷宫，无人问津，而今居然能和当朝‘宰相’坐在一起……”我急忙问父亲，周总理说了些什么?父亲说：“那真是体贴人微，问我血压，问我心跳，问我住得怎样，吃得怎样，过得怎样，到北京习不习惯，问你们在哪里工作，问有几个孙儿孙女……”

　　俗话说，好男有泪不轻弹，可父亲这时哽咽起来，他说：我活了80岁，哪有什么泪水不泪水；可昨天，两个眼睛都湿了，心要跳出来了，血像烧开了的水，人如同在梦里一样；周总理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这时哪里又说得出一句话来，只是摇头连说不不不，连谢一声都没说。我太糊涂，太对不起周总理，太抱歉了。后来周总理对我说：我前几年的许诺，会放在心上，你在湖北，有事还是找找张体学，方便一些。我赶紧说，张省长是个好省长，很关心我的。周总理听了，满意地点点头，并让我有什么要求大胆地讲，包括个人及儿孙的。我连忙回答道，个人及家庭的绝对没有，要有就是希望早日建成辛亥革命纪念馆。周总理连连点头说：提得好，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继承者。我们肯定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歌颂辛女革命，要把这一可歌可泣的历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让全国人民了解和知道。辛亥革命不仅是改朝换代，推翻了封建，废除了专制，打倒了皇帝，更主要的是人们在精神上、思想上获得空前大解放，共和深入人心，反对皇帝，反对独裁，为以后的革命发展，开辟了道路。没有一百多年来诸如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梦寐以求地追求真理，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周总理还说，辛亥革命是国共两党的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共同点，促进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都需要有这么一个辛亥革命纪念馆，应当积极筹备。

　　我问父亲：“周总理说答应你的事会放在心上，是什么事?”父亲幸福而又神秘地一笑说：“现在还不到告诉你的时候。”

　　1969年，父亲病危。当时高于病房被取消了，连一般病房的医治与护理也被打乱。张体学虽担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第三把手，但仍有时时被揪斗的风险。他不好对医院下命令，而是设法示意让医院为父亲改善医疗条件。医院立即以抢救重病号为名，封闭了一个楼梯转角，辟成一个临时单间病房，加强了医疗与护理。又让我已下乡当知青的长子熊永铸请假回城，与我日夜轮流照顾。这时，父亲告诉我：“你曾经问过的一件事，现在该告诉你了。1959年春，全国政协开会，周总理邀约了部分年岁较大的委员开座谈会，鼓励大家把自己亲身经历，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记下来留给后人。他说，这是一笔财富，了不起的财富，可以让后人借鉴、学习，从中吸取经验，接受教训，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祖国统一服务。总理祝愿大家健康长寿。他说，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自然规律，人人有份，十分公平，谁也有这白的喜事到来的一天。大家已是高龄，时不待人，错过了时机，就再也无法挽回损失，因此希望老先生们在有生之年，写些东西留给后人。在座的百年之后，我尽量提供服务……散会时，周总理又特意对我说，你老在外地，找张体学就行。”父亲讲到这里，稍停又接着说：“到时候，你去找张省长，报个丧，不必也不要提要求和照顾。”

　　父亲去世是在1969年5月31日下午5时左右。我遵照遗言，找到时已古稀之年的陶述曾副省长，他领我到省政府办公厅秘书长等领导家中，可就是无法与张体学联系上，他们都感叹地说，熊老死得太不逢时了。这时，已是夜晚10点，我送陶老回家后，无可奈何但又抱一线希望地与好友到湖北省革命委员会门前傻等。刚去，警卫还误认为是去静坐的，后来了解情况后，得到了理解与支持。深夜两点前后，我们拦住了时为“抓革命促生产”负责人的丁力，说明情况，他先让我们在门前等候5分钟后，将我们请入了会客厅，转告了张体学的意见：熊老生前，周总理十分尊重和关心，丧事要报周总理；先用小车送你们回家，并问有什么要求。我回答道：“没什么照顾要求，是骑自行车来报丧的，不必用小车送了。”丁力说是体学同志的意思。于是，我们坐小车回到家中。第二天一大早，果由以后曾担任参事室主任的安平等几位同志来到家中，代表张体学及组织慰问家属，并传达了周总理四点指示：①安葬在武昌九峰烈士陵园；②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操办丧事，赠送花圈；③开追悼会，报纸电台发布讣告和消息；④慰问家属，听取意见。自此以后，我当了甩手“孝子”，省革命委员会操办一切丧事。只是在临开追悼会时，突然改为告别仪式。张体学带口信来：“很想亲自主持参加，但不太方便，以后有机会到家中看望，务望节哀。”这时，我知道了体学同志有难处，，也不再提任何异议，因为一切都是徒劳的。告别仪式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湖北军区司令员、老红军韩宁夫主持。参加告别的父辈们，既感伤失去了一老友，又庆幸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在浩劫中被允许聚会相见。

　　话到此处，熊辉先生稍稍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又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有幸参加民革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并一起合影留念。我深深感受到党的优良传统又回来了，党的统战工作迎来了又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