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学生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
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问题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对于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转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的学术理论界对留日学生问题的研究一直都很重视。他们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到了留日学生的人数规模、留日学生所学的专业和从事的活动、留日学生与留美学生的比较、留日学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等，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从整体上看，已有的研究较孤立和分散，缺乏系统性和深度。本文力图通过研究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把留日学生问题放在客观的历史环境中去，探寻留日学生群体与清末中国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
问题的缘由
著名学者费正清在《东亚的近代化改革》这篇文章中指出，清末民初从1998年到1914年这一段时期，东亚的日本在中国的近代历史进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救亡图存，先进的中国人先后进行了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这两次农民革命战争都失败了。接着就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人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进行的洋务运动。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认为，清政府对外战争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武器的落后。于是他们发动了旨在引进西方坚船利炮的军事工业运动，想从武器上挽救民族危亡。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国人普遍意识到，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落后被动挨打的命运，就只有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政治法律制度，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赴日留学的留学生群体。因为西方的欧美国家离我们太远，造价也比较高，学习我们近邻日本的先进军事和工业的长处和经验，成了留学生的首选。“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留学运动，留日学生中产生了民国时期中国的第一代领袖。”①
1911年全国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和云南起义，都有留日学生们的积极参加，并且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著名的黄花岗72烈士中，留日学生占了8人，云南起义的领袖中，留日学生有31人。日本的实藤惠秀指出：“如果没有留日学生，则中国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是很难有进展的。”②孙中山在1913年2月22日的演说中指出，1900年后中国学生纷纷留学日本，“最盛之时，在日留学者达二万人，其十之七八皆持革命主义者”，几年后，留日学生大量回国，革命思想遂普及于全国，才促发了辛亥革命，因此，“东京（留日中国）学生实为中华民国建国最有功之大。”③
留日学生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我们将其与留美学生做粗略的对比后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留日学生多修法政与军事，回国后多进政界与军界，不得志便转而投身教育界，所以留日学生多革命家、军事家与文学家；留美学生多修实业，归国也多在经济、交通、矿业、农业等实业领域谋生，对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现代化与职业化起着重要的作用。留日学生的规模、所修专业与学习时限及效果、回国后所从事的行业决定了无论是在清末，还是北洋政府时期，留日学生对于中国的军事与政治（军阀混战与政争）影响巨大。那么，留日学生行踪以及留日风潮形成的原因何在，他们与清末中国社会政治转型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便是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
留学东洋与留日学生群体出现的原因
地方强督的崛起与官场晋升标准的变化。自清代中叶开始的洋务运动，历经19世纪60～80年代和甲午战争后两个阶段，两波现代化运动的中坚力量都是以汉族督抚为主的地方实力派，清廷中央面对内外变局行动迟缓，又难以下决心革除自身弊病，因此，留学潮流的出现，是由清末中国弱中央—强地方格局的客观情势造成的。汉族官僚最初凭借平定太平天国与淮北捻乱的军功而异军突起，而后在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独领风骚，以锐意改革、寻求国家富强的群体姿态示人，逐渐大权在握，王朝国家的集权渐行衰落，“内重外轻”的局面逐渐向着“外重内轻”的格局转变。清末中央-地方之间力量对比的剧变和清廷中央权威的衰落，使得政治与社会改革的发动往往来自地方督抚及其辖区内。
留学东洋的风潮与留日学生群体的出现，还与甲午后官场晋升标准的变化直接相关。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之《游学二》专门申明了留学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性。此后，张之洞派人调查和编写留学指南，鼓励湖北学生前往日本留学。张之洞作为晚清后期洋务派主要倡导者的态度，表明了当时留学与留日正逐渐蔚然成风。张之洞的幕僚群体中，放洋留学归国人员占相当比重。留日或留学欧美的背景，不仅是进入张之洞幕府得到重用的重要条件之一，更是以后会得到清廷提拔与任命的关键性条件。义和团运动之后，张之洞、刘坤一等汉族地方督抚实力加强，为鼓励留学，去日留学和出仕两者开始挂上了钩。由地方督抚对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制度和以公费资助各省学生留学的行动取向中，由放洋留学对科举制的公然摒弃中，我们可以看出，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也并不是那么突兀的事件。
在地方督抚的力谏之下，清廷为了鼓励支持青年学生留学东洋，制定和颁布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该章程指出，“在普通中学堂五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分别录用；在文部省直辖高等各学堂暨程度相等之各项实业学堂三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予举人出身，分别录用；在大学堂专学某一科或数科，毕业后得有选科及变通选科毕业文凭者，给予进士出身，分别录用；在日本国家大学院五年毕业，得有博士文凭者，除给予翰林出身外，并予以翰林升阶。”④这一章程是由张之洞与刘坤一建议并制定。政治晋升标准的变化对于留学事业影响巨大。而日本也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极力支持吸引中国的青年学生留学东洋。
1905年废科举与留学潮流的兴起。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之时，中国社会、政治都尚未为废除科举制做好准备，但地方督抚已经在积极推动本省学生出国留学，以实际行动否定了科举制的选贤任能功用和对现实世界的适应能力。1903年的中央官制改革只是在地方督抚（以袁世凯、张之洞为首）推动下，提出了以5年或10年为缓冲，逐步将科举制改造成适合追求富强目标的国家的教育制度和人才选任制度。地方官员的改革示范作用迅速在各省扩展开来，各省督抚纷纷设立专门的培训与选拔机构来考核学生优劣，以地方财政支持优秀学生公费留学。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隋唐以来一直实行的科举取士制度，连同清政府鉴于国内严峻的政治形势实行的“预备立宪”运动，使得1905年～1906年赴日留学的人数达到了顶峰。
科举制的废除使得那些“功名利禄之心重者，咸以日本为进阶捷径，留学日本遂为大家所向往”⑤。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的废除使得许多原本在科举升迁阶梯中并无多少晋升空间与前景的商人、低等功名者，纷纷自费出国留学，以适应将来中国社会的流通升迁机制。科举制废除之后，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在政府中占有重要的职位，出国留学代替了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基础训练，成为进入政府工作的基础条件。并且留学日本的费用相较于前往欧美要低廉许多，于是一时间鱼目混杂、泥沙俱下，中国留学生拥塞在日本各个城市。所以废科举对“赴日学生的人数有直接的影响”。到1905年底，中国的留日学生据估计已经增至8000～10000人，1906年是人数最多的一年，留日学生总人数在6000～20000人。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的估算数据如下：1908年以后留日热潮逐渐消退，但从留学总人数上看，留日学生一直居于首位。⑥
留日学生群体对晚清政治与社会的影响
民族主义与社会舆论的兴起。“这么庞大的人群汇集在日本各个城市，大多数又难以进入正规学校接受严格的教育，日本人的恩施态度和民族歧视，以及日本强国的示范效应，都使得留日学生中民族主义情绪的培养与发酵格外强烈。”⑦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来自国内的各个地方，但是最具代表性的仍然是后来的革命中心湖南、浙江、湖北等省。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中存在着强烈的同乡观念，留学生们在集会结社的时候，一般会选择与同省人或者同乡人在一起，这就促成了民族主义与同乡渊源的融合。1906年美国为了吸引留学生到美国去留学，免除了庚子赔款的美国部分作为留学美国之用，中国留学生的优秀部分纷纷前往欧美一些国家，只有素质较差的去日本，在国人中存在着对日本教育质量的严重不满。
当时在东京，留日学生对日本和清政府都产生了严重的不满。他们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创办一些革命的刊物来启迪民智，宣传革命思想，号召国内人民行动起来，推翻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推翻压迫各族人民的清政府。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宣传革命思想的比较重要的刊物有《浙江潮》、《猛回头》、《革命军》等等。这些刊物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凶恶本质，封建主义统治人民的残酷，动员国内的广大民众采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当时日本东京成为宣传革命最重要的阵地，这些进步的刊物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传到国内，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扩大对革命的宣传，孙中山还专门召开会议，号召进步的留学生以省为单位创办刊物来启迪民智，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在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有《汉帜》、《云南》、《江西》、《复报》等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随着这些刊物的创办在国内传播开来，民族主义和社会舆论的深刻影响日益得到普及。另外，相当数量的留日学生回国以后，被安排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机构中，他们推动着清朝末年的君主立宪改革，使这些改革更加激进和具有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