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惠州起义”与日本
孙中山先生在中华民国七年（1918年）手著《孙文学说》的第八章“有志竟成”之中，概略地阐述了自1895年“广州起义”到1911年“围攻两广督署”（黄花岗之役），十次革命失败的经过。
现在，凡是孙先生历史的研究者，大概都知道：在那十次革命行动中应该是以第二次起义的“惠州之役”规模最大；其开始发动的基地，正就是在日本的横滨。而且有颇多日本友人参与策划与活动。
笔者特地取“惠州起义”这一史实撰成燕文，就教於各位学者。
由於要稍作广泛深入一点的探讨，所以在进入主题之前，得先说明一下当年中国所面临的一般情势。
一、瓜分豆剖的危机
先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大清帝国败衅於撮尔岛国的日本之后，翌年，签订了《马关条约》，承诺对日本赔款二万万两白银，並被割取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旋因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再向清廷勒索三千万两，赎回远东；至於台、澎地区，则因海上最大强权的英国置之不闻不问，让日本毫无阻碍地达成了攫占的目的。
在日本囊括台、澎之后，由於清廷要向西方列强祈求贷款，赔偿日本，而各国也就乘机勒索，竞起瓜分中国。于是……
俄国——1896年5月26日，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要求清廷派李鸿章为庆贺特使，以“共同防日”诱李，和他的财相微德签订密约六款，允许其在中国境内建筑“中东铁路”，铺设到海参崴成为西伯利亚铁路的支线。其后，俄国船队更於1897年12月15日，驶入旅顺港，压迫清廷再於翌年3月27日签订《旅顺大连租借条约》，期限25年，期满得续约；以及自哈尔滨到旅大、自牛莊沿海滨至鸭绿江的铁路，统由俄国建造。
德国——1897年11月1日，德国传教士二人在山东钜野县被中国乡民杀害，14日，德国舰队进占胶州湾及陆上炮台，翌年3月6日签订《胶州湾租借条约》，租借期限99年，以及胶济铁路建筑权，开采沿铁路两侧各三十里以内地区矿产权。于是山东省便落入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法国——1895年6月20日、97年3月15日、99年1月16日，与清廷先后三次签订条约，获得划定中、越边界，将澜沧江东岸江洪地区划入了该国统治下的安南境内；滇、粤、桂三省及海南岛不割让予他国；修筑越南铁路至中国境内；租借广州湾（在雷州半岛东边湛江市一带）99年等特权。以致西南一隅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英国——1897年2月4日，签订《中、缅条约》附款，重划滇、缅边界，缅甸铁路得延伸入滇境，扩大通商权利；98年2月11日又以提供借款为要挟，迫使清廷承认长江沿岸各省不得租界予他国，海关总税务司永远聘雇英国人担任等条件；旋复於6月9日、7月1日，赓继签订《拓展香港界址专约》及《议租威海卫专约》，扩张九龙租借地，租期99年；威海卫租期25年，可建筑炮台，驻兵设防。
日本——本来，甲午战争是肇端於他蓄意掠夺韩国，所以在战后的第一要图，就是割取辽东，资为屏障，才好从容兼並朝鲜半岛。但却未料受到三国干涉，乃不得不一时搁置“北进”政策，转而以“新领土”台湾为基地，亟图实现“南进”目标：一方面是要向东南亚地区伸展势力；一方面在谋侵略中国东南沿海，深入内地。故当列强踵继分割中国之际，並不以已攫得台湾为满足，而强迫清廷於1898年4月交换公文，承认福建不割让予他国。当时伊藤博文笔记元老密议大意：“列强协同，若启破绽，以至非得分割清国不可时，则当移我脚步，立於福建、浙江。”这就是说，要以闽、浙二省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其后，日本陆军军阀巨擘山县有朋更於1900年8月向明治皇帝建言：“曩日所要求福建不割让者，实为维持各国均衡，保障东亚和平。今日讲求善后方策，亦期贯彻前定目的；故应在福建之外，更划浙江加入我势力范围。与台湾成相对犄角之势。平时，为支那内地之贸易、工业根据地；一朝有事，则可扼东亚之咽喉，以制敌之侵犯。至若势力区域之设定，固当察支那今后形式，审各国向背动静；但其界限应及於江西，或自浙江伸入江西之一部分。”
美国——1897年1月开始在上海经营鸿源纱厂；6月和原为独立酋长国家的夏威夷（檀香山）签订了併入美国版图的条约；1898年12月，因战胜西班牙而获得菲律宾和关岛为殖民地，才跻入竞逐中国权益的侵略者行列。但因他的目的在於向中国各地发展经济权益，无需只限於割据某一地区为势力范围，故而在1899年9至11月间由国务卿海约翰先后向列强发出主张中国“门户开放”的照会。
海约翰向列强发出的照会，虽然並非是为了援助中国，但如果不是美国做出如此强烈的主张，则中国很可能便因为愚昧的满清权贵们煽动仇外情绪强烈的慈禧太后，纵容“义和拳”暴民蜂起於山东，蔓延到直隶（河北）、山西，烧教堂，杀洋人，惹来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的大乱巨祸，19世纪最后一年（1900年），就已经被列强瓜分掉了。
二、革命、维新两派合作不成
先是孙先生在1895年广州第一次起义失败后，偕同志陈少白、郑士良亡命到了日本横滨，说合华侨十多人组成兴中会横滨分会，停留了一个星期，向会友冯紫珊借了5百元，分1百元给郑士良作旅费回香港，联络同志；一百元给陈少白，留在日本，相机活动；他自己则经夏威夷、美洲大陆，转往欧洲。
1896年，孙先生被难於伦敦脱险后，於1897年8月东归，再度抵达横滨，暂时落脚陈少白寓处。受到日本浪人组织“玄洋社”员宫崎滔天、平山周访谈，由宫崎、平山介识政客犬养毅及玄洋社领导人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颇多有心向大陆扩张的各界人士，异口同声地高唱两国同种同文、辅车唇齿关係，年青的孙先生当然无从了解到他们的真意所在，于是便在犬养毅的关照之下，以平山周聘雇他为中国语文教师的理由，居住於东京，由平冈浩太郎负担他的生活费。
但不到半年之后，日本人士们似乎已是摸清楚了孙先生在中国国内的革命势力相当微弱，所以犬养毅在写给他朋友陆实的一封信里，便引喻二千多年前中国《战国策》中郭隗游说燕昭王“千金市（买）马骨”而“千里马立至”的故事，表达出对於孙先生一党的心态如下；“所望於老兄者，乃係将此一夥人羁縻之，俾有用於他日……虽则为死马骨一类，而方今则为不吝巨金以购存之时也。”
果然不久之后，感觉敏锐的犬养毅就听到了他所期待的千里马啸声，那就是在1898年6月11日（农历4月23日），北京紫禁城内的光绪皇帝采纳了康有为的奏议，下诏变法维新。犬养毅显然是对康、梁（启超）一党有了兴趣，急电命召正在九州家乡的宫崎滔天来到东京，交付宫崎、平山两人5千巨金，赋予调查任务，派往中国，於8月22日启程。这两个一走，于是被视为死马骨的孙先生就被搁置在一边，不能继续在东京住下去，而只有立即迁居横滨，在华侨社区中展开活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