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为何成不了中国的华盛顿？

　　端详袁世凯各个时期的照片，很明显的一点是，在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仿佛突然之间变得衰老了。袁世凯四十岁左右时的照片，还显得目光炯炯、神采飞扬。而当他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才五十开外的人，一下子就显得老态龙钟、发须花白，仿佛色彩不足的绘画；目光看起来也没有先前的坚韧和锋利了，甚至看起来笨拙而愚蠢。这个曾经坚强的、工作精力充沛非凡的人，此时看起来就像是个疲惫虚弱的病人。即使是在洹水的时候，袁世凯还显得风华正茂、气定神闲，但几年共和制的总统当下来，袁世凯真的有点不堪重负了。不需深入思考，也可以看出他面临的压力，处在大变局之中的袁世凯，已经被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更多迫在眉睫的问题和矛盾压得不堪重负了。虽然袁世凯已感人生的使命和沧桑，但在收拾具体的残局中，他还是伤透了脑筋。袁世凯清楚地知道，这一次改朝换代，与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不一样，那不单单是重打锣鼓重开台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进入了一种没有现成经验的局面。未来对于国家以及他个人来说，都是前途未卜。一个人，处在这样的新旧交替时期，面对眼前的庞杂和混乱，既无法拿出道德和宗教来凝聚人心，也无法用理想和行动让人们振奋，更不愿用自我牺牲来平息矛盾，那么，他所依赖的，只是千年来固有的旧手段。用权谋和心机来对付眼前的一切，他当然会显得捉襟见肘了。

　　由于社会转型的惯性过于强大，民国成立后，局面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这个没落的帝国看上去像个巨人，但时间正一点点将它摧垮，它的创伤和皱褶，自然而然地已成为各种细菌和寄生虫热衷的场所，各种病症，在不被察觉中活跃滋生。接手总统的位置之后，袁世凯很快发现，比起革命之前，所有的事情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那些地方上的都督们，越来越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号召，在《临时约法》下，中国实际上已变成各省联邦的形式，各个省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无意放弃已得到的特权，包括统率军队的权力，截留税收、选任省级和省内地方官吏的权力等。这种状态部分是由革命环境所造成的，因为革命是采取分权，反对中央集权，各省在革命之后的自治，被认为最符合国家的利益。

　　除了政治上的难以控制以及经济的重压之外，在袁世凯看来，同样给他巨大压力的，还有道德的沦丧、纲常的崩溃以及社会陷入一种不明方向的困窘--一方面是沿海沿江各大都市的畸形繁荣，一方面是内地农村的贫寒破败。贫富的差距，以及在知识和文化上的隔膜，越来越大。因为纲常崩溃，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党禁解除之后，被压制几个世纪组织政党和社团的热情，顷刻之间喷涌而出，民国刚建立的头数个月，一下子就冒出了几十个政治团体，似乎每一个人都想占山为王，他们拉大旗，占山头，名义上是要通过代议制，为取得政权进行竞争，但在实际上，他们的行为一直游离在法律边缘，让人防不胜防；社会上涌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思想，生吞活剥，食洋不化；所谓的妇女解放和平等破坏使得诸多家庭破裂，家庭的不稳定，随之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报纸数量的激增，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在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各种各样的势力粉墨登场，争先恐后肆无忌惮地表达意见，也表达怨恨。农田抛荒现象严重，很多人已不专心种庄稼……整个社会顿然陷入了杂乱无序的状态。以至于袁世凯的英国顾问莫里循曾经写道：“至于中国，事情并未好转，很少或全无成就。这里看不见有作为的政治家气魄，没有始终一贯的目标。要做的事很多，而一切精力都用在草拟那无尽无休的规章法令上，改革只是口头上说说。”

　　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仅让原先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变得杂乱无章，还让一代人变得尴尬无语：社会上那些多年苦读科举的书生们，一旦在失去了久远的目标之后，一个个变得愤世嫉俗，唯恐天下不乱；少数激进的带有西化色彩的知识分子，也对这样的政治格局不满，力图呼唤新的秩序，渴望通过一场新的如火如荼的文化运动，全盘西化。除了麻木的大众之外，那些因革命的炮声唤醒了的人，一个个显得迫不及待，赤膊上阵，仿佛一切都等不及似的，渴望一展身姿，恨不得临空一跃，登上政治舞台。在那些幼稚的人们看来，社会的运转，完完全全地取决于政治，似乎只要一个口号，一种政体，就可以把这个世界轻轻松松地改换了局面。报章的兴起，使得一大批指甲肮脏、饥肠辘辘、文笔粗俗的失业文人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法则，他们随时准备应别人的要求撰写一切东西：蜜糖或毒药，歌颂或诽谤，长的或者短的，尖锐的或者温柔的，政治的或非政治的；有的是披露，有的是杜撰，有的是谩骂，有的是挑拨离间……在这些人群当中，只有极少数新型工商业主和文化自由主义者，他们还有系统的思想，有明确的方向，希望民主政治、社会改良、基本民权，但他们的声音，在一片嘈杂之中，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注意。这种混乱的局面中，慢慢地使所有人都失去了耐心。

　　在这里，可以试着将中国当时的情景，与美国独立之后的情况相比较。尽管这种比较是生硬的，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命运的机缘--1776年，美国在费城起义之后，诞生了《独立宣言》，大陆会议把军权正式授予了华盛顿。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美国赢得了独立并面临新的问题：新的国家出现了，昔日的功臣们是不是理所当然地坐享其成？国家是属于功臣的，还是属于全体美国人的？这个时候，华盛顿的回答是：他们该回家了。

　　华盛顿不是没有受到权力的诱惑，也不是没有自以为是的使命感，而是他衷心地相信，一种合理的制度，比个人的力量要伟大一万倍。独立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很多人当面或者写信给他，请求他看在国家的面子上，担任这个国家的国王。为此，华盛顿曾写了“致尼古拉上校书-- 1782年5月22日寄自新堡”。在这封“尼古拉上校大鉴”的信中，华盛顿忧心忡忡地说道：

　　“您所说的军队里有的那种思想，使我痛苦异常，自作战以来，没有一件事令我这样受创。我不得不表示深恶痛绝，视为大逆不道。目前我尚能暂守秘密，若再有妄论，定予揭发。我过去所为，究竟何事使人误解至此，以为我会做出对国家祸害最烈之事，诚百思不得其解，如我尚有自知之明，对于您之建议，谁也没我这样感到厌恶……若您仍以国家为念，为自己、为后代，或仍以尊敬我，则务请排除这一谬念，勿再任其流传。”

　　在此之后，华盛顿解甲归田。虽然后来应国民的一再邀请出山，并被选举为首任美国总统。华盛顿担任总统的最大使命就是努力为美国设计一个更合理的政治制度。华盛顿提出了“国家绝不允许用武力来管理”这个朴素理念。华盛顿的政治信仰是：宪法至高无上。虽然美国政治制度的确立也是一个复杂而纷乱的过程，美国第一部宪法，光讨论就花费了十六个月，但由于华盛顿等人的竭力坚持，美国终于实行了当时社会上最合理的政治制度。虽然华盛顿居功至伟，但他从没有“舍我其谁”的想法，而是真诚地相信，别人一样能把美国治理好。基于这样的想法，华盛顿在连任两届后，坚决辞去了总统职务，理由很简单：我老了，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在宪法之下，别人同样也可以把国家治理好--这个思想本身，就是民主精神的精髓：国家的命运，并不取决于最高领袖，而是取决于法律和民众……离职后不久，华盛顿在故乡平静地去世。

　　应该说，对于袁世凯来说，当他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时，他有着一个最好的样榜，那就是美国总统华盛顿。美国在赢得独立战争之后，面临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跟当时的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都是经济崩溃、社会纷乱，百废待兴，无从下手。等到袁世凯登场之时，那些对于美国革命颇有点了解的人，还真的从中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中，看到了某些相同之处，很自然地，就有很多人寄希望于袁世凯，把他当作是中国的“华盛顿”了。在他们看来，袁世凯是这一块土地上难得的具有新思想的务实人才，是一个具有精神活力和强健身体的另类。虽然袁世凯面临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是一场关系到四亿人的巨大变革，并且这个人在判断社会走向，以及现代政治的知识储备上有弱点，但他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具有非凡的学习能力，因此肯定能带领中国人通过改革和开放的关口，帮助他们获得智慧和经验的宝石。持这种看法的，既有很多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也有西方各国的使节们。

　　很快，袁世凯就让持这种看法的东西方人士失望了。人们后来明白，与华盛顿相比，袁世凯最缺乏的，就是无私的人格，相应的伟大理想，以及对宪法，对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的敬畏。袁世凯的人生观、伦理观念和政治信念仍然是中国传统中世纪的，对西方现代思想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现代人文理想和精神根深蒂固。传统儒学 “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色彩，不知不觉地造就了追逐权力的借口和动力；根深蒂固的“权谋文化”决定了袁世凯根本无法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只能是一个清末版的“曹操”。权力追逐的传统，对于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可以说是致命的先天不足。新生的共和国就像一个早产的婴儿，整个机制还需要在实践中修补和完善，还需要一个正反馈的几度循环。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权力的欲望淹没了理想的追求和理性的精神，那么，权力的斗争的恶性循环会很快摧毁这个尚不完善的制度，剩下的只能是一场在虚假理想旗帜之下的争权混战。一切的一切，都会随之扭曲，最终成为这场混战的陪葬品。可以说，袁世凯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是被另一个落入传统专制思想窠臼的袁世凯给亲手葬送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是诞生不了华盛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