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张静江在邮轮上初识
辛亥革命网 2016-08-25 09:43 来源：团结报 作者：周兴樑 查看：
在孙中山之忠实追随者中，有一浙江省吴兴人张静江，张之发迹与成名，说起来还与孙中山同其在“东京号”邮轮上相识，及后来彼此之相知相依大有关系。这事在今天看来仍颇具传奇色彩。
中间手持礼帽者为孙中山，右三为张静江
在孙中山之忠实追随者中，有一浙江省吴兴人张静江（名人杰、谱名增澄，别暑饮光、卧禅）者。此人以残疾之身曾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南京国民政府的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及浙江政治分会主席与省主席，并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要职，堪称国民党元老。他被孙中山、蒋介石分别称誉为“革命圣人”和“革命导师”。张之发迹与成名，说起来还与孙中山同其在“东京号”邮轮上相识，及后来彼此之相知相依大有关系。这事在今天看来仍颇具传奇色彩。
邮轮上巧遇孙中山
折衷国民党史家冯自由、吴相湘两人的前后说法，孙中山与张静江初次见面之时间，大概是1905年夏间，地点则在“东京号”邮轮中。说起他俩的这次相识，应是得缘于“天时、地利、人和”中的地利条件：孙当时曾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中开展组党活动，而张则是在清驻法中国公使里任职，这就使他俩在一次离开法国的旅途中，有了偶遇见面的可能与机会。于是，孙张在初识间就订下了一个奇特的约定。现将此事之原委简述如下：
张静江于1877年出生在经营丝、盐生意发家的富商家里：祖父张颂贤在浙江之杭嘉湖及上海均有资产；其父亲张定甫子继父业，成为巨富与上海张园的主人。定甫对儿子寄予厚望；这使张静江自幼起就在名师教育下课读诗书、兼修书法和绘画。他19岁时突患骨病，致遗下终生足蹩之残疾。静江不愿去考科举功名，而终日在家以书法、绘画自娱，期间爱上了钻研古董文物鉴赏之事。父亲为了儿子的政治出路，在1901年花10万两白银，替他捐得了江苏候补道衔。这才使张静江1902年能随清驻法公使孙宝琦一同赴巴黎，担任公使馆之商务随员。他在考察法国市场时，发现中国之商品很受欢迎，面对日本货充斥巴黎市场的局面，爱国心驱使其决意创办公司，以发展中国对法之贸易。张静江在回国招股集资无望的情况下，得家父出资30万两银子，独资在巴黎办起了通运公司，以经营文物古玩为主，兼及丝绸与茶叶等生意。一时间，“法人之有中国古董癖者，成趋之若鹜，以是获利甚丰”。不久后，他又看准市场需求，先后在英国伦敦、美国纽约等地开设了通运之分公司，生意越做越大。
张静江在清驻法国公使馆任职，及兼营商务之际，正值孙中山莅美、欧各地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之时。1905年12月，孙离开纽约赴伦敦，旋又于次年初抵达比京布鲁塞尔。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先后在比、德、法等国首都之中国留学生中，开展革命的宣传与组党活动，并相继在布鲁塞尔、柏林、巴黎建立了留学生革命团体，计先后加盟的留欧学生有朱和中、魏宸组、宾敏陔等十几人，遂“临时指定宾敏陔寓所为通讯机关”。不料就在此间，发生了四名加盟者突然“叛盟”之政治事件：汤芗铭和向国华将孙先生诱至某咖啡馆闲读时，王法科、王向楚则潜入孙下榻之房间，用小刀隔开他放在卧室的皮包，窃得全部留学生入会盟书，及法政府致安南总督函件等。随后，他们急携这些文件赴清公使孙宝琦处自首，“叩头哭诉，备言悔状”。当时在座的“公使馆随员张人杰（静江）、孙之戚属夏循垍见此情形，即向公使进言不加追究；孙宝琦亦不欲遽兴大狱，遂命吴宗濂及二王将各盟书发还本人”以了事。由此可知，张静江在未与孙中山见面前，已同其领导进行的革命事业，发生过某些交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对孙在欧之革命活动持同情与掩护态度。
孙中山在发现卧室中皮包里的革命团体入会盟书等被盗后，心急如焚。他起初以为是已加盟的留欧学生“全体均叛”，即函责朱和中等曰：“若有悔心，曷不明言？而用此卑劣手段！”他又对前来谒见的留比学生代表胡秉柯怒谓：“我早知读书人不能革命，不敌会党！”在朱、胡详细说明“叛党只此四人，吾等既已宣誓，愿重具愿书”的情况后，孙乃悦颜曰：“此次被窃（文件）后惶急之状，为伦敦使署被困以来所未有；一则数十同志之生命攸关；二则恐因此遂失却联络知识阶级之机会；三则安南事件为所破坏深为可惜。”显然，孙中山对张静江在使馆内为入党留欧学生求情之事，一无所知。他在整顿好留欧学生革命团体事毕，获悉留日学界革命风潮高涨，遂决定赴日本东京组建革命党总部。为此，他于当年6月11日乘“东京号”邮轮，离开法之马赛港东返。
世间之事乃无巧不成书。张静江当日也恰巧（或为其有意安排也未可知）和孙中山同乘此邮轮，且皆在该轮之一等舱内。于是就出现了孙、张初次相识，及彼此交谈并订立奇特约定之事——冯自由对此有以下记述：“静江闻总理适与同舟，乃趋谒总理自道姓名，谓总理曰：‘君非实行革命之孙某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来在法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总理大喜，乃与之互约通电暗号，约定电文ABCDE之次序：A为一万元，B为二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五万元。”孙中山对此奇遇和约定颇感惊喜，然“犹未敢深信初次相识之静江能有求必应也”。不过，后来的史实已证明：张不仅诚信践诺以资财支持孙的革命运动，而且还投身于孙党为助其完成救国事业而斗争。
对孙中山有求必应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从事反清救国斗争的经费，多仰赖于志士仁人，特别是海外华侨（人）之慷慨资助，故其有“华侨乃革命之母”的说法。1906年冬，孙中山自南洋返抵东京活动时，因筹款无着而令同盟会本部面临“经济困乏，束手无策”之局面。他有一天对战友黄兴说：“吾昔在法轮中邂逅一张姓友人。其人系供职巴黎清使馆而兼营古董业者，尝告余至急需款时，可随时致彼一电，彼必尽力相助。今姑发电一试（之）。”黄兴听说那个友人是清使馆的职员，不免心生疑虑，觉得求款事未必有望。然“及总理按地址去电写一‘C’字，数日后即有三万法郎从法汇到。一时东京同盟会本部为之顿呈浩气。”这是张静江第一次应孙中山需款之求——此举彰显出他说话算数的至诚，并表明了其决志对孙之革命事业慷慨提供援助。
1907年夏，孙中山在越南河内设立同盟会革命机关，以经营两广的反清起义军事。他因此间急需的款，“复电静江以A字，更电以E字，两次（款）均如约汇到”——分别为一万佛朗和五万佛朗。“数月后两粤各地之起义得以旋仆旋起者，静江之力为多焉”。孙中山为此事曾命胡汉民代作书道谢之，并详述军事经过。时已入党的静江复函给孙谓：“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劳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云云。”
这期间，张静江不仅对孙中山之求款电，有求必应，而且对其他党人需款办革命之事者，也皆能解囊相助而接济之。如冯自由因同盟会香港机关部策动潮州、惠州两地起义需款，故于1907年5月致电上海福建路四百零八号通运公司，向张静江求助。张收到冯电后，“即由某西商银行电汇给香港《中国日报》五千元，转冯自由收”。可惜的是，由于“静江所发英文‘冯自由’三字，为浙江口音Von Tsu Yao。银行译作黄聚祐，持以问《中国日报》营业部，答以并无黄姓其人，而银行遂以投递不到塞责”，致此款冯一直未收到。一个多月后，冯自由在港接待张时问起此事，张谓款早已汇出，后经查询才知其中原委。此笔汇款在与该银行多次交涉后，到7月13日终于追回。这真可谓是好事多磨！还有，党人于右任在上海创刊《民吁报》等之股本，及“庚咸辛亥间陈其美、周淡游诸人，屡图在苏浙各地起义所需饷械，（均）以静江筹措之力的多”。
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运动
二十世纪之初，孙中山和张静江皆深受欧洲民主革命思潮，及社会主义学派的影响：他们在此新思潮之洗礼下，认识到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腐败，中国非倡行民主革命不可。为此，孙中山于1903年后形成了毕种族、政治与社会三大革命于一役的思想主张，并完成了中国民主革命之三程序论（军政、训政、宪政）；他在1905年8月创建资产阶级的全国性政党中国同盟会后，正式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以之作为政纲来指导辛亥革命运动。孙当时还自称为中国社会主义者，曾在离法东归前至布鲁塞尔造访社会党国际局，请求接纳其党为成员。而张静江此间则崇尚盛行于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自诩为中国无政府主义之“宣讲师”。他还通过平日纵谈及办《新世纪报》等方式，来宣传蒲鲁东、巴枯宁等倡行的“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学说”。由此可知，身为职业革命家和同盟会领袖的孙中山，与时任清廷外交官兼企业家之张静江，在反清革命这个重大问题上，有着基本相同的政治认识（知）。这是张日后追随孙投身于革命党，及其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奋斗之内因，同时也是两人能从相识到相知而成革命同志与战友之主要原因。
张静江虽未加入孙中山创立的欧洲革命团体，但他随着反清革命思想之急增，却成为中国同盟会的前期会员之一——其于1906年返国途中，在新加坡答应入同盟会，但未举行正式加盟仪式。次年6月间，张抵香港治疗足疾期间，冯自由等在杏花楼酒家设宴为之接风，后又偕胡汉民同邀其至坚道七十号同盟会机关部，“请伊补行入会手续。静江及见同盟会盟书有‘当天发誓’字样，即曰：‘余为无政府党，不信有天，如许余不用‘当天’二字，当可如命。’冯、胡闻是言乃破例许之”。于是张马上履行了正式入会手续，而成为同盟会的真正会员，及孙中山麾下一员革命战将。
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后的辛亥革命高潮中，张静江回到了上海。这期间，他积极援助陈其美等人在沪苏浙等地发动响应鄂省独立的起义，又资助东北革命党人兰天蔚在沪购械准备义举。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出任临时大总统后，曾提出以“静江为南京政府财政部长；静江坚拒不就”，只允慨捐巨资给政府充余饷。1913年讨袁的“二次革命”爆发后，张在沪上积极支援陈其美率部攻打江南制造局，又亲赴前敌激励革命将士英勇杀敌；此次革命失败后，他马上大力掩护革命党人疏散与逃亡，并一一给予川资乃至生活费。翌年，孙中山在东京创建中华革命党时，张静江不顾党人存在意见纷争而毅然入党，并应孙之邀出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以提供资财支援孙进行“第三次革命”；他当时因宿疾“不克东渡日本供职，即允该财部概由次长廖仲恺用静江印章代行职权”。1919年10月，孙中山在沪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张静江仍为党内骨干成员。次年，他与戴季陶等人筹设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继续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筹措与提供经费。张静江一如既往地资助革命事业之举动，深受孙中山本人及众多党人的称颂与尊重。因此，他在实现首次国共合作之国民党“一大”会议上，高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由上述可知，孙张两人在中国民主革命风雨之洗礼下，从相识到相知终成志同道合的战友。冯自由在述及张的革命贡献及孙对其予以高度评价时谓：“观静江为人，自投身革命党以来，只尽义务而不问权利，三十余年如一日。孙总理初遇之舟中，即称之曰奇人，及后更誉之曰革命圣人”，并为其“题赠‘丹心侠骨’四字”；“就静江生平言之，诚非虚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