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三莅津门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一生的革命事业，与天津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曾三莅津门：第一次来天津是上书李鸿章，提出了革新政治的主张，被拒绝后，转赴檀香山（今美国夏威夷）创立了兴中会，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第二次是北上会晤袁世凯，在天津发表了三次演说，阐明了祖国南北统一、发展经济、振兴中华的思想；第三次是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废除军阀的统治，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主张。

　　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并且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书李鸿章遭拒

　　19世纪末期，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政治制度腐败、经济落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允许列强在许多沿海城市建立租界，如上海、天津、广州、青岛等地，几乎成了侵略者的天下。

　　孙中山目睹中华民族有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他幻想着通过在西方引进科学技术方面卓有成就的洋务派首领、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李鸿章，能使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于是写下了《上李鸿章书》。

1894年10月和11月《万国公报》刊登的孙中山《上李鸿章书》

　　之后，孙中山偕陆皓东赴上海拜访同乡、《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并在郑家碰到了新派人物王韬。王韬的老友罗丰禄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这样，王韬给罗丰禄写了封信，介绍孙中山通过罗氏到天津见李鸿章。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期间，有一件事情，使他认为李鸿章是位尊重科学的新派人物。

　　李殿元所著的《新发现孙中山文稿及其研究》一书中这样写道：“孟生的独特经历影响了孙中山以后产生对李鸿章的幻想。孟生是西医书院首任教务长。1887年11月，他突然被召到天津为李鸿章治疗所谓舌癌。经孟生诊断，李鸿章患的仅是舌下脓肿，经排去脓液，病很快就好了。孟生回到香港以后，收到李鸿章一封附有照片的亲笔信。因有这种关系，1889年西医书院请求李鸿章为名誉赞助人，李鸿章很快即复信同意，并发表了对近代医学教育的意见。此信曾被提到西医书院院务会议上报告。西医书院的师生，包括孙中山在内，对此都有较为深刻的印象。李鸿章的那些表示尊重科学的言论，很容易使孙中山认为他与一般守旧官僚有所不同。所以才有1894年专程到天津去上书李鸿章这件事。”

　　当时有识之士认为李鸿章不同于一般的官僚，而是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革命家陈少白说：“孙先生所以要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岂知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了这时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

　　于是在1894年6月间，孙中山偕陆皓东由上海赴天津。他们抵津后下榻坐落在法租界的佛照楼旅舍（今天津市和平区哈尔滨道48号）。

　　孙中山来天津渴望能见到李鸿章，倾诉自己的救国主张。《上李鸿章书》集中了孙中山关于仿效西方资本主义以图中国富强的革新主张：“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事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孙中山希望李鸿章采纳他的主张，实现他为国家谋富强的愿望。

　　但是，孙中山此行并没有见到李鸿章，同时，孙中山在天津又看到了清政府官员的腐败。对此，孙中山于1897年3月1日发表在《双周论坛》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记载道：“正在中日战争开始以前，我在天津，看到他发财致富的方法之一，就是各级文武官员来请求任命，就在他们的呈文到达李鸿章以前，他们必须支付大量的财物贿赂给李的随员。”

　　当时，“天津铁路局是受人民重视的，并且运输量很大，可是它破产了。因为他在任意胡行的官吏掌握之下，行政人员也争着去拿钱贪污，其结果自然是铁路破产。”而天津铁路局又是李鸿章办的。孙中山通过发生在李鸿章身边的事情，联系到自己救国主张遭到拒绝的事，进一步看清了清政府专制的腐败与反动。

　　因此，孙中山偕陆皓东离津转道上海赴檀香山，在1894年11月24日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从此，孙中山决心“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纲领。从而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同时，孙中山也完成了由改良主义者向民主主义者的伟大转变。而这个思想转变，与他在天津上书李鸿章的事件有着直接的关系。

　　孙中山以创建中国第一个民主主义革命团体——兴中会，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的代表，开始了他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阐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

　　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于12月29日在上海召开的17省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此后，中华民国遭到帝国主义在外交上拒绝承认、经济上封锁扼杀、军事上威胁恫吓。袁世凯则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和谈的两面手法，逼孙中山让位。孙中山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就推举袁世凯当大总统。于是，袁世凯胁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15日临时参议院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同时袁世凯发誓:“共和为最良国体。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1912年4月袁世凯组织北京政府，建立了北洋军阀专制统治。8月上旬，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内政纲领。这当然是袁世凯为了稳定政局、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搞的权宜之计。

　　孙中山于1912年8月18日乘安平轮离沪北上，23日午时抵达塘沽，并发表了对记者的谈话，表明北上之目的：一是“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二是“尤在振兴实业，但欲振兴实业，必自修造铁道入手。余意全国铁道当有全国大计划，但此计划俟政府之政策决定及得参议院之同意，始能决定。余意如国民全体不尽赞同，得数省同意，亦可就数省开办”；三是就发展实业问题，阐明了筹集资金的政策：“如国民有力担任，自应由国民兴办；如国民无力担任，只好大借外债兴办。但借债必须有最良之条件，不至如前清时之损失权利。总之，铁道政策为中国近日最要问题，无论政府、议院意见如何，余必尽力提倡此事。”

　　同时，孙中山又在致宋教仁的信中更明确地写道：“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事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力于铁路之建设，于十年之内，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

　　1912年8月23日下午5时，孙中山抵达天津。当时各界代表、军乐队齐集招商局码头（今营口道东头）恭迎。北京代表梁士诒、直隶都督张锡銮、同盟会代表张继等上船谒见孙中山。军乐队奏欢迎歌，警察行举枪礼。孙中山登岸后，乘车赴利顺德饭店。晚8时，张锡銮在该店宴请孙中山，并请各界代表作陪。

　　1912年8月24日上午9时，孙中山由利顺德饭店出发，经英、法、日租界，然后经东马路，到达直隶都督府，访问直督张锡銮（字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