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南京的召唤之一

辛亥革命网 2017-03-21 09:50 来源:上海市档案局 作者:陆其国 查看:

如果没有上海新闻界的推波助澜,上海起义的声势和影响肯定会大打折扣。设若没有这一舆论阵地的亮相,上海也就不成其为上海。

  尽管还没有开始专门讲述辛亥年上海革命时期新闻界的作为,但在前面的相关引述中,实际上已经可以看到当时上海新闻界的介入与参与程度。应该说,如果没有上海新闻界的推波助澜,上海起义的声势和影响肯定会大打折扣。设若没有这一舆论阵地的亮相,上海也就不成其为上海。上海民众与清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舞台上的角逐中,除了政治,更以文化的姿态进行着搏击。如民立报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革命党一处不挂牌的秘密联络点。

  新闻界,报纸舆论的影响力

  在讲述《民立报》之前,最先应该提及的,是《苏报》,因为上海报界与辛亥革命最先发生关系,是从《苏报》开始的。

  《苏报》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人胡铁梅,后由陈梦坡主持。报社设在棋盘街(今河南中路福州路以南)。这是一张清末时期在上海发行、致力于宣传革命的报纸。大学者章炳麟(太炎)经常在《苏报》上发表言辞犀利的排满檄文,引起清政府震怒,遂向上海租界当局施压,章炳麟也因此被囚,苏报馆被封。这便是上海滩众所周知的“苏报案”。沪上早期著名老报人严独鹤先生指出,“苏报案”的发生,标志着当时革命的火焰,已凭借着舆论的力量,向腐朽的清政府作出了强烈的喷射,也暴露了清廷以毒辣又很卑劣的手段,对当时鼓吹革命的知识分子,对上海新闻事业进行严重的迫害和破坏。

  清政府的行径非但没有使新闻界人士屈服,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的斗志。随后的《国民日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相继问世。《国民日日报》由章士钊、何靡施、陈去病创办于1903年,恰是《苏报》被封那年。因为“苏报案”,章等人想到清廷肯定会封禁,所以他们先行向英国领事馆注册。但即使如此,清政府还是通过其势力能够达到的范围,通令禁售该报,并由外务部行文总税务司,予以禁邮。只是这样的种种限制,结果却都没有能限制住报纸的发行。后来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报社同仁自己结束了报纸的出版。

  《民呼日报》创办于1909年春,但出报九十三天就停刊了。《民吁日报》存世时间更短,只有四十二天。两张报纸的主办人都是于右任。

  接着于右任于1910年创办了在辛亥革命前后真正产生大影响的《民立报》。经常为该报撰文的除了以“渔父”笔名出现的宋教仁,还有吕志伊、章士钊等。当时渔父的文章很受读者欢迎,甚至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报纸的销量。如1911年10月15日宋教仁以“渔父”的笔名发表的一篇“短论”《湖北形势地理说》(一):

  自海通以来,长江门户洞辟,航路畅行;又京汉铁道纵贯中国,而为水陆交通之中心者,厥为汉口。夫汉口非武昌附属之一大商业地乎?左有龟山之险,右有鹦渚之胜,前枕大江,北带汉水。可以扼襄、汉之肘腋,可以为荆、郢之藩垣者,厥为汉阳。夫汉阳非武昌附属之一大军事地乎?

  且武昌襟带吴、楚,东下可以制长江之命脉,西上可以杜川、湖之门;又渡江而北,右可以扼山南之肩背,左可以捣中原之肘腋。昔原朱元璋克武昌,遂因以荡平荆湖,混一区宇。洪秀全屡得之而不能守,终使曾(国藩)、胡(林翼)诸人遂成竖子之名。武昌之为天下重,顾不甚与?吾故曰:今日天下之形势,重在武昌也。

  文章议论当下形势时的纵横捭阖,分析历史教训时的顺手拈来,字里行间充分流露出这位胸怀大志的年轻才俊的一腔豪情和远大抱负。

  也许太想让自己的文字起到鼓动和煽动的作用,宋教仁居然也有罔顾真实,任其在莫须有的轨道上滑行的作为。如,1911年11月1日宋教仁以“渔父”的笔名,在《民立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荆州满人惨杀汉人感言》的短文。他在文章中讲到,荆州汉城曾经遭到满人屠戮,满人将城门关闭,然后四处搜寻,城里男女老幼,几乎被杀尽。这些满人佩着快枪,手持利刃,杀人时,除了开枪,还用刀捅被害人胸口。有时甚至将刀从被害人口中插入,将对方杀害。然后就点火焚烧死者。更为残忍的是,他们竟然以刀洞穿小孩身体为游戏……简直是骇人听闻。满人如此对待汉人,其残酷可谓已到极致。文章接着还说,不仅如此,自从荆祸发生后,北京、江宁、镇江各地,凡有清兵驻防之处,都想复制荆州惨相……不妨设想,在此情况下,万一革命军战之不胜,满人势必会举起屠刀,大杀汉人。所以大家一定要高度警醒,汉族被灭种的危情,确实存在。等等。

  “排满”是同盟会初创时的一句口号,为了达到推翻清王朝的目的,革命党也会不择手段。就像他们那时热衷于搞暗杀,甚至不惜赔上宝贵的生命一样。就宋教仁上面这篇文字来说,其鼓动性充斥于字里行间,为了煽起这种情绪,作者首先揭露满人对汉人的残酷杀戮。殊不知这场关于“荆州汉城为满(人)屠戮”的消息,却是条假新闻,根本就是一个谣传。它源出于一家外国通讯社的造谣,以致上海许多报纸受其影响,以讹传讹,成为当时一则令人瞠目的“新闻”。

  对于这样的谣传,宋遣词为文进行评论,若系不知其为谣传,则多少暴露了他在对时事政治进行的分析判断尚欠成熟;若系知其为谣传而佯装不知,有意为文,则表明为了排满煽情,手段无所不用,而这两者都是不应该的。

  立宪派代表之一、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在一封致友人信中说,上海本是商贾荟萃之地,而大凡商人都有完整的家庭,他们中没有人不爱和平的。但自从听到汉口发生焚杀惨案,自士大夫阶层到普通男女老少百姓,无不切齿痛恨……很可能会酿出轰轰烈烈的暴动,并造成民众恐慌,于今看来,东南各省无不如此。

  还有早年留学日本,曾任清政府驻日公使馆随员,后回国随袁世凯小站练兵,并任保定陆军小学堂监督的廖宇春,也在日记中写到此事传播后,在社会上引起的种种视听混乱。他写道,对这场“焚杀之惨”的汉口大火的肇因人言言殊,有说系清廷将军铁忠为泄愤放火;有说系两军炮战猛烈引发大火;有说系对垒双方嫌密集的房屋不利交战而焚毁之;更有说系清军针对受害者曾帮助革命党人偷袭他们而报复纵火。等等。

  革命军方面的潘联凡在《余之辛亥革命日记》中说,革命军与敌人交战时,当时多藏身于居民楼房,在这里可居高临下观察敌军,如发现对方人少,就从后面以排枪突然射击,打得敌军茫然不知子弹从何处飞来;如看到对方人多,则给自己人发出暗号,于是就出击与敌人展开巷战。一旦瞅准敌人钻进居民屋中休息,就迅速上前堵住房门,然后堆上柴火等易燃物,再放上一把火,将他们烧死在里面。此时的放火者虽为革命军,但他们并不是以火杀人的始作俑者……

  1894年11月,经孙中山倡议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兴中会章程》中说,当今强邻环伺在我国周边,且对我虎视眈眈,一直以来,垂涎于我中华大好河山和丰富的物产,伺机蚕食鲸吞,进行瓜分,这是我们目前应该时刻警惕的。凡是有心人,更要大声疾呼,大家都行动起来,救民于水火之中,扶大厦于将倾之际。设立兴中会的目的,是为了振兴中华,维护国体。同时联络中外华人,弘扬民志,匡扶国家社稷。

  至少从上面的这篇文字里看不出非常极端的反满排满情绪,后世的史学研究者也常常扼腕,为何一场以推翻旧制度、振兴中华的划时代革命运动,却以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方式开头。

  也许这一切与加入革命党时入会者必须宣读的那句誓词有关。誓言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它的思想意义也许被简单化了,也许革命党人诉求革命成果的快速呈现过于迫切,而缺乏更为宽广的视野及理性的动员民众的思考,以致当时流风所及,各种报刊尽充斥着对满人忌恨的文字。《民立报》还将此以“社论”的形式刊出,其夸饰种族仇恨之弊端充分暴露。该报刊出的一篇《满人之罪恶》的文章,甚至说出“满族人凭借征服华夏的得意之势,安富尊荣,让我们四万万人,来供养他们五百万贱种”这样的话来。

  当然也有例外。如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就是难能可贵的一位。在他的同盟会和光复会同志们以杀尽满人为目的的一片喊杀声中,蔡元培却清醒地告诫党人:“满汉血统,久已混合,满语满文,亦已为汉语汉文所淘汰(其实至今没有被淘汰――作者按),所可为满人标志者,唯其世爵及坐食之特权耳,苟其自觉放弃,岂必尽杀之乎?”可惜当时这样的声音,有多少人会听得到,会愿意听?

  辛亥革命期间,人们关注时局,消息来源最主要途径就是报纸。当时上海的望平街被称为报馆街,许多报馆都集中于此。上海报界的影响力也覆盖了江浙皖地区。在浙江富阳老家的郁达夫就“日日地紧张着,日日地渴等着报(纸)来”;在苏州的顾颉刚也曾回忆过,他那时几乎每天要买上海的报纸,“上海各报,每天下午一时车运到苏州,我们就推定同学,在下午二时下班休息的十分钟里,赶快跑到宫巷桂芳阁茶馆里,向卖报人买了几份报纸,飞步回到学校,高声宣读。因为我身高腿长,走路快,就常常担任这个传达的任务”。

  那时报纸多在早晨出版,每天一早,这里除了聚集着许多报贩外,还有不少读者等着买报,以在第一时间读到前方新闻为快。不多久,这里竟成为一个民众相约评论时局的街头集中地,人们一边来此买报,或等着报馆赠送各种“号外”和传单,一边在这里进行民间新闻交流,议论前方战况和时事,有人形容说,“传单传单,电报电报,报馆门前,人声纷扰”。

  在琳琅满目的报纸中,销路独占鳌头的还数《民立报》。当时《申报》、《新闻报》每份售三个铜元,而《民立报》每份小银元三角,最高时一元,即使如此,它发行量仍一路飙升。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写到青年毛泽东谈及对《民立报》的印象:“在长沙,我(毛泽东自称)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

  在辛亥年的上海,人们已视望平街的各家报馆为武昌前线战况新闻的集散地。影响所及,上海出版的报纸也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多年以后,国民党元老邹鲁感慨地回忆道:“辛亥武汉起义,上海《民立报》日事制造利于革命之电报新闻,清吏震惊,党人气盛。”

  于右任似乎天生与办报有着不解之缘,1907年,他与杨笃生、汪彭年联手,创办《神州日报》。只是时间不长,于右任因事离开,杨笃生出国留学,报纸遂由汪彭年主持。汪彭年请汪允中任主笔。后者是大学者俞樾的门生,在政治上倾向革命,所写文章也多鼓吹革命。尤其是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上海当夜,汪允中倚马可待,一气呵成写出一篇义气激昂的社论,次日即见报。这些报纸和文章的问世,对于推动辛亥革命在上海的发展,乃至上海光复后,继续推进这场革命运动对全国,尤其对江南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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