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新时代的复辟与反复辟之五

　　孙中山听赵凤昌说“三虑”、“三策”

　　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5日回国抵沪后，第二天即往惜阴堂会见赵凤昌，征询赵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于是，赵就南北形势条分缕析，贡献了著名的“三虑”、“三策”：

　　和议不决，南北相持，久则经济恐慌，民生困苦，外交必生绝大之危险。赔款到期不付，各国责之北京，北京不应，责之南方。各省又散而不能统一，万一列强借为口实，以占据领土为质，岂非陷于瓜分之危险。此可虑者一也。

　　北京情状，本已朝不保夕，自袁入都后，人心渐定，而于外交上、军政上，袁尤占有优胜之势力。盖各国公使不信清之政府，而信袁之个人，已与皇帝无异矣。东三省既以外交之牵制，不能宣告独立，而山东、河南、直隶，又属袁之根据旧地，将来大势必趋于袁之势力范围，万一袁将北京经营就绪，外债、外交均已得手，基础稍固，渐及于山东、河南、直隶三省，举兵南向，以与我革军相持，则彼此胜负未可决也。即使南方可以抵拒，亦将成南北分离之局，全国领土，势将缩小，南方人满，将何以为移植之区域？此可虑者二也。

　　南方各省，虽皆宣告独立，然察其内容，事权不一，意见不齐，有未能趋于统一之势。各处革军，又多新募之卒、未练之兵，恐难言战。南方各省军政府内部，已有争权夺利之事，彼此内讧，不久必溃，而团结一致，实非易事。倘因此不能统一，功败垂成，袁将成拿破仑之事业。此可虑者三也。

　　今为南方计，欲与北方相持，有极重要者三策。

　　一、业经宣告独立各省，宜商议组织临时政府，筹划全局。凡各省军政、财政互相联络，务使将长江一带布置完密，可守可战，为进窥北方之计。

　　二、北军所恃者京汉铁路，转输军饷，甚为便利。必须有一奇兵，直捣开封，足助豫人独立，而绝北京之后援，革军既克河南，截断京汉铁路，汉口北军不战而降矣。

　　三、北京财政危机，已达极点。而南军尽得江南富庶省份，若鼓励商业，经营税饷，既有长江河流交通之便，又占苏、浙、闽、粤港口外贸之利，财政、武器，均易筹措，可为持久之计，北军虽多，无能为也。

　　一番极有远见的分析，其中有些主意甚至影响了民国政府的北伐策略也未尝不是。

　　赵凤昌卒于1938年。刘厚生曾在《张謇传记》中写道：“赵凤昌逝世，我曾撰祭文一篇，稿已遗失，但有数语，尚能记得，文曰：‘南阳路北，有楼三楹，先生所居，颜曰惜阴。惜阴斋舍，满坐宾朋，呱呱民国，于兹诞生。’殆纪实也。当时戏赠凤昌一个外号，叫他做民国的产婆。这位产婆，在助产时，很是出力……”

　　对辛亥议和、共和议政起作用的关键人物

　　除了赵凤昌，对上海辛亥议和谈判起重大作用的，另一些人也不能被忽略。首先是张謇。前面已多次提到张謇其人，已可看出张謇在当时的影响程度甚至远超赵凤昌。

　　张謇，字季直，号嗇庵，生于1853年，江苏通州（今南通）人。1894年殿试得一甲第一名（状元），赐进士。第二年长南京文正书院。1899年任学部咨议官。1904清政府赏三品衔，任商部头等顾问官。1906年任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辛亥革命前，1909年任江苏教育总会会长及咨议局议长。1911年11月被推为江苏省临时议会议长。

　　袁世凯复出前，曾在洹上与张謇会见商谈。袁在指派唐绍仪南下议和时，亦曾秘密叮嘱唐，到上海后，先设法和张謇见面，并告诉张謇，一定会尊重他的意见行事。所以唐一到上海，在拜访赵凤昌时，即请赵约张謇到惜阴堂见面。唐、张见面后，唐先代袁向张致意，转告了袁的诚意，要求张、赵调停南北冲突，促使议和早日谈成。接着便征询张对处理南北乱局的见解。谈话间，唐透露，若推荐袁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

　　张謇不愧是经历过大世面、大风波之人，他一语中的分析道，所谓“南北议和”，照现在的形势，其实就是袁世凯与同盟会要人之间的谈判，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苏、浙之独立，多是出于被动而不是主动，目的也只是希望不要遭受战争之苦。尤其是江苏各地军队复杂，号称都督者有八人之多，若不拥戴程德全，真不知该如何应对。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对于袁世凯根本无所谓要求。但张謇又表白，他只能代表江苏、浙江两省贡献意见，不能保证同盟会一定能够听取他的意见，主要还得看袁世凯本人采取什么方法和态度来对待。

　　形势分析了，对策也提了，就看你袁某人听不听了。

　　相信当唐绍仪听了张謇的分析，并将此话转达给袁后，袁一定心领神会。

　　再将视线回到辛亥期间的上海惜阴堂。这时候，辛亥议和的谋划，似乎没武昌方面什么事。

　　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沪成立后，在惜阴堂举行的活动更为频繁了。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陈其美、黄郛、李燮和、李书城、谭延闿、李烈钧、柏文蔚、林述庆等革命党都督和将领先后造访惜阴堂，与赵凤昌、张謇、李平书等立宪派中坚、地方名流共商大局，他们除了讨论时政以外，还常常讨论军事方面的话题。

　　有这样一些人物频繁出入惜阴堂，惜阴堂不想为人瞩目也难。前面提到，黄兴兵败汉阳后，即回到上海。唐绍仪到上海进行辛亥议和谈判，其间就曾与黄兴面商于惜阴堂。未几，黄兴被推举为大元帅，有关辛亥议和的重要议题，多由他和唐绍仪相商。南方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亦常到这里，与唐会晤。

　　到了1912年1月中旬，议和双方协议清帝退位，由袁世凯任大总统达成密约。在惜阴堂，赵还为调停议和双方的矛盾，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如讨论国务院总理人选时，南方坚持这一人选必须是同盟会会员，袁世凯则坚持非唐绍仪莫属，双方各不相让。赵便提出，可以让唐先加入同盟会，再行履职总理。这一建议为双方认可，孙中山也同意。双方在讨论陆军总长人选时，黄兴和段祺瑞都有心此职。结果还是赵出来调停：段任陆军总长；黄任陆军参谋总长，亦为双方接受。

　　辛亥议和谈判结束后，赵凤昌因调停有方，南、北双方都感到他是难得的人才。1912年2月9日，孙中山专函聘他为枢密顾问。旋即，袁世凯也专电邀请他赴京担任顾问。但赵均没赴任，此时的他已无意仕途，只想终老上海，或许他已将尘世看穿。但如此的举重若轻，如此的超然世外，却又对大势了然于胸，不吝为国家前途出谋划策而不计个人功劳，大哉，赵公！

　　再说伍廷芳。在谈判过程中，他始终秉持“中立”立场，“既非孙（中山）党，又非袁（世凯）党，他受命出任南方议和全权代表，目标只有一个：促使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他在谈判过程中，既不袒孙，也不袒袁，……对南北双方的固执和猜疑，他耐心疏解；对来自双方的误会与不满，他委曲求全；俾使和议早成”。

　　但这并不等于伍廷芳没有自己的立场。伍做事有自己的底线，如他对“共和之中国”的涵义就很坚持。当各领事来往公函中称中华民国为Chinese Republic时，伍即指出，此意太狭隘，是指“中国之共和”，等于说共和只是指中国局部，“宜用共和之中国Republic of China，此义甚广，谓共和属于全中国也”，并用公函照会各领事。辛亥议和谈判，虽然最终因了各种原因而受挫，但无论是赵凤昌还是伍廷芳、张謇，他们在辛亥年历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行状，确实可圈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