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大患,莫大于武人争雄”——护法运动的教训

辛亥革命网 2017-07-14 09:27 来源:中国台湾网 作者:中国台湾网 查看:

指望一部《临时约法》去约束住不讲信义的军阀是很不现实的。所谓的“护法”也只能是一个美丽的幻想。

  在张勋复辟后,孙中山于1917年6月离开上海南下广州。是时,段祺瑞讨平张勋,但并不提恢复《临时约法》,也不恢复旧国会,而是另起炉灶,准备筹建新国会作为自己的政治工具。有感于此,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就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向全国发出倡议。旧国会的议员王正廷、孙洪伊、唐绍仪等人纷纷南下,海军总长程璧光亦带领海军南下。革命党人希望能依靠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等人的势力对抗北洋军阀,而西南军阀对段祺瑞政府推动的“武力统一”政策也深怀戒惧之心,因此愿意支持孙中山。

  8月25日,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召开了国会非常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次日,选举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规定在《临时约法》效力未恢复以前,中华民国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之,元帅协助大元帅处理政务。孙中山又任命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孙洪伊为内政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胡汉民为交通总长,张开儒为陆军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长,章太炎为大元帅府秘书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广州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南北两个政府分裂对峙的局面正式形成。

  1917年9月,北洋政府段祺瑞正式发文通缉孙中山以及南方国会议员等,而10月,南方护法军政府正式宣布段祺瑞为“首逆”。北洋军打着武力统一的旗帜南下,西南军阀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立刻起兵对抗,陆荣廷决定自广东派军援助,与湘军程潜等部在湖南反击北洋军。战至半酣,北洋军中直系的王汝贤、范国璋突然声明停战,北洋军撤兵,皖系措手不及,长沙为护法军所占领。

  北洋军中的直皖争端直接影响到了北洋军在前线的战斗力,在北京政府内部,冯国璋和段祺瑞两人也是尔虞我诈。皖系主战,直系为不让皖系坐大而主和。直系的地方实力派曹锟等也通电表示主和。加上护法军攻克湖南,引发全国性的护法运动狂潮,直接导致了段祺瑞在1917年11月的下台。

  直系占上风的北洋政府就向西南军阀们伸出了橄榄枝,这对西南军阀是一个诱惑。西南军阀本就不想与北洋政府彻底翻脸,发动护法战争也只是为了自保,用武力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顺便借孙中山的名头扩大地盘。在军阀中,陆荣廷对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最为不满,因为孙中山驻节广州,广东原本是桂系在反袁护国运动以后谋得的地盘,现在孙中山在那里大有“鹊巢鸠占”之势,引起了陆荣廷的不安。加上孙中山作为大元帅,是护法军的总代表,西南军阀要与北洋军阀谈判交易,皆要通过他进行,多有不便。所以在南北对峙暂时缓和后,西南军阀就密谋组织所谓“各省联合会”与军政府分庭抗礼,又策划“改组”军政府,目的在于架空孙中山。

  当然,北洋军阀也不会让西南军阀太好过。1918年1月,直系和皖系又达成了暂时的妥协,相约为北洋军“找回面子”。北洋军曹锟、王占元等部很快逼入湖南,护法军则自湖南全面北进,1月27日攻克岳阳。3月,段祺瑞卷土重来,三度出任总理。加上日本和美国在此前的1917年11月签订了《兰辛——石井协定》,就中国的“门户开放”问题达成了一致,日本无所忌惮地支持段祺瑞推进“武力统一”。4月,北洋军进攻湖南,节节胜利,迫使失去桂系协助的湖南护法军丢城弃地。

  眼看北洋军又要占到上风时,北洋系统内的直皖争端再度白热化。段祺瑞把湖南督军之位授予皖系的张敬尧,令直系的两名“南征功臣”吴佩孚和曹锟大为恼怒。曹锟于5月借口伤亡过重,拖延不进,并以“养病”的名义带着司令部拍拍屁股回了天津。而吴佩孚则公开联络张宗昌等直系将领,联名通电,要求北洋政府停战和谈。

  另一方面,西南军阀架空孙中山的活动也在继续进行。1918年1月28日,海军总长程璧光在广州突然遇刺身亡。程璧光被刺一案较之“宋案”更为疑云重重。程璧光是海军的核心,孙中山的同乡。他支持孙中山一方面是出于同乡情谊,另一方面也因为海军中多有两广人,与两广联系较深。海军是南方军政府中除西南军阀和孙中山以外的第三支力量,其依违倒向对西南政局有很大影响。程璧光之死至少有三个嫌疑人:试图除掉他以削弱孙中山力量的西南军阀,试图直接控制海军的革命党人和视之为眼中钉的北洋军阀。所以当时三方就此案互相指责,令真相石沉大海。

  可以肯定的是,程璧光的死,最受损失的是孙中山。原本手中无兵的孙中山本可以在西南军阀之外再多一个选择,或者以海军制衡西南军阀,而现在只能仰人鼻息。陆荣廷等拉拢国会议员和唐绍仪等行“改组”军政府一事,他们抛出一个《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规定废除大元帅制,改为设“政务总裁”若干人,彼此之间都有平等地位,责任同负。孙中山向唐继尧求援,唐继尧不但不予理会,反而提议“遥戴黎、冯为大副总统,或认冯为代理大总统,在南方组织军务院或国务院,以行使职权。”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正式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孙中山在当天提出辞职。国会在20日选举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为总裁,曾任清朝两广总督的政客岑春煊被推举为主席总裁代理。这位岑春煊总裁一边当着南方军政府的主席总裁,一边领着北洋政府的俸禄当高等顾问。5月21日,极度失望的孙中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彻底失败。

  失败后的孙中山总结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民国时期的军阀秉承清末湘淮军政客的遗风,既有军事实力,又有政治头脑。你跟他讲实力,他和你讲法律;你和他讲法律,他跟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跟你拼刀枪;你和他拼刀枪,他跟你玩权谋。明枪暗箭、防不胜防。手中无兵无权的孙中山等革命派指望西南军阀去对抗北洋军阀,殊不知军阀最看重的只有两个字——利益。和他们谈“革命理想”,谈“自由民主”仿如对牛弹琴。因此,孙中山在西南军阀为利驱使,倒转枪口的时候,只能吃哑巴亏。

  指望一部《临时约法》去约束住不讲信义的军阀是很不现实的。所谓的“护法”也只能是一个美丽的幻想。一纸《临时约法》,袁世凯、段祺瑞等实力派都能轻易地将之弃如敝屣,足见其力量之渺小。一再遭受挫折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中国革命要寻求突破,就必须要有新的思想,新的途径和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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