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对中共早期领导人有何重要影响

　　蔡锷逝世后，他那奋不顾身反对复辟帝制、捍卫民主共和，并为之英勇献身的壮举，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人们只要提到护国战争，就必然想到蔡锷；提到蔡锷，也必然想到护国战争。蔡锷成了护国战争的代名词，成了人们心目中振臂一呼，打倒袁世凯的英雄”。以蔡锷为代表的坚决反对帝制、誓死捍卫共和、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的爱国、担当、团结、进步的护国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中国近现代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中，对“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称赞蔡锷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他还说蔡锷虽然逝世了，但他为捍卫共和制度奋不顾身的精神与世长存，并呼吁欢迎这种奋斗精神。

　　另一位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对蔡锷也钦佩有加。护国战争爆发时，正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主持召开留日学生总会紧急会议，决定为护国军筹募军饷，并带头捐饷日金五元，以支援护国战争。2月，为联系反袁活动，李大钊与林伯渠由日返国，途中作长诗一首，诗中有云：“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黯黯五采旗，自兹少颜色。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绝域逢知交，慷慨道胸臆。”通过这首诗，李大钊不仅表达了他与国内爱国志士齐心协力共讨袁世凯的坚强意志，而且高度赞扬了蔡锷等人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而发动的护国战争。随后，他又多次在文章中提到护国战争：“袁氏逆命，谋危共和，未逾数月，义师勃兴，南天震动，而一世之奸雄，竟为护国义军穷迫以死。今虽不敢遽断改革之业，为告厥成功，而青春中华之创造，实已肇基于此。其胚种所由发，亦罔不在吾断头流血之青年也”；“西南义师之兴，呜咽叱咤，慷慨悲歌，此民国新生命诞孕之辛苦也”，高度评价了护国战争对于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重大意义。对于蔡锷的逝世，李大钊十分悲痛，称蔡锷是“民国伟人”，并说：“蔡锷将军乃在吾人敬服之列。”12月1日，李大钊怀着悲痛、崇敬的心情，亲赴中央公园参加了蔡锷的追悼会，25日，又到中央公园参加云南首义纪念会，以表示对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作过重大贡献的著名爱国将领深深的悼念。

　　当时正在湖南一师读书的青年毛泽东痛恨袁世凯卖国，对蔡锷领导的护国战争心向往之，对蔡锷的人品、道德敬仰不已，尤其对蔡锷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十分赞佩，称蔡锷为“邦之模范”。在蔡锷“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精神的激励下，毛泽东组织和领导了湖南民众驱逐北洋军阀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斗争，并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一文，明确宣布：“湘人驱张，完全因为在人格上湘人与他不能两立。湘人驱张，完全是‘为人格而战’，和蔡松坡云南誓师，说吾为人格而战是一样的。”1965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到蔡锷的造反精神，他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搞复辟，蔡锷就在云南起义造他的反。所以如果中央有人搞修正主义，我就希望你们从底下起来造反，像孙大圣一样。”由此足见蔡锷对毛泽东影响之深。

　　护国战争爆发时，正在宁乡玉潭学校就读的刘少奇积极响应，领导玉潭学校掀起反袁驱汤的斗争，与同学们一起，坚持罢课，上街游行，向群众演讲，反对复辟帝制，要求驱逐袁世凯在湖南的代理人汤芗铭，坚决声援蔡锷等人的讨袁义举。1917年1月，蔡锷灵柩运抵长沙后，刘少奇经常约同学到设在小吴门曾公祠的灵堂，诵读全国和省城各界人士赠送的挽联，缅怀革命先驱的爱国精神。刘少奇不用笔录，只用心默记，能一次背诵出数百首挽词，表现出他对蔡锷的崇敬之情。4月12日，刘少奇怀着悲痛的心情参加了为蔡锷举行国葬典礼。同时，在蔡锷爱国精神的鼓励下，决定弃文从军，投身革命,于是年5月进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走上了武装救国之路。

　　朱德是蔡锷的学生和部下，曾在蔡锷的领导下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和护国战争，由于他勇敢善战，屡立战功，深得蔡锷重视，屡得拔擢。朱德亲耳聆听过蔡锷激动人心的演说，亲眼目睹了蔡锷奋不顾身的壮举，因而受蔡锷共和思想影响至深，对蔡锷“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的精神尊崇之至，称蔡锷是他的“良师益友”和“北极星”。得知蔡锷病逝的消息，朱德禁不住失声痛哭，悲哀之际，写了一副挽联：“勋业震寰区，痛者番向沧海招魂，满地魑魅迹踪，收拾河山谁与问？精灵随日月，倘此去查幽冥宋案，全民心情盼释，分清功罪太难言”，以寄托对其敬重的师长蔡锷的无尽思念。朱德还与纳溪县知事周维桢联名呈文永宁道尹公署转报中央，呈文说：“窃维民国再造，帝制铲除，推其元勋，当以邵阳蔡公为最。纳溪为两军交战之地，即蔡公驻临之地。今春一役，我军士效命疆场，死亡极众，率能挽回浩劫，恢复共和。事后追思，非建蔡公铜像及阵亡军士之昭忠祠，何足以励将来而资钦仰。”建议“将纳溪县之东门拆修，另建砖砌高台，就于台上铸造蔡公生时铜像一座，两旁立碑纪功，并择城中要地，营建昭忠祠一间，将阵亡将士牌位，迁入祠内，岁时祭献，以慰忠魂。”

　　在湖南一师附属小学就读高等科二年级的任弼时，于1916年11月27日参加了长沙教育会举行的追悼蔡锷大会。会后，12岁的任弼时即含泪写成《追悼蔡松坡感言》一文：

　　蔡松坡，吾国之人才也。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反正后乃为云南之都督。去岁袁世凯改行帝制，无有声言反抗者，蔡松坡起义云南，独立支持，百折不回，卒能铲除帝制，恢复共和。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一旦事成功立，遽萌退志，遂因病就医于日本福冈医院。然吾人以为寻常病耳，竟不幸短命而死。吾国人民同声叹惜，而吾湘之哀更有不可言者矣。故教育会举行追悼大会，以表哀忱。今日吾国何时乎，内忧外患频仍迭起，龙济光、张勋等引兵自卫，不听中央之命；老西开、郑家屯之案受外人之压迫，无人抵抗。而是以勘平乱御侮之任者，盖惟公耳。今公已矣。由此观之，吾人可不急起直追，继公之志乎?

　　此文言简意赅，字里行间充满着强烈的爱国思想，是任弼时后来成为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起点。

　　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一年级、年仅12岁的邓颖超（时名邓文淑）也为蔡锷奋不顾身的护国精神所感动，为蔡锷的早逝深感惋惜，怀着沉痛的心情，以简洁精练的文字写成500言的《对于蔡松坡先生逝世的感言》一文：

　　吾今后得自由之权，享民国之福者，谁之力欤？曰：蔡松坡先生之力也。而今安在哉？呜呼，已于中华民国五年十一月七日（按：应为八日）辞世仙逝矣！先生少即好学不倦，后入日本士官学校，卒业回国为云南督军（应为都督），迨项城为总统，令其赴京就职。时先生已有疾，不得已来京。项城欲为帝，先生屡与东南通秘电，项城疑之，日则使人羁之，夜则使人守之。然先生如故而心肺已裂矣，不得已使尽百计，始得出京至滇，脱离虎穴，首电反对帝制。项城讨之屡北，于是北连川贵，东连两广，揭彰正义，共伐民毒，而卒达其志，推倒巨憝，民国再造。然先生经此百战之劳，心血皆穷，病亦日笃，遂就医日本。吾民思先生功满天地，其疾必愈，犹可柄国，不料永别矣。呜呼！胡天不吊，遽夺我长城之速哉！实吾民国之大不幸也。东望扶桑，薄海同哭！然先生临逝尚有遗言，嘱吾民以道德爱国，勿重私轻公。然人死不能重生，望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世事靡常，岂能一定，又安知吾中华民国异日不能立万国之上哉？！虽死一松坡，而无量数之松坡存，即先生于地下能不永含笑哉！呜呼，同胞勉之！

　　思想进步、后来成为李大钊挚友的语文老师白眉初，阅读邓颖超此文后也深为感动，批道：“长言不足则咏叹之，感慨悲凉，唾壶欲碎。”

　　贺龙对蔡锷也非常敬佩，每次谈到蔡锷，总是感慨万分，称蔡锷“文武全才，一个了不起的英雄!”

　　由此可见，蔡锷及其护国精神，对于激励这些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学者和学子们坚定走上救国救民道路，起到了重要而深远作用。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之“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