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梁启超共谋讨袁

辛亥革命网 2017-11-16 14:27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傅国涌 查看:

在护国战争中,梁启超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16年1月8日,梁启超从上海致函蔡锷,指出西南责任重大,国家存亡系此一片土地而已,提出了一条很重要的团结多数的政策,对护国运动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蔡锷(1882-1916),一代名将,因率先举旗“为国民争人格”、推倒袁世凯帝制,而被誉为“再造共和第一人”。他出生之际,正当清朝摇摇欲坠的大变动时代。1897年10月,维新变法运动呼之欲出,年轻的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前往长沙,出任著名的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不足16岁的少年蔡锷步行350华里,从故乡湖南邵阳走到长沙岳麓山下,成为梁启超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天资聪慧、学习勤奋的蔡锷深得老师的喜爱,他向比他年长十岁、追随康有为倡导变法而名动一时的梁启超先生透露了“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的想法。对于这位小有大志的学生,梁启超也甚为器重。从此以后,蔡锷和梁启超终生保持着密切的师生关系,思想上深受这位恩师的影响。

  1898年9月,戊戌变法遭到慈禧太后血腥镇压后,梁启超亡命日本。次年,蔡锷与十几位时务学堂的同学一起东渡日本,前来投靠梁启超,梁安排他们先到康、梁创办的专门收容中国学生的大同学校学习。为了达成这位学生实现他的志愿,直到1902年,梁启超才在日本友人大隈伯的帮助下,让蔡锷等三名学生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蔡锷在日本学习和生活近六年,师生二人经常见面,席地而坐,促膝谈心,其间他曾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等报刊发表过文章。

  1904年蔡锷学成归国之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训练新军,后擢升为云南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他与讲武堂总办李根源举兵响应,被推为总指挥,随后被推为云南军政府都督。1913年,袁世凯觉察到蔡锷这个人难以为自己所用,将其调往北京,糜以虚职,任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加以笼络和监视。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狼子野心已是路人皆知,蔡锷表面上每天喝酒打牌,游山玩水,出入风月场所,甚至毫不犹豫地在帝制意见题名册上签名赞成。

  实际上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蔡锷就到天津密访梁启超,共商大计。梁说自己的责任在言论,必须立即作文,堂堂正正地反对。蔡锷则是军界有大力的人,“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梁启超很快发表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当时的他可以说“握舆论界权威”,连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也说他“领袖名流”,得他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

  蔡锷每隔几日就要去一趟天津,“造先生之庐,谘受大计。及部署已定,先后南下。”(梁12月18日到上海,蔡12月9日到云南)临行前他们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蔡锷《盾鼻集》序)他们认为反袁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如果胜利则功成身退,不争个人的名誉地位,一心研究学问;如果失败则献身祖国,准备牺牲,决不逃往外国租界,也不流亡外国。

  为了麻痹袁世凯,蔡锷故意逢人便说:“梁先生是个书呆子,只会空谈,做不成什么事的,不必管他。”11月中旬,他终于摆脱密探的监视,离开北京,潜入天津租界,又经日本、香港,12月中旬回到云南昆明,受到云南父老子弟的热烈欢迎。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联名通电讨袁,组织护国军。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领军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由桂入粤;唐继尧以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坐镇云南。云南独立前后,所发往各方面的电文,大都是梁启超预先准备好的。

  从湖南时务学堂到自立军起义,从《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文章,一直到护国反袁,蔡锷都是梁启超的忠实门生,当他声名显赫、如日中天时依然执弟子礼甚恭。

  1912年3月3日,时任新军标统的蔡锷领导云南起义,并被推为云南都督,致函尚亡命海外的梁启超,称革命胜利“探本究源,莫非吾师脑力笔力之赐?吾师种其因,万众食其果”,可见他对老师的推崇。6月6日,他专门致电袁世凯等详细列举了梁启超的贡献(如办报、办学、组织社团,宣传爱国、平等、自由、民权等)。称“锷追随先生有年,觉其德行之坚洁,学术之渊博,持义之稳健,爱国之真挚,环顾海内,实惟先生一人。”要求袁世凯“敦请回国,优予礼遇”。10月在梁启超回国后,他致电袁世凯一方面欢迎老师,一方面“以谢大总统为国求贤之盛怀”。还致电各省都督请他们都致电欢迎,可见他对这位恩师的热情。在护国战争中他邀梁前去,说他如能去“不止十万雄师”。战后说,“吾师负内外重望,为全国之真宰”,评价极高。

  在护国战争中,梁启超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16年1月8日,梁启超从上海致函蔡锷,指出西南责任重大,国家存亡系此一片土地而已,“但能助我讨贼,自当一视同仁”。提出了一条很重要的团结多数的政策,对护国运动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月25日梁启超致函广西的陆荣廷,要他响应云南起义,并指出桂军将来可以向广东发展。2 月上旬,向来对梁启超甚为仰慕的陆荣廷,在接到梁启超的长信后,即派出专使赴沪,欢迎梁启超前往广西襄助起义。梁氏欣然接受陆荣廷的邀请,前往广西。3 月13日,陆荣廷以陆、梁两人的名义,给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电,要袁辞职,并限24小时内答复。其时,梁启超还在赴桂的途中,并未到达广西。

  蔡锷在四川前线,梁启超给他的函电就有近十份,在病魔缠身的1916年9月蔡还写过一篇《梁启超函牍跋》,说在军中得先生八书,动辄二三千言,“指陈方略极详”。蔡锷在戎马倥偬之中也频频给老师发函电,现在留下的就有五、六份。在战事告终,蔡锷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给梁启超的函电最多,现已找到的有17份,时间从6月21日到9月间,前后不过三个来月(中间还在上海见面过),几乎是三天就通一次函、电,往来之频繁可见一斑。梁启超还给这位心爱的门生请过外国医生。师生之情,让后人感动。

  梁启超对这位学生曾寄予重望,1913年6月中旬,二次革命迫在眉睫,他电邀蔡锷进京。“总理一席,人望在君,时事艰难,何不来京一行,共商大政。”蔡锷则复电提出组织内阁的人应具备的几项资格,说“锷一介武夫,未谙政治,国务重任,非所敢承。”1916年5月14日,他致电蔡锷说这次起事结果,“最低限度,亦须造成南北均势,否则无以对死事先烈也”。又在致蔡锷第五书中说,“惟有与吾弟共甘苦于邛、蜀、滇、棘(下加“人”)间,冀庄严此土,为国人觅一遗种地耳。”希望能用蔡锷的力量造成西南的政治新局面。蔡锷因病离川、去世,也击碎了梁“庄严邛、蜀、滇、棘(下加“人”)”的思想。

  面对八省宣布独立,袁世凯众叛亲离,1916年6月6日他在羞愤忧惧中黯然死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蔡锷实践“成功不争地位”的誓约,辞去四川督军兼省长的职务。政府以其有功民国,擢其军衔为陆军上将,并多次敦劝他继续留任,他都以身体有病为由坚决不再做官。实际上他也的确有病。护国举义之初,已是带病前往。军旅倥偬,吃不好,睡得少,劳累过度,病情日益加重。他本来急着要去医治,但自己的军队需要收束,四川的社会秩序也需要维持,他抱病坚持把各方面事情安排妥当才离开岗位。民国政府不许他辞职,四川老百姓烧着香、拦着路不让他走,他还是毅然地走了。他到上海和梁启超会见时,已瘦得不成人样,喉嗓沙哑到一点声音也没有,老师几乎都认不出他的学生。北京政府派人欢迎他北上,他不去,在上海住了几天就前往日本治病,才发现患有喉癌,已病入膏肓,1916年11月8 日在日本病逝。

  12月5日,蔡锷的遗体由日本运回上海,准备返湖南故乡安葬,在上海的各界人士,执绋号恸者数以万计。梁启超率领弟弟启勋及女儿思顺、儿子思成等,往蔡锷灵前奠祭,悲痛至极。他在《祭蔡松坡文》中说:自从你跟随我学习以来,转眼就是20年了。长沙课室外的提问,东京住所交谈的笑声,至今仍历历在目。尔后书信往来,魂梦相依。去年秋冬间,为护国而秘密策划,以及分手时的相约决心,一字一句,永远刻在我的心上。你在发愤治军以后,已决定为祖国献身。但辛亥革命起义时你没有死,护国战争中你也没有死,现在为国家大事而死,是死得其所。可惜的是,老天爷不想让我再有什么建树,为什么不降罚在我的身上而降罚在我的学生身上呢?本来是松坡应该哭我的死去,如今却是我为松坡的逝去而哭,怎能叫我不悲痛啊!

  梁启超在追悼会上称他的学生是“天然之英雄”,心地光明、纯洁,毫无权利思想;说他反对帝制,举义云南,“自己担任总司令兼先锋队,每日亲到火线观察敌阵”,“对于责任,丝毫不肯放松”;说他做事谨细缜密,“故以最短时间成就恢复共和之大功”;说他立志甚坚,不畏困难,勇往直前。他特别提到举起护国旗帜前夕,蔡锷曾说过这次举事如果不成,决不亡命海外,“使国事更不堪问”。誓言如果失败,“情愿身亡”。蔡锷也不止一次提到这一誓言。所以他称自己这位得意门生为“再造民国之伟大人物”。

  梁启超送给蔡锷的挽联上写着:“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1922年12月25日云南起义六周年纪念日时,梁启超代表南京学界,以《护国之役回顾谈》为题进行公开讲演,他说:“提起今天的纪念,人人都该联想到那位打倒袁皇帝的英雄蔡公松坡——即蔡锷。”当时“他们并不爱惜他自己的生命,但他们想要换得的是一个真的、善的、美的中华民国。如今生命是送了,中华民国却怎么样?像我这个和他们同生不同死的人,真不知往后要从哪一条路把我这生命献给国家,才配做他们朋友。”“我们青年倘能因每年今天的纪念,受蔡公人格的一点感化,将来当真造出一个真的、善的、美的中华民国出来,蔡公在天之灵,或者可以瞑目了。”他最后说:“蔡公死了吗?蔡公不死。不死的蔡公啊!请你把你的精神,变作百千万亿化身,永远住在我们青年心坎里头。”

  1923年,梁启超倡议在北京设立松坡图书馆,自任馆长,认为这是给蔡锷留下唯一可资纪念之物。在《松坡图书馆记》一文中,他写道:“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入斯室者,百世之后,犹当想见蔡公为人也。”梁启超与蔡锷的深厚情谊,由此可见。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填写您的邮件地址,订阅我们的精彩内容: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合作支持 | 网站地图 | 网站律师 | 隐私条款 | 感谢表彰 | 在线投稿
   2008-2017 武汉升华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鄂ICP备10021768号 鄂公网安备 4201850200059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