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立宪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网 2018-09-17 09:16 来源:海门日报 作者:黄志良 查看:

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一批年轻人纷纷出国留学,大多到日本。张謇作为立宪派领袖,鼓励有志青年出国留学。革命派领袖孙中山1905年在日本建立同盟会。上述两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暴发

  鸦片战争(1840~1842)后,以农立国的中国被以工商立国的西方列强打败,从封建社会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由于中国两国交往悠久,日文与中文相近,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1905年打败俄国老大帝国,使中国人强烈地意识到日本立宪成就。为了寻求救国之路,一批年轻人纷纷出国留学,大多到日本。张謇作为立宪派领袖,鼓励有志青年出国留学。1906年成立预备立宪公会,翻译出版日本各类宪政与宪政史方面文献,在全国普及宪政知识;革命派领袖孙中山1905年在日本建立同盟会。上述两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暴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从而促进中国社会进步。

  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中状元,又逢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张謇通过对西方先进国家为何强盛,中国如何贫弱问题的探讨,对洋务派“以兵强国”、“以商求富”主张失败原因的分析,认为海陆军和商务只是辅助强国的一个方面。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指出:“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不蓄而求,岂可倖致?惟敌愈强,则人才愈不易言。泰西诸大国之用人,皆取之专门学校,故无所用非所习之弊。今外洋各国与我交涉日深,机局日逼,若我仍持此因循之习,因陋之才,浮游之技艺,断不足以御之。”鄂督即张之洞,所以张謇借张之洞之口,建议清廷改革现行的中国教育体制与教育内容,踏踏实实地向西方学习。“应请各省广设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学,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师、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博延外洋各师教习。三年小成,乃择其才识较优者,遣令出洋肄业。”强调以培养新式人才,以新式人才适应新的社会条件,为中国走向富强的根本举措。由此,一些中国人面对国家危机,民族的沉沦,为了向西方录求真理,出现了出国留学的热潮。

  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中指出:日本人已经从西方翻译了所需要的大部分内容,由于他们的语言与中文相近而易被中国学生所掌握,所以应该利用日文书籍。他强烈地支持出国留学。“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日本可以提供特有的方便和经验教训。“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张之洞还派出使者调查那里的学习设施,编写一本留学指南,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完成出版。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在国内外形势的压力下,不得不推行“新政”。张謇充分利用这一机遇,作《变法平议》,对清政府六部工作提出一整套变革建议,尤其是教育改革的设想,国待人而治,人待学而成。必无人不学,而后有可用之人;必无学不专,而后有可用之学。强调中国的富强必须从教育入手,只有普及了教育,造就了人才,才能使中国摆脱贫穷与落后。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由于在护照、签证、学校或课程注册等统计数字不可靠的情况下,是难以计算人数的,研究这一留学动态的第一流学者实藤惠秀利用当时保守的估计数,算出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留日的中国毕业生。例如弘文学院前后共收7192名中国学生,其中3810人毕业。1901~1915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累计达41980人。

  中国学生留日在规模、深度和影响方面远远超过了留学其他国家。有关学者经过调查研究后说:从1898年至1914年这段时期,人们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影响。它产生了中国各界精英和领袖人物。

  在日本弘文学院毕业的黄兴回国后与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筹划长沙起义失败后到日本,与孙中山等人倡议成立同盟会,它以兴中会为基础,与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联合组成的。黄兴任总部执行部庶务长,代表孙中山主持总部日常工作,1907年后,多次参与或领导武装起义。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黄兴从日本赶到武昌,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次年一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总长。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讨袁之役,黄兴任讨袁军总司令,讨袁失败后流亡日本。1916年病死上海。宋教仁任同盟会总部司法部检事长,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袁世凯篡权后,他醉心于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企图依靠议会中的多数席位组成责任内阁,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因遭袁世凯忌恨,1913年3月被暗杀于上海。

  成城学校陆军科一开始是训练日本士官生的军事预科学校,后来也接纳中国学生并培养了许多人,如陈独秀、章太炎、邹容、蒋百里、苏曼殊、刘季平、汤尔和等。蒋百里即蒋方震,1906年归国后任东三省督使公所总参议,陆军少将衔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民国后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民国军委会高等顾问、陆军大学教育长,代校长等。1905年赴日留学的许崇清成为著名教育家、新教育学和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其他的留日学生中还有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武昌起义后主持民政),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辟俊、湖南省咨议局议长谭延闿、上海督军陈其美、及吴玉章、胡汉民、邓家彦、汪精卫等。

  陈独秀1901年至1914年曾5次东渡日本,1901年10月~1902年3月,他自费到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补习日语,并加入中国留日学生进步组织的“励志会”,会员有曹汝霖(清末民初外交部副大臣、次长、新交通系首领,为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章宗祥、张继、秦力山等"。1907年春到早稻田大学学习西欧文化,他进入某一所日本学校,主要找原著或日人译介的西方社会科学图书进行自学。其余3次因进行革命活动被迫逃到日本。

  李大钊也在进步党人孙洪伊、汤化龙的支持下,为了“深研政理”于1913年抵达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住在青年会,遇到章士钊(高级民京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1974年病死)、陈独秀、高一涵、霍例白等。他自己勤学英语,还辅导汤化龙的儿子汤俑松学习英语。汤俑松后来成为著名植物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2月11日下午,3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在青年会召开大会,成立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被推举为文牍干事,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这篇文章饱含民族主义感情,准确分析了有关历史与事实,有极为强烈感染力和号召力。

  1902年4月,鲁迅(原名周树人)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的路矿学堂,获得官费留学日本的机会,到日本,他首先选择学医。但当时国内革命浪潮及日本革命志士的行动,促使他果断弃医从文。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先后应邀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执教,应蔡元培之请,在教育部任职,逐步成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巨匠,新文化的旗手,以其深邃的思想,犀利的战笔和仁爱的心无情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翻译的影响

  早在1896年,梁启超就指出中国的翻译活动进行得太慢,他敦促利用日本译文。并总结了日文的几个优点,它发音少,所有发音在中文中都有;文法不复杂,大部分词汇与中文有关,60%~70%语言都用汉字书写。在1880~1940年期间,约有2204种日文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几乎有一半是社会科学、历史和地理方面的。郭沫若在20世纪50年代总结说:“我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在学习日本以打破封建沿袭的同时,这种学习还有助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

  张謇作为立宪运动的领袖,对当时日本出版译印的各类宪政与宪政史方面的文献予以格外的关注。专门研谈过日本细川广世所著、译书汇编社出版的《日本国会纪原》一书。1904~1905年翰墨林印书局出版了汪有龄译出的日本工藤武重的《日本议会史》。张謇作了《日本议会史序》,提出:西方之人有言:不知政治之组织,而妄求政治之权利,是妄想也。批驳了立宪“非其时”的错误论调,认为要建立相关的国会与议会组织来保证宪政的实行。翰墨林印书局还出版了《日本宪法义解》《英国国会史》等书。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俄国老大帝国败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蕞尔小国,再次引起了清廷内外震动,一般人更强烈地意识到日本近代立宪成功的结果。张謇也宣称:“日本之胜利与俄国之失败,实乃立宪政体之胜利与君主政体之失败。”

  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了“仿行宪政”的上渝,两广总督岑春煊即致函张謇,请其发起组织团体,并派过去的僚属郑孝胥与张謇商议,确定会名为预备立宪公会。1906年12月16日在上海愚园召开了成立大会,选举出15名董事,董事又选举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该会会员分布很广,遍及国内十几个省以及香港、澳门、南洋各埠和海参崴。1907年有会员100余人,1910年增至374人。在中青年中,以孟照常、孟森、秦瑞玠、汤一鄂、邵羲、张家镇、雷奋、杨廷栋最为突出,他们都是留日学生。预备立宪公会的工作以筹备立宪事宜,推动朝廷立宪,提高人民的宪政知识为中心,进行了下列工作:一、出版书刊、宣传普及宪政知识。出版的书籍有邵羲译的《日本宪法解》,汤一鄂译的《选举法要论》;会员编著的有:孟昭常的《公民必读》,《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钱润的《地方自治纲要》。张家镇的《地方行政制度》,孟森的《咨议局章程讲义》。均畅销一时,影响很大。二、开办法政讲习所,专门培养地方自治议员、董事,并研究咨议局、资政院员应有的学识。三、推动地方自治的进行和各省咨议局的成立。四、编订商法。五、组织请愿确定召集国会年限等。

  政治避难

  日本在1895年解决了独立和与列强平起平座的主要问题,从此,它就有可能面对亚洲问题了。日本有些学者认为日本的安全直接仰赖邻国的安全,经济前途在于发展对华贸易,为此,日本政府理所当然地关心影响中国事态的发展,除通过合法政府提供指导和援助外,也和中国的革命运动之间有个人和政治的直接接触。

  1898年6月,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在光绪皇帝授意下,进行戊戌变法。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剥夺了光绪的权力,废黜和逮捕了许多直接或间接参与变法的文人和官员,谭嗣同、林旭、康广仁等6名年轻的维新派被处死。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日本同文会领袖近卫亲王穿针引线下逃亡日本,康有为会见了日本领袖人物,受到大隈佰爵的殷勤接待。但是近卫集团感觉到康有为名声太大,不宜长期留在日本,于是在1899年春,近卫筹集了外务省的秘密经费,供康有为前往加拿大的温哥华。梁启超也与近卫及其他地位显赫的日本人会过面。1899年11月4日,近卫到中国与张之洞会见时,张之洞就日本让康、梁避难等事表示抗议,近卫不同意这个抗议。

  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第一次起义失败后逃到日本,后到欧美各国考察,1897年8月又到日本,结识自由派人员宫崎和平山。宋教仁和黄兴1904年准备在湖南发动起义之前,清当局袭击了黄兴的住所,主要人物勉强沿着危险而困难的路线返回日本,受到了帮助孙中山的日本友人接待。孙中山1905年回到日本,日本朋友给他介绍了黄兴,决定建立一个新的组织。1905年7月30日在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家中组成同盟会,约有70人出席,实际上全是中国留学生,他们代表了中国18个省中的17个省,正式成立大会8月20日在坂本金弥家中举行。3位日本人宫崎滔天、平山周和萱野长知为正式会员。宫崎在1907年被授予代理权,以便作为该会的日本代表谈判武器给养。1907年日本政府要求孙中山离开日本,也得到外务省秘密资金的安抚。章太炎(即章炳麟),1903年在“苏报”上宣传反清和民主革命思想,清政府将他和邹容逮捕,在狱中参与组织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到日本参加同盟会。后成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1936年病死在苏州。廖仲恺,1903年开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1905年任同盟会总部外部干事。1913年讨袁失败后去日本,继续协同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为国民党左派。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被国民党右派暗杀。

  张謇虽为立宪运动的领袖,却不完全拒绝与革命党人的结交。1907年革命派黄宾虹、王元生、范君博创办《神州日报》曾得到他的赞助。1908年5月,同盟会江苏支部长陈陶遗被两江总督端方拘捕,革命党人请张謇帮忙,张謇即致电端方营救,端方接电后未敢将陈陶遗杀害。同盟会会员黄炎培与张謇的关系极为密切,黄炎培视张謇为“政治意识不完全相同而一致倾向于推翻清廷,创立民国的战友”。

  1911年11月武昌起义后,张謇赴沪,与章太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革命党高层接触和晤谈,以后又多次与黄兴就临时政府的建立交换意见。尔后张謇与革命党的伍廷芳(清末南方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后任民初外交总长)、陈其美、马君武、于右任、汪精卫、景耀月及唐文治、温宗尧、钮永键、胡瑛、赵风昌(张之洞的幕僚)、王宠惠、朱葆康等人发起组织共和统一会(后称共和党),在上海《申报》于1911年12月22、23、24日发表由张謇撰写的《共和统一意见书》,以力促国内南、北停战统一,促使清帝退位,中华民国诞生。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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