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青年学生顾颉刚、叶圣陶的失望与希望(2)

青年叶圣陶

　　同叶绍钧情况相类似的是钱玄同。从日本留学归来，又师从章太炎，钱氏对自己的学问颇有自信。1912年他受马幼渔之邀执教浙江第一中学校，本以为教授“小学”以其根底并非难事，没料到一上课遇到的状况是“学僮颇桀骜不驯，专与师长寻衅，退铃未鸣，辄任意出讲堂……斥之，不听，且颇恨恨，以怒容相向”。钱氏在下课后感到“身颇不适，喉痛、头微热”，“盖天气既热，复用全副精神与学生对垒”，实在是“甚苦，甚苦！”

　　又过一段时间，学生在课上“复以杨雄姓相缠，说之再三，终不见信，甚至引出字典以与吾相抗，并谓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一篇文不可解”。钱氏不禁感叹：“无理取闹如是！”另有一班又催促他加快进度，“总之，是不要学小学”，令钱氏“愤甚，归拟辞谢之”。

　　广衍而论，叶绍钧和钱玄同的情况均不是特例，理想与现实的严重落差在参与革命的学生中实非常普遍。当时风起云涌的各类以“学生”为名的组织往往只是一群热血青年甚至童稚少年在突来的政治变局中的短暂聚合而已。在这些聚合中学生初期凭着年轻人一腔的热情和理想，彼此之间的联结会相当牢固。但久而久之，在诸如生活来源、个人发展等实际问题产生后，他们极容易产生要脱离这种聚合，去另外寻觅新路的冲动。刘半农就借一个学生之口说道：

　　壬子年的初春，我那时听得人家说革命是志士仁人所做的事，我也义形于色的要做革命党。那时，弃了我的学业，跟随某军官奔走于淮、泗之间。当时，年少气盛，天天说北伐，日日道讨满，以为斗大金印，唾手可得。万一死了，是个流芳百世，青史上千载留名。倘然不死，那时后福无穷，好一似做都督就在眼前咧。谁知拼了几次命，依然故我，虽没有毕命沙场，做了国殇，却也依旧没有一些儿出息。那时节自己才恍然知道，做都督的人已经另有人在，不是我们那辈穷小子可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这是大英雄大豪杰所做的事，我们小百姓该做小百姓的事情，还是劳苦力作，过一天是一天罢。我到那里，方才自己大觉悟咧，那时候，一肩行李，踽踽南旋……

　　刘半农生动地写出了1911年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延长线上，其既是一个让青年走入社会，参与政治的强大动员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只给予少数人更多利益，却让大多数被动员者失望的过程。

刘半农

　　张资平就发现，“同学们都在活跃，这一个说进行什么职位，哪一个又说在运动某要人，甚至于有想猎取县长的”。当他试着去访问几位新在教育界做小官的朋友时，却发现“他们的态度都变了，非常倨傲的”，这使他不敢把来意说出口了。也有几个态度圆熟一点的人以教训的口吻来劝他，岁数尚小，当努力求学。

　　如张资平这般本巴望着革命能改变生活轨迹的学生，尽管可能参了政、从了军，可最后仍未觅到出路的是绝大多数。他们只能暂时蛰伏。可是蛰伏并不意味着就能消解他们因革命而起的“思出其位”的冲动，这种冲动在“革命后的第二天”促使他们努力向教育、出版等权势网络奔去，但结果经常是更大的失望，而这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正成为日后五四运动发生的强大推动力。

　　1915年，在顾颉刚的鼓励下，一友人投考北京大学，在上海考四天，共计八科。但考完三科时，此人已说录取必无希望！叶绍钧知道此事后说，若他去考，也是“弗终局也”。从叶氏与顾颉刚的来往书信看，在友人考毕的三科里，出毛病最大的是题目取自《文心雕龙》的国文。由此可见，那些欲考北京大学而不得的学生，希图改变以“太炎门人”为主干，以旧学典籍为核心的那个文化场域的愿望有多强烈！

　　即使是考上大、中学堂的学生，他们数年后也一样面对着毕业后无事可做的困境。1917年从湖南高等师范毕业的舒新城就说：“湖南的全省，在当时不过十余所中学及师范，如何能骤容此百二十余之数理化、英语、博物本科生，更如何能容同数之文史专科生。”因此这些毕业生只能捧着教育司和学校的介绍书各奔前程，如无父兄余荫，亲故引援，就要靠母校收容，家境富裕或凭偶然之技能，补他人之缺，否则基本只能得到最坏的结果——失业。

　　教育界如此，出版界也是一样。商务印书馆等巨型出版社，他们有政府的支持、源源不断的作者群、遍及各地的发行网和庞大的读者群。因此相当不可一世，牛气冲天。

　　周佛海就曾一边做着“入阁拜相”的美梦，一边盼望着能进商务印书馆的学徒学校，“但就是这一条路，想了很多的方法，也没有走通”。

　　有幸能在商务打杂的朱东润曾听过一个颇让学生们沮丧的故事：有作者从乡间来，着蓝布大衫，看上去极土气，但写的关于塾师的小说却生动。《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决定录用，稿费定为千字二元。当即有人嗫喏道：“那么生动的描写，千字二元太苛刻些，怕作者不会同意吧。”恽铁樵的回应是：“哪能不同意？不同意底关系？我估可以重写一篇，这故事大估偕可以听到吧。”得意中恽氏连常州口音都带了出来。

　　在恽铁樵底气十足的背后是以商务为代表的大出版机构的强势，但也正是这种强势引起了诸多希冀能进商务工作或向商务旗下各大杂志投稿的学生的不满。张闻天就说：“看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界，眉头就皱起来了，不是甚么 指南 甚么 精华 ，便是代数、几何……教科书。但是这尚不至害人。最可恶的一本头的《灵魂学》、《因是子静坐法》、《长生不老法》……还有某生某女士聊斋式的爱情、言情、苦情……肉麻小说，薄薄的一本，面上很美观又很贱。唉！这是中国文化所寄吗？”这些话看似在批评商务的出版品，其实背后都有些学生想入商务等大书店而不得的怨气。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对1911年革命后的学生来说，他们会期盼有一个改造时时阻碍他们深造的旧文辞章句的运动；希望出现一片他们能够“挤入”，以发表自家文章的园地来与大出版机构相抗衡，更憧憬着能有一个比1911年革命更彻底的变动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从而重新被纳入社会的上升轨道中。正是在这种种的期盼、希望和憧憬中，学生们迎来了五四。

　　（本文摘自瞿骏著《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