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湖南剿匪

　　民国时期上海的土匪黑社会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之流在大城市横行霸道，而湖南土匪黑社会一直躲在山里，人们不禁要问湖南的土匪黑社会为什么不象上海的土匪黑社会那样在大城市闹事，而要躲进深山呢？那是因为辛亥革命时期土匪黑社会头顶“革命党人”的招牌曾经大批进城横行霸道，结果这些土匪黑社会全被湖南革命军消灭，侥幸漏网的土匪黑社会，一提到这事就吓得心惊胆战，一辈子都不敢在城里露头了。

　　现在某些人借纪念辛亥革命之机，不去纪念推翻清朝的湖南革命军，反而为被革命军消灭的土匪黑社会招魂，特别是为被革命军消灭的黑帮老大焦达峰招魂，企图搞乱全国人民的思想，颠覆正义与邪恶的概念，因此我们必须谈一谈辛亥革命时期湖南革命军剿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黑帮老大焦达峰究竟是个什么人？

　　辛亥革命是一场非常严肃的推翻清朝的战争，有人却把辛亥革命说成是《聊斋》，把一场严肃的战争讲成了一个谈鬼论狐的笑话，或是故意回避反清战争的大局不谈，大谈黑社会与人民群众之间所谓的“阶级斗争”，把黑社会说成了“无产阶级和农民”，把广大人民群众说成了“资产阶级”，这些人一屁股坐到黑社会一边，反对广大人民群众。一提起湖南的辛亥革命，有人马上会吹捧一个叫焦达峰的人，拼命踩湖南革命军。焦达峰到底是个什么人？某些人说，焦达峰是神仙下凡，会腾云驾雾、会做法，一做法马上可以叫人死。在辨证唯物主义普及的今天，人民群众都清楚：说一个人是神的肯定是邪教。有人说焦达峰家里“很穷”，是“无产阶级”，代表了“穷苦人的利益”。实际上，在辛亥革命前，焦达峰家有500亩地，有15000多平方米的房子，如果这算穷的话，那无产阶级真的是“富”起来了。方方面面的资料证明，焦达峰出身于家族黑社会，他14岁加入洪江会，以开赌场起家，年纪轻轻就世袭坐上了黑帮老大的交椅。焦手下的“会党兄弟”尽干些杀人、抢劫、开鸦片烟馆、开妓院、勒索商户收保护费的勾当。如果说焦达峰的黑社会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是受压迫者的话，那么被焦达峰黑社会欺压的老百姓算什么？众所周知无产阶级主要是在城市做工的人，农民主要是在农村种地的人，焦达峰黑社会的人既不做工也不种地，完全靠偷扒抢劫为生，怎么能算无产阶级和农民呢？有人说，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人都是以搞偷扒抢劫为生的，我们说这种说法极其荒谬，中国有5000年文明，是礼仪之邦，搞偷扒抢劫的只是一小撮“人渣”，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如果非要说历史上中国人都靠偷扒抢劫为生的话，那只能证明讲这话的人，他自身的价值观、人生观、历史观都是邪恶的。正义与邪恶的界线一定要分清，中国人民不但要坚持现在的正义，也要坚持过去的正义。

　　辛亥革命时期推翻湖南长沙的清政府，辛亥革命时期报纸、书上记载的是：全在新军原动，巡防营应之；或新军和巡防营里应外合搞成功的。有人非要编故事说是焦一个人搞的。事实上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人是不可能解放一座城市的，打下一座城市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行。而在清朝的眼皮底下，从无到有，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是非常不容易的。湖南革命军是湖南新军各级指挥员们经过8年的艰辛努力，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湖南革命军指挥员为了湖南革命军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在五十标，革命军排以上指挥员都是余钦翼、梅馨、蒋国经等人精挑细选、在革命斗争中千锤百炼才留下来的，革命军指挥员首先必须是精通自己的业务，善于指挥部队，对推翻清朝的事业要忠诚，对人民要爱护，对官兵要关心，凡是违背这个原则的人都会被清洗出五十标。经过8年的苦心经营，革命军官兵做到了与指挥员关系融洽，如臂如指。而焦达峰，大部分官兵连焦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少数人只知道焦是黑社会的老大，焦达峰在革命军中群众基础这么差，怎么可能指挥革命军呢？要不是焦扛着孙中山这块招牌到处招摇撞骗，怎么可能坐到都督的位子上？革命军短时间上当，一但搞清楚焦不是孙中山派来的，只不过是个黑社会而已，革命军自然把焦枪毙了。为什么即使焦达峰做了都督，革命军仍旧相信自己的指挥员而不是相信焦呢？这是因为广大革命军和人民群众是有觉悟、有自己的判断力的，他们看着焦达峰的所作所为，确定其是一个邪恶的人，而革命军指挥员坚持的是正义的事业，这才服从革命军指挥员指挥的，突入都督府把焦就地正法。湖南长沙反正是1911年10月22日（阴历九月初一），由于新军起义计划、保密工作做得好，新军和巡防营相互间配合得不错，一天就占领了长沙。焦达峰黑社会的没有一个人参加长沙反正，根本谈不上是焦搞的[见湖南省政协编《辛亥革命在湖南》第118、174、449、452、454、455、460、486页；郭孝成编《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61页和《申报》影印件【115】129页、【115】598页]。

　　某些人造谣说，长沙反正是焦达峰领导安定超、彭友胜，安定超、彭友胜领导四十九标，四十九标一个连又领导五十标。有点军事知识的人都知道安定超是个班长，彭友胜是个副班长，怎么可能指挥两个团？就算能指挥，长沙反正后安定超、彭友胜应该升官才对，怎么可能还是一个班长、一个副班长？再者，一个连指挥一个团是不可能的，纯粹是军盲才会讲一个连能指挥一个团这种笑话！

　　有人造谣说，长沙反正的时候排以上的军官都躲了，反正是当兵搞的，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进攻长沙是湖南革命军的一个战役，而战役是非常复杂的，参战的2个团各级指挥都必须有人负责，如果说排以上的军官全跑了，那么必须新提拔排以上的军官，例如他们说是安定超、彭友胜领导起义，那么这2个人必须是火线提拔为四十九、五十标的标统，得到四十九、五十标全体官兵的衷心拥护，但事实并非如此，众所周知长沙反正后，四十九标的标统是王隆中、五十标的标统是梅馨。10天后，焦的帮凶宋锡全在岳阳被四十九标正法，焦达峰在长沙被五十标正法，安定超、彭友胜根本阻止不了这件事，总不至于说10天前安定超、彭友胜可以领导四十九标、五十标，10天后就领导不了吧？讲清楚了这一点，可以看出到底是谁在四十九标、五十标的威望高？长沙反正时，四十九标、五十标究竟是谁在指挥？

　 有人造谣说，四十九标二营一个营拿下了长沙，五十标没有参加长沙反正。众所周知，长沙是个省会城市，靠一个营根本不可能拿下来，这些人为了黑五十标，凡五十标参加打清朝的战役，他们都说没有，例如说五十标参加长沙反正和黄孝战役，他们都说没有，特别是掩盖黄孝战役这一伟大的战略决战，使得他们无法解释清朝为什么会被打倒，有的最后干脆蒙骗大家说，革命军被清朝打倒了，辛亥革命是清朝胜利了。连毛泽东同志在辛亥革命时期参加五十标{见中国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编著《走近毛泽东》第11页}，他们偏要篡改毛泽东同志的履历，把毛泽东同志搬到四十九标二营，这些人篡改历史的伎俩连3 岁小孩都骗不了，更不用说是有思想、有觉悟的人民群众了。

　　有人说，焦达峰很受“无产阶级”的欢迎。事实上焦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而是把黑社会的人象供祖宗那样侍侯得好好的，他的“会党兄弟”每天在都督府吃饱喝足后，职业就是上街抢劫杀人、贩毒、开妓院、开赌场、勒索商户收保护费（见秦宝琦著《从帮会到黑社会江湖三百年》第126、163、165、173、175、176页）。老百姓怨声载道。如果焦达峰很受老百姓“欢迎”话，那怎么解释10日后焦被革命军打死时，革命军和老百姓的欢呼声连绵数十里呢？按某些人的说法，辛亥革命时期焦达峰在湖南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占领长沙的胜利，那时候连俄国十月革命都没有胜利。按这些人的逻辑，焦达峰领导的湖南“无产阶级革命”比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的时间还早，这显然是个笑话。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胡主席定性辛亥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有人偏要信口开河说，湖南辛亥革命性质是焦达峰领导的“农民和无产阶级”反对湖南革命军的革命。事实上，那时满清皇帝还没有倒台，在皇权专制的国家里，“革命”的主要对象不是打倒满清皇帝，而是去消灭打清朝的湖南革命军，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二、湖南革命军是如何铲除黑帮老大焦达峰的

　　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清廷官员与土匪黑社会相互勾结，致使土匪黑社会势力做大，加之辛亥革命早期，革命党中少数领导人将黑社会当成统战对象，使得大批头顶“革命党人”招牌的黑社会势力到处招摇撞骗，特别是1911年10月革命军推翻了湖南各地的清廷政权后，黑社会以为变天的时候到了，他们在黑帮老大焦达峰的带领下，企图把湖南变成黑社会的乐园（见《申报》影印件[115]129页、郭孝成编《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59—61页、湖南政协编《辛亥革命在湖南》第174、452页）。焦当了都督后，以黄缎绣龙制衣裤穿在身上，招摇过市，公然在民主共和已成为全国人民共识的情况下，仍然摆出一付要接替溥仪当新皇帝的架势。焦的“会党兄弟”得意洋洋地说：“焦大哥作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门的天下”，黑社会的人天天向焦要钱、要武器、要官位，整天把都督府堵得死死的，比自由市场还乱10倍，焦达峰命令都督府每天摆400多桌流水席，招待黑社会的人（见湖南政协编《辛亥革命在湖南》第49、176、452、454、457、462页）。例如：焦把因嫖娼半年暴露身份而被南京警察在妓院里抓捕的江洋大盗冯廉直放出来，委以南路招讨使、标统，驻湘潭。冯廉直在湘潭到处寻杀仇家，搞得行人不敢在街上走、店铺不敢开门做生意，湘潭人民忍无可忍，一举将冯廉直及其一伙消灭。

　　焦达峰清楚他与其手下均为土匪黑社会，名声很臭（见湖南政协编《辛亥革命在湖南》第449页；见《申报》影印件[115]598页），怕都督的位子坐不长，于是，焦达峰每天挖空心思想要消灭革命军，他借口援鄂，把湖南革命军赶到湖北。焦盘算，若湖南革命军在湖北消灭了清军，功劳是他的；若清军消灭了革命军，正好消除了对焦的威胁。为此，焦把全体军人的军饷、冬装、武器装备等以各种理由克扣下来；将手中掌握的枪、钱、官位，统统分给整天为非作歹的土匪黑社会；焦达峰规定四十九标不许发冬装，不许带机关枪、大炮、雨衣等，统一着单衣、光脚穿草鞋，每人只带一杆“汉阳造”步枪出发去湖北。焦又规定巡防营甘兴典部不许带武器、雨衣，统一着单衣、光脚穿草鞋，空手到湖北。{以上见武昌政协尹文华、叶青主编《辛亥革命首义功臣熊秉坤》第181页“熊秉坤意见书”、湖南政协编《忆黄兴》第85、87页李书城的回忆、湖南政协编《辛亥革命在湖南》第454、455页；《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555页}。焦还规定野战军五十标不准在湖南扩军，不许带机关枪、大炮、雨衣、冬装等，统一着单衣、光脚穿草鞋，每人只带一杆步枪“汉阳造”，立即去湖北。焦的反常行动使革命军意识到焦正在策划一个巨大的阴谋，五十标的老标统余钦翼（当时已担任湖南革命军第一镇镇统）当面对焦说，你大肆任用黑社会的人不对，这些人到长沙后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公然开堂口、抢地盘，开妓院、走私贩毒，开赌场，抢劫杀人，勒索商户收保护费，“并引其私党，据于要津，谋推翻新军”，革命军和人民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希望焦不要用这些人（见郭孝成编《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