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先策应武昌首义的宜昌义军

　　清末，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创建的以推翻清王朝为己任的中国同盟会，曾多次举行武装起义，虽屡次失败，但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却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当时全国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川汉铁路的保路运动更是如火如荼。在这样高涨的革命形势推动下，湖北新军中的文学社和共进会党人于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率兵起义，一举取得成功。这年是旧历辛亥年，史称辛亥革命。至此，全国各地纷纷起义，终于推翻了统治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专制的历史，并建立了中华民国。

　　这里要说的是继武昌首义之后宜昌起义的前奏保路风潮及起义壮举。

　　宜昌起义前的保路风潮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后，四川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掠夺我国铁路权，展开了收回路权的运动。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盛传清政府准备将川汉铁路的建筑权出卖给英国，于是四川人民立即起来抵制，并自筹股款，于次年1月22日成立商办川汉铁路公司，从此开始自办修筑铁路。其路线自成都经重庆、宜昌至汉口，全长4000里。工程拟定先从宜昌开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詹天佑任川汉铁路宜(昌)万(县)段总工程司、颜德庆为副总工程司。次年9月来宜勘测设计川汉铁路宜万段。同月，邮传部接办川汉铁路宜万段，李稷勋接任川汉铁路总公司宜昌总理，筹备开工事宜，招3万余民工于12月10日正式开工，但至宣统三年九月（1911年10月)该工程便宣告停工。川汉铁路从筹建、开工到停工的七八年间，宜万段仅宜昌经兴山至归州(今秭归)一段开了工，其中只有宜昌新码头至晓溪塔15里铁路通过车。

　　工程进度为什么这样迟缓?原来是外国势力的干扰和清政府对川汉铁路商办不肯定的缘故。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英国就曾计划修一条由上海经南京、汉口、宜昌、万县至成都的铁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四川成立商办川汉铁路公司时，英美两国公使就照会清政府外务部磋商借款事宜，企图强取修筑川汉铁路权。宣统元年十月二十八日(1909年12月10日)，川汉铁路已在宜昌开工，英国在中国出版的西报称：“此路早闻向各国借款，自汉口至宜昌一段归德人承造;自宜昌至成都一段归英人承造;成都以上归法人承造。今川人筹款自办，已在宜昌开工，英人将此权利无故废弃，吾人颇为震动”等等，仍在为争筑路权制造舆论。而清政府对川汉铁路商办，也很不赞同。川汉铁路商办时，清廷官吏把持路权，从中干预，实际上是民款官办。而官办集股筹款弊端百出，只会拖延工程进度。官商合办亦是徒具形式，大权仍由官府掌握。总之，修筑铁路举步维艰。对此，人民极为不满。

　　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清政府宣布川汉铁路国有，并向英、法、德、美四国财团订立借款合同，同时商办所筹集的铁路股银又概不退还。于是激起四川人民和宜昌地区股民的反对。川汉铁路宜昌总理李稷勋致电成都总公司称：“铁路国有，注销商办，政府牺牲信用”，“人民受损甚巨，当拼力拒之”。五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成立保路同志会，推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并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战斗口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七月，清政府派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部分湖北新军开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同时，四川总督赵尔丰以铁路股东代表大会出现“川人自保商榷书”为由，诱捕保路同志会领袖，枪杀请愿群众30余人，伤者无数，造成“成都血案”。从而激起成都及川东、川南群众的反抗。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在荣县发动同志军起义，向成都进军，清军陷于手忙脚乱的困境。

　　不久，四川保路运动的声势波及到宜昌，立即掀起宜昌保路风潮。聚集在宜昌附近的40000多筑路工人对铁路国有政策不满，各包工纷纷要求清算工价。旅宜的川汉铁路股东数百人，群起要求宜昌府退还股本，并与清兵发生冲突。恰在这时，同盟会会员张伯祥、费榘等从日本回国，秘密赶到宜昌，与投身政府警界的同盟会会员胡冠南等商议，在四川会馆(西坝川主官)成立川汉铁路研究会，以研究铁路为名，向工人宣传革命。在宜(昌)归(州)线上的同盟会会员黎怀瑾以“承揽工头事务”的公开身份，秘密组织筑路工人伺机夺取清军武器起义，不幸事败，黎本人和20多名工人被害。但却更加激起人们的愤慨，宜昌保路风潮高涨，“革风日炽”。

　　宜昌最先响应武昌首义

　　“全国义师桴应武昌，以宜昌为最先”(李稷勋《宜昌义师桴应武昌》)。武昌起义“首先响应者，厥惟宜昌”(李一《辛亥恢复宜昌记》)。武昌首义，宜昌最先继义，是有其来由的。

　　如上所述，宜昌保路风潮是在四川保路运动的影响下产生的，与之一脉相承，是促使宜昌起义的先声。这是外因的触发。更主要的是，宜昌为川东鄂西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地区。自宣统二年（1910年)初至三年(1911年)七月，先后有革命团体公益会、同盟会、文学社和共进会等党人潜入宜昌，酝酿革命。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同盟会会员胡冠南、四川沪州公益会会员严绍陵和胡绍尧等秘密发起组织，在宜昌川主宫(地址在西坝原峡江纸厂)成立宜昌公益会，以宜昌府中学为活动中心，从警界、商界、学界中发展会员273人。从此，革命党人的活动在宜昌逐步展开。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清廷派钦差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三十一标进川镇压保路运动抵达宜昌时，严令捉拿革命党人，每天在城里派兵巡查四五遍，几乎使各党人无法活动。胡冠南趁机离宜赴川，尾随端方，计划将其刺杀，并运动三十一标起义。后来终将端方刺死在四川资州(今资中)。七月，湖广总督瑞澂派新军三十二标二营两队和四十一标一营驻防宜昌，一面防范重镇口岸，一面弹压铁路工场。随军到达宜昌的下级军官中，有文学社的重要成员唐牺支和共进会首领胡云龙等。至此，各会党人会聚宜昌，互相联络，密谋起事。

　　1911年10月13日(辛亥八月二十二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宜昌，驻宜新军中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党人立即响应，在湖北军政府特委派来宜昌联合军队的张鹏飞还未抵宜之前，便提前行动了。

　　先是共进会党人胡云龙等，约集新军各队同志商议起事，然后与警界代表严绍陵、张举武，学界代表唐人瑞、李骥万、蔡万钟等开会密谋起义。接着于10月14日在东山寺开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军界代表唐牺支、邓金标、黄汉卿、胡云龙、柳克伟、柳林香、蒋方仁、刘国栋、阮桂芬等；警界代表严绍陵、张举武、施有政、望云霓、赵伯琴、杨世丰、孙章翰、王泽芳、李植兰等；学界代表唐人瑞、何大嘉、李骥万、蔡万钟、黎祥吉、韩建勋、刘驭万等；商界代表李春澄、童月红、赵璧成等，共计43人。会议筹划方略，协同议决，郑重决定于10月18日(辛亥八月二十七日)举兵起义。会议委派严绍陵主拟起义文告，唐人瑞、李骥万、蔡万钟、张举武、赵伯琴、施有政、杨世丰、王泽芳等负责粮食、武器调配，并联络商界和川汉铁路弹压局军队配合行动，胡云龙、黄汉卿等联络新军四十一标，杨柱臣联络三十二标，郭炳炎入川联络三十一标等士兵起义。会议结束后，各党人立即分头行事。

　　宜昌商会也以维持治安为名，招募300人组成商防队，商界人士李春澄为管带。当事情紧急时，全体队员佩带武器日夜巡逻，为革命党人作后盾。起义前夕，李春澄连同商会总理曹耀卿、会员吴敬陔、韩慎之、王咏香、林锡臣、罗义生等，前往新军驻地县城隍庙(在太平街)与唐牺支等人会谈。曹等人表示，军队所需粮饷，全由商会负担。由商会倡导，商民共捐钱39000多串，又从清算各局、所财政中，查获200多万元，保证了军队的粮饷。

　　在这之前，宜昌清军巡防营统领崇欢，自知无力防御，以援救瑞澂为借口，率军逃窜。驻防新军营管带戴寿山、队官施化龙等知军心已变，也闻风远遁。军营中维持局面的仅排长唐牺支、喻洪启、董学超、欧阳超、沈岳乔等人。这对军队起义极为有利。 10月18日晨，唐牺支等人在商防队管带李春澄家开会刚结束，宜昌知府金世和突然闯入，问李春澄发生了什么事。李晓以大义，劝其归降。金便拉着李的手外出。同志们担心金怀异图。唐牺支当机立断，一面派同志跟踪监视，暗中保护李春澄;一面密遣精锐四十一标左队一排，防守在荆宜道署及宜昌府署附近，并在各城门、要道处设哨警戒。三十二标由沈岳乔率兵梭巡城外，派人对盐局、银行监守。又命欧阳超率一队士兵赶到川汉铁路弹压局找管带杨正坤索取弹药数万发，同时又截获了四川转运局主事黎迈转运的枪械弹药，武装了起义军。 10月18日晚，东门口燃起一堆火，革命党人宣告起义。第二天早晨，宜昌道府衙门悬挂了白旗，知府金世和等官员依次相率投诚。就这样，义军不开一枪，不扰一民，被清朝统治260余年的宜昌城从此光复。全城高挂汉旗，商民欢呼。

　　宜昌起义后，即成立民军司令部，各界代表公举唐牺支为司令长，将旧镇署设司令部，内部分设参谋处、中军处、军需处、庶务处、粮台处、执法处、招待处、交涉处和书记处。委任张鹏飞、杨柱臣、沈岳乔、关克威为参谋官，戴治康为军需官，胡建勋为庶务长，李春澄为粮台官，丁荣学为执法官，袁国纪、孔宪治、李一为书记官，何大嘉、杨革五为招待员，鲁全经、陈善为交涉员，严绍陵管理财政，王正言负责治安。

　　民军司令部首先命令逮捕并处死顽敌参将倭和布及逃敌统领崇欢家属。对于混乱的金融市场加强了管理，及时布告安民，公布“所有宜昌现有之官票”，加盖印信后，暂继续流通使用，“俟鄂军政府新票到宜，再行收换旧票”。对于聚集在宜昌附近的4万多筑路工人，民军司令部用省军政府的拨款作了妥善安置。光复后的宜昌，人心安定，秩序井然。从武昌起义消息传入到宜昌起义成功，仅6天时间。

　　联络各地起义与攻打荆州

　　宜昌起义成功后，民军做了两件令人鼓舞的大事:一是联络各地军队起义;二是攻打荆州。当时武昌起义军正与清军在武汉三镇激战，宜昌民军此举为巩固武昌首义成果，稳定大鄂西局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早在八九月，宜昌革命党人先后有胡冠南、郭炳炎到四川运动入川的湖北新军起义。宜昌起义后，于10月21日，司令长唐牺支令管带阮桂芬率一营兵驻守巴东，一面防御鲍兰舫从四川夔府(今重庆奉节)攻宜昌，一面策动巫山、夔府两地驻军起义。10月27日，参谋官关克威、管带欧阳超各率一营开赴枝江一带，运动其驻军起义。10月28日、29日，宜昌民团代表曾广惠到巫山、夔府联络，翟燮阳到重庆联络，康藩楚到施南(今恩施)联络。接着，唐牺支又致电驻施南新军第三十二标三营管带李汝魁，敦促其起义，并派稽查员张渭滨前往施南招抚军队，于是李汝魁联合各营管带宣布起义。11月3日，参谋官江朝宗到襄阳一营联络。11月4日，关克威率兵一营开赴当阳、荆门，促使其地起义。不久，阮桂芬受巴、巫、夔各界人士的拥护，领兵前往夔府，夔府得以起义。至此，鄂西、川东的局势日渐稳定，从而使宜昌乃至武昌无后顾之忧。

　　民军司令部在扩军方面，除了招募新兵，另有两支力量参加了民军：一支由四川会党赵玉龙、向竹安等率部投司令部；另一支是遣散的筑路工人有800多名志愿当兵，加上李稷勋将原筑路巡缉队和省派护路巡防营统交司令部率领，这样，民军兵力就由原有两个营，迅速扩充到两标。

　　在联络各地军队起义的同时，民军向荆州发起了进攻。荆州据武汉上游，为清旗军驻防重地，向东可进军武汉，向西可攻取宜昌。时值武昌首义军与清军交战激烈，荆州守将连魁有联合襄阳驻军出击汉口的计划，左副都统恒龄有出兵宜昌的意向。荆州不拿下，对巩固宜昌，保卫武汉不利。为此，宜昌民军司令部首先派已投诚的满人松宽、存喜等去荆州劝降，又通过驻宜的英领事和日领事从中斡旋。但荆州守敌拒不投降，于是宜昌民军决定于11月初对荆州用兵。

　　宜昌民军司令部委任参谋官胡冠南为行军参谋兼指挥，并针对敌军的部署采取四路进攻荆州:第一路由关克威率兵一营出当阳攻荆门，以切断荆州与襄阳的联系;第二路由邓金标率一大队经河溶，夺取八岭山从西北向荆州逼进;第三路由欧阳超率一大队乘船顺江而下，至江口登陆袭击荆州;第四路由喻洪启率兵一团乘小轮顺江抵达沙市，占领金龙寺，与第三路军配合，形成东西两面攻击荆州之势。战斗从11月16日开始，至12月上旬，荆州仍未攻下。参谋官张鹏飞便采取炮攻。并亲自到省军政府请领快炮。同时又请来湖南的增援部队王正雅部。12月9日唐牺支命令全面攻城，快炮、土炮对着城门一阵猛轰，然后民军攻破城门。混战中，敌都统恒龄开枪自杀，守将连魁、松鹤被迫乞降。荆州光复。唐牺支在荆州道置设立荆宜司令部，组织商民开市营业。

　　宜昌民军在辛亥革命斗争中，光荣地完成了推动鄂西各府州县起义和捍卫武汉的历史使命，为宜昌的革命史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作者之一杨焙煌系宜昌市方志办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