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起义史实之淆乱与订正

　　历史家之纪载一件大事，类皆以此事件中心之总揽（即领导）人物为目标，此非尽由英雄主义或个人本位之见地；实缘事态繁杂，必用一二主脑以为代表，乃可简化而包举也。远如驱逐胡元之揭明太祖，解放黑奴之首崇林肯，近如战胜洪、杨之标举曾、胡，马厂起义之归功段氏，古今中外，殆莫不然。护国一役，唐公既为发难唯一之地位，复掌总揽全局之事权（蔡、李各任军长，负一方面军事之任，是为分司；唐公身任都督，负统筹全局之责，是为总揽。）且歃血立盟者唐，领衔付贼者唐，而西南合组政府之首脑又复为唐（抚军长）。无论法理事实，均应以为此役之代表。此就属于人者言之也。云南地瘠人稀，向为受协省份（清代由鄂协济）。民初本省岁收，经常不过七八百万，人口仅及千万。以如此贫而且寡之人力、物力，与富厚雄强之袁逆抗，其将举鼎绝膑，实为必然结果。当时罗掘之苦，拮据之情，至将全省教育款项完全提用，学校一律停办，公务员只领少数伙食，欠薪年余未清，甚至敬节、养老各会，及体仁善堂等慈善机关，亦准避免，可想见矣。若夫征募壮丁，川流不息，入川一军死亡兵额，前后不下一万，他路可知。其中多有曾受教育之学生，尤可痛借。至供给转运，及龙氏入寇，因此役而死之人民尤难以计算。山国货运，纯恃骡马，起义悉被征用；自经此役而运道阻滞，商务萧条，数年不能恢复。本省公私经济，受此影响日陷绝境，纸币低落，财政枯竭，迄于十七八年犹未整理入轨。当时之民，毁家以助军糈，殉国而遗鳏寡。大功既成，穷苦无告，所谓「对国为扶危平乱之功臣，对滇为荡产破家之败子」者，其言不无偏激，其情实亦可伤。此就属于地方者言之也。惟其难发自滇，故国会之规定国庆，不曰护国而曰「云南起义」；惟其事由于唐，故尔国府之崇德报功，不及其他而独表扬唐氏。定论千秋，宜无所谓淆误矣。乃因当时政客故弄玄虚，伪造蔡系主动唐为被动之说，少数书商不暇详察，竟于中小学教科书中，将此役完全属诸蔡公一人，而将唐公、李公一概抹煞。甚至标题直曰「蔡锷举义」，并云南人民亦似不足指数。坐令通行之后，辗转沿袭，谬种流传，至今犹未纠正。兹就经过事实，予以客观辨正，所以尊国典，求信史也。今先述其淆误原因如下：

　　一、淆乱之起，以梁启超始作俑，而其影响，则以所着之《国体战争躬历谈》为最巨。按此役梁于事前曾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之刊布，梁、蔡师弟先后脱离北京，筹划南行，与滇主张正相默契。而滇中同志，根本即认此事为举国人民应同争回国家人格之公共大业，凡属反帝，莫不欢迎；况以梁、蔡关系，尤常合作，故唐之对梁，尊礼备至，且曾派员迓请来滇共策大计（后因入桂，未能践约）。梁对唐及滇人，亦屡致电函，极表推崇感动之意（来函中有「以一隅而抗天下，开数千年历史之创局；不计利害为天下先，拯国命于垂亡，当为全民感谢」之语，唐曾影印遍发军民。梁氏书札均存东陆图书馆，亟当检选刊布）。诚可谓道合志同相处无间矣；所以始合终离，且至反唇诬诋，此中实有故焉。始缘蔡困大洲驿时，屡电乞济械弹，唐无以应，不免怨愤，旋见有新编组及出发之军，益疑唐尚有余力，厚此薄彼，曾以事急坐视危亡，战停何又增兵相责让。加以罗、戴、刘、周（骏）之间，挑拨大有人在。以唐地位关系，无论何事何言，莫不以为尾闾。职是，蔡屡密电肇庆，抒其愤懑（按当纳、泸酣战之日，正龙、杨入寇之时，叶、黄、赵、庾诸军，皆自蔡出川后，陆续凑集而成，人械均甚劣弱；而分遣出援之师，亦系陆续筹编就道。以财械交通之种种困难，断难从成事之先后迟速加以猜侧。总之，统筹兼顾者之易致逆尤，乃属当然之事。而蔡公身当矢石，焦劳过度，偶有不谅，吾人终当曲体之也。）梁遂深怀不满，及军务院议起，梁派黄群到滇，以桂陆之独立出兵及提挈两广，均系全局安危，唐之学养，远胜于陆，请以抚军长让陆。滇中军民闻而大哗，以此职非有虚荣大利，诚恐名实一紊，将致后人误会，使滇沦为附属，遂引梁氏电函推重原语，纷电诘问。梁既以此许陆，又不得不从公论推唐，两面为难，备陷窘境（其后桂、滇不睦，至于在粤交兵，祸根实始于此，谋国者可不慎哉）；且狃于过去之言听计从，今忽受此重大打击，益觉意外难堪。遂由不满而成宿怨，是为发生嫌隙之真因。自此往还顿疏，仅未破裂耳。迨护法师兴，梁嘱陈廷策向唐劝阻，唐坚执不从，且亲督师至渝，于是梁益愤恚，而彼此之声问遂绝。其后二年，梁氏到宁讲学，乃有《躬历谈》之作，则不啻为上述种种嫌怨之总表见焉（关于蔡在大洲驿及梁阻护法二事，当时报章杂志，既可寻绎，且有梁氏《全集》暨《盾鼻集》、《躬历谈》并松坡《军中遗墨》等，可资考证。惟军务院一段内幕，当时因恐袁、段窥见破绽，未尝发表，几成密史。然当时各界既有质问梁氏之电，则昆明、肇庆两地电局，当有原底存档，况参加此役之各方同志，尚多健在，知者谅亦不少也）。自此书出，而是役真相完全颠倒，盖梁氏蔡氏既有进步党人为之到处宣传，复多往来于交通便利、报纸发达之地，滇则僻处边隅，民性惟重实际，在外如京、沪各地，从无宣传组织，偏远隔离，几同世外。《躬历谈》发表之后，虽曾有人著文反驳，但只登诸本省报章，且梁素有文名，又尝亲与其事，故能为所掩蔽而贻误至今也。

　　二、政治内幕表里悬殊。以欧美人民经验知识之富，尚多隔靴搔痒，何论「莫谈时事」之吾国？况袁逆作风，尤喜变乱事实，以便私图，当时报纸复为收买，令人益难捉摸。一般人民既无正确消息，惟有就其表面迹象以为判断。当蔡氏京寓被搜查时，人皆传其由于反帝，及夫离京南下，以曾督滇之故，又皆测其赴滇。从此心目中已先存一「蔡氏到滇反袁」之成见。有电既到，蔡果列衔，人民以为已与传说无异，既愈加重成见。而袁以镇定人心及离间作用，复一再布告捏称：「蔡锷到滇游说唐继尧独立，其实唐非出本心，全由蔡锷胁制主使」云云，又以为与其判断符合，更自深信不疑。加以漾、有两电，感日檄文，进步党人既早宣传为梁所撰，梁复收入《盾鼻集》中。缺乏阅历之人，遂谓此等小事且然，不暇深思说考。及后梁氏著作，大吹大擂，从不见有何人加以辩正，遂致愈久愈晦，习为固然。夫具明晰头脑以知人论世者，曾有几人？据表面先入之迹象，堕仇口狡狯之术中，在彼时情况下，吾人亦惟有寄以「君子可欺以其方」之心情而已。

　　三、在行「国宪」前，所有中小学教科书，皆由书商自编，呈部审定。无论稿费有限，难觅专家，即有少数备具作史之长之人，而民国史事之修撰，既无专司，散乱分歧之材料，又未整理，学理虽优，研讨不易，欲其征信，岂非梦呓？其无编译机构之书肆，则彼袭此抄，更难语此。又况出版界中，多与梁有联系，非仅不为矫正，且恒假以自重。有此数因，则教科书之歪曲淆乱，殆为势所必然。今以客观事实，针对淆乱各点，逐一辨正如下：

　　（一）此役集合全国反帝同志，奉义而趋。其共同旨趣，惟在各尽其力以争回原来之共和国体，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岂特唐、蔡之间，无所谓主动被动，即勤职殉身之员与认捐输饷之民众，亦无所谓主动被动。有如此次抗日，纯为正义所驱，若真出于勉强，不惟意志决难如此坚强，即收效亦决难如此圆，此我国民不淫、不屈、不移之真精神也。乃竟扬已抑人，妄为品第，非仅厚诬唐氏，且是损我护国军民全体之尊严矣。

　　（二）此役不分轸域，各派咸集，然而溯其渊源，考其质量，要以国民党为中心主干。前列军府军队组编表，其主要人物之国民党籍，既占十分之八。而在各地艰难起事者，又尽属国民党人，事实所示，可为铁证，何得掠美贪功，攘为已有？

　　（三）在事诸人，分工合作，各有价值，不容轩轾。然若就职能言，则唐氏总揽全局，实为适当之代表。若就秩位言，则唐、蔡、李同为此役首领，何得独尊一蔡，抹煞其余？

　　（四）滇省先遣之邓、杨两支队，自四年）（一九一五）十二月九日出发，至十九日开毕（《护国军纪事》载有《中华新报》所登护国军一兵士由昆明出发日期及沿途作战攻克叙府之日记，此非本省事后之著作，而为当时日报之实录，有此一书可为佐证）。而开拔之前，尚需作种种预备（彼时交通艰阻，军队设备简陋，事实所限，实难朝令夕行）。计其时间，实在蔡公二十日抵昆明前一旬以上。即以最后尾队而论，相距亦在一日以上。蔡且未见其行，遑论主使策动？（滇越火车，由阿迷抵昆明，均在下午七八时，冬季尤晚；而早站行路，例于天明动身，军队尤早）又蔡公于五年一月十六日由昆出发，而先遣军是日已抵川边之新场，二十日且克叙府（所述日期，均有当时各报记载可查）；此尤足以证明唐早有决策，先期遣派之不虚。按昆明叙府旱路，马站二十六天，每行五六天照列休息一日，故最速须三十二三天始达。此路地旷人稀，军队以给养转运之繁多，且系沿途转战而前，需时又当倍之。准此，则一月二十日之克叙府，其由昆明出发，至少在四年十二月初间；里程具在，尤可从事实得到证明。若为被动，焉能占此先着，迅赴戎机？

　　（五）缪嘉寿、吕天民、李宗黄、赵伸等之分赴各地，担任起义筹备工作，远在蔡公抵昆之前三个月，起义时多尚未归，故十二月二十二夜，上校以上之歃血宣誓，缪等与先遣军之刘、邓、杨三人，均未能列席（有各种记载及当时报章之名单可证）。若为被动，则事前不应有此种派遣。若未派遣，则此单不应无名（诸君职位或为上校或在上校以上）。事实俱在，可为反证。

　　（六）李协和、程颂云、熊锦帆、方韵松、吕天民、但恕刚、王伯群诸公，皆民党要人，或先蔡入滇，或同时到达。若谓蔡与滇省军队有关，以主动此役而入滇，则无主动之名且系初来之诸公，亦能入滇，又将何说？

　　（七）唐氏若非早日决策，渴求同心，则决不肯一再迎蔡，迎蔡而无诚意，则应付之术，头头是道。无论只图私利者，不难因而缚献，立博王封；即兼顾友道者，亦可恫以危词，拒使他位。欲骑墙，则设法稽延其行，以留余地；欲取巧，则坐视周、张狙击，诿为不知。惟唐刻意相近，视友如己，派遣其弟，保护惟恐不周；且以所部十分居七最称精锐之兵力，自动属诸蔡公，而甘留寡弱以自守滇。诚心实虑，惟忧此事之不成。苟为被动，安能如此精白专纯乎？

　　（八）若再分析言之：谓蔡主动之说于到昆以前为之耶？则所凭借不外函电文字之耸动，区区纸片，竟收如此奇功？岂非笑谈！且自京寓被搜后，根本已难通讯。谓于到昆以后为之耶？则无论用何方法，施何手段，断难以灭族屠民之事，于匆匆两三日间（二十日到昆，二十三日即发漾电），使人一致服从。且果如是，则所致各方电函，必将略及运动说服之经过，今所有梁、蔡作品中，绝无丝毫游说策动之痕迹，而蔡电反有「多逾初望及先遣已达滇东」之词。其为荒唐，不值一辩。又或谓蔡有旧部关系因而胁迫耶？则蔡离滇已将三年，当时带兵之上中级军官，已经人事之再三更调、其势已失衔接。且起事前之师长为张、刘（祖武），而起义后即以所部改隶顾、赵、刘（云峰）等，胁迫之说，既须利用现任统兵之官，何以起义反致解去兵权（当时因顾、刘善战，故使统兵，而调张、刘幕职，于此愈见当时将士同心，唐可任意更置也）？又况古今来部下建议而上级受纳者，史不绝书，但能抉择可否，莫不以善归之。即此明目达聪之风，已是表驭群伦之度。斯为胁迫，只见其妄。更或谓由遗爱拥戴耶？果尔，必有各界开会请愿之举，何以绝无所闻？此其幼稚，更不待言。总之，无论作何说法，举凡时间之距离，部署之安敏，在在皆可以为反证。倘非主动，万难如此神速，是则不攻自破者也。

　　（九）起义之漾、有两电及感日覈文，并致各国通牒各公使照会等，均梁在外撰就（均见《盾鼻集》。但感日檄文，则唐公不甚满意，特请任志清先生另撰，仅有数句沿用原稿。因梁在外先已发表，故报章前后所载各异。此虽文字末事，亦足以见唐之不尽听人主张也），交蔡带滇发表。若非预知唐已决心，何肯虚耗精神，先作此举？

　　（十）护法议起，梁嘱陈廷策劝阻，唐坚不从，以梁对护法之不能阻唐兴师，愈足以证唐于护国之决非舍已从人。

　　（十一）梁于起义时，对唐颂扬惟恐不工，决裂后则诋毁弗遗余力。夫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求知则可，论人则非。以其前后之矛盾，愈见其言之支离。

　　（十二）唐、蔡同学、同官，交谊至厚。蔡之于唐，始则特命统兵以援黔，继则密荐回滇以自代。唐之于蔡，既屡次派员寻访，竭诚以迎其入滇，复慨然付以重兵，不虞大权之旁落，两公相知之深，相信之笃，实非势利之交所能妄测，尤非小人之心能忖度。蔡于抵昆时对同人之第一语曰：「真是出乎我的意外，你们已经样样都准备好了。」想见其欣慰之情、内心之喜。唐于蔡病殁后对滇民之演讲词曰：「松坡之死实是国家最大损失。昔时地区起义，我二人同心救国，外间小人，竟有松坡为主动我为被动之说，本省军民深抱不平。其实我与松坡久共忠难，誓同生死，蔡即是我，我即是蔡，要说松坡是主动，我当然也是主动，要说我被动，松坡当然也是被动。一死一生，乃见交情。我滇人对松坡之死，应该表示非常的哀悼。是非自有千秋公论，毁誉不屑计较一时。要知道云南起义，乃全体云南人民自立自做之事，这一点既然无人能够推翻，那就大可放心了，何必还介介呢？」足见其器量之大，见地之超（滇中情事，外间虽多隔膜，但亦不乏批判明允之人，如延庆马大中所着《大中华民国史》，其论蔡、唐曰：「唐承蔡后，整武经文，论唐之才或在蔡之下，而其器确在蔡之上也。」国中曾与两公共事及留心大局者，亦多持同样论调）。唐、蔡情义若此，中间偶有误会，既同由于为公，终当涣然冰释。观乎唐及滇人，对蔡始终爱重，未尝因为有被动谰言，少受影响。则蔡公九泉有知，闻此主动被动之说，亦必为之踌躇不安矣？盖知人论世，要须综览平生，体会情境，方能把握大处，不流穿凿。彼纷纷者之信口雌黄，亦徒见其枉用心机，毫无是处矣！

　　总之，真确实在之事，譬如四肢百骸之运行，但能正常不变，自然脉络贯通，处处顺理成章。虚伪捏诬之言，则如借用他人之衣履，任其精于弥缝，终必露肘削足，罅漏毕是。试观上述论证，此理益觉显然。夫护国大功也，主动美名也，如康（有为）之言曰：「我命梁启超为之」。梁之言曰：「我命蔡锷为之」。罗兰夫人云：「自由、自由，多少世人假汝之名以行。」湘绮先生云：「功名二字，害人最毒，即贤者当之，亦违却本心。」康、梁且然，又何怪于绛灌辈之拔剑砍柱乎！

　　编者注：

　　白之瀚先生，护国首义时任唐继尧的机要秘书，负责起草和翻译电稿。护国首义后任云南督军署秘书长。本文节选自白之瀚先生的《云南护国简史》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