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上孙中山论革命计划书

辛亥革命网 2018-07-24 13:42 来源:湖南文史资料选择辑第2集 作者:李书城 查看:

此为先君克强先生于一九一〇年五月十三日(农历庚戌年四月初五)致中山先生之书也。是有关黄花岗之役的一份重要历史资料。

  中山先生鉴:三月十四号之电及二十八号之详函,均前后收到。各同志读之,有此极大希望,靡不欢跃之至。兹委任状已办妥,同日由邮挂号寄上,乞查察施行为是。再将弟与伯先兄之意见略陈之,以备采择焉。

  (一)先生与军人所拟之方略,与此间所已运动得手之情形略有不同。弟与伯先意,以为广东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军队下手。此次新军之败,解散者虽有一标及炮二营工辎四营之多,然二标及三标之一营,皆未变动。现虽有议移高州之说,恐一时尚不能实行。而巡防队兵卒之表同情于此次正反者甚众,现总督水陆提(按:疑脱“督”字)皆以巡防队为可靠,闻往招湘人约千人(可断定多会党,运动必易,以湘人运动尤易)。北江一带,约数百人,将来专为省防之用。李准原有之亲兵队,约千余人(内同志甚多)。总共巡防计有三千之谱。若此兵数,一能运动,则外无反对者。其方法俟大款得手,先刺杀李准一人,使其部下将校,自相混乱变更(因皆李私人,多不得兵心,若易统领,则必更换其管带哨弁等,而兵卒之心更离矣);于此变更之时,广用金钱(兵卒皆不丰足,负债者甚多。且以嫖赌,其势更岌岌),不一月可悉收其众。前次之失,立可恢复。省城一得,兵众械足、无事不可为。至广西一隅,同志之在陆军者,约数十人(李书城、孙棨、杨源濬等均在此),以刻尚未招兵训练,无可假手。至秋期则兵数想亦可招足。此方面不必顾虑自能联合也。外会党一面,刻虽清乡、其人众稍为所慑、然兵去则聚、自成常例、至时亦可号召之。前所运动之基础,固未摧坏,再扩张之,自易易也。总之,广东之事,视款为难易,以普通一般之军队,多贪鄙嗜利,况有义字以激发之,富贵功名唾手可得,何乐而不为此;此弟与伯先兄观察广东巡防军队之心理,而可以断定者也。故图广东之事,不必于边远,而可于省会?边远虽起易败(以我不能交通而彼得交通故),省会一得必成,事大相悬,不可不择(此次新军之败,乃在例外)。倘先生与军人已决议择一地点,为训练兵卒、接收器械之处,亦不难图之而为省城之外援。现广州湾已查得一地(此李应生与甄吉亭到该处查获者),可向法人批租。其地为旧公园,目下有一法人垦之不利,该处之公使堂欲弃之,价不过三千余金。又有房屋多间(有一大洋楼),另给千余元均可得。又李应生亦有地在该处,伊祖父给之,使其自营者,亦可为之开辟。又张静皆兄亦有意至该处垦地,如一得款,可由李、张、甄等出名至该处领池,藏数千人,势亦不难。且新军中之高州人,散归者颇能团结一气,不为少馁。其该处之未联盟者,日进无已(前新军中之头目为之主盟,巡防、会党皆有)。若二标移往该处,则势更好(闻五月间其在茂名化州之营房可起)。 此处可决定为之,一便于接械:二便于出西江,扼上游(南宁)之冲,收服巡防各队,略定西省南服,将来其有助于省军必大也。郭人漳处,自弟出后,弟曾通信一次,乃言王德润事,未见其复。今袁督之子,与伊至交,且兼有戚谊,若与商约,恐必举发其阴谋,惟有至时降服之,否亦杀之不足惜。至其所部之众,其新军一营,驻广州者为伯先旧部,今正闻广州之事,已跃跃欲试。余一营为湖南老营,多不满意于伊。他则皆巡防耳,一朝有变,反侧随之,无他虑也。然弟当试以他术,嗜利之徒,或能可动,亦未可知,然总以不告以私密为是。

  (一)连络他省之军队及会党,此最宜注意者。今满洲之马杰及渤海之海贱,去岁萱野返日,已带有二三人来,均有势力者。 伊等只要求费用,即可活动,至少可集合三五千之众,扰乱满洲方面,趋近杀虎口、张家口一带(口外元兵,可随意越过),以惊撼北京,此最为出奇者也。势虽不成,牵掣北清之兵力有余。又北清之新军,同志在其间者亦不少。前岁西挪拉氏之变,伊等欲乘机运动,虽无大效力,然种子已播,兹更图之,亦不难也。长江一带之会党,久已倾心于吾党,一有号召,至可助其威焰;尤以浙江一部为可用,王金发君等可得主动之。至三江之陆军,其将校半多同志,今岁闻伯先兄在粤举事,皆有握拳透爪之势,若事前与之联络,择其缜密者为之枢纽。势不难与两粤并。湖北之陆军虽腐败,然开通者亦不少。去岁有孙武(湖北人)者竭力运动,闻成绩亦好。湘中之新军,虽不及万人,然有数同志为管带、队官等;又督练公所及参谋等多同志,人较他处亦不弱。云南同志亦多得力,其经营有不俟他处彼亦为之之势。此次巨款若成,择其紧要,辨其缓急以图之,必有谷中一鸣,众山皆应之象。而吾党散漫之态亦从而精神活动,可无疑也。

  (一)军人拟聘武员及各种技师前来预备充组织及教练之用,此事弟等思之颇有难处。无论难得地点,即有地点(譬如已得广州湾言),恐集合多人,耳目众多,流言四起,外人或不注意,满吏则必为之枕席不安也。况多数外人来此,尤易招目,此事可否婉曲商之,云吾党初期之预备,须稍宽以时日,然后招聘人员(俟初期预备完全,由此间报告后,然后招聘,方为妥当)。在伊等视之,以为此等事必非速速可成,而吾等于稍宽之时日中,得完全成功,出伊意外,想伊亦不见忌,必乐为我用也。我等于事起后,伊等之来,自是有益。此两无妨害之事,伊亦必允从。否则伊来,如事前败坏或放逐之类,皆于大局有关,且于教练实际上断不能施行。此种情形,想先生亦知之深矣。

  (一)组织总机关之人材,弟意必多求之各省同志中,以为将来调和省界之计。一有款,弟拟去日本招求已归内地之同志(有胆识者),来日会议后,分遣担任赴内地运动各事。其智识卓绝,或不能回内地者,则留驻日本,或招来港中,为组织总机关之人员。但目今不能详举其人名。以近二三年来,未与共办一事,而为外间浮言所中者居多。必须开诚布公、推心直腹以感之,彼方见信,如孙少侯君其人也。杨笃生君在英专志科学,有款,先生必要之归。此人思想缜密,有类精卫,文采人品亦如之,美材也。蔡孑民君在德,此人虽无阔达之度,而办事精细有余,亦难多得。吴稚晖君甚属人望,惟偏于理想,若办事稍低减其手腕,自亦当行出色。他如在东山西之景定成君,湖北之黄运甓君,四川之李肇甫,湖南之左仲远、龚超(已出狱〉、张百莼(三君皆有才,可办事,惟宜一方面〉、刘揆一、宋教仁,山东之商启予、丁惟汾,陕西之于右任,江苏之章梓等,皆能办事。此不过举其一二。至其能在内地实行运动者,亦不乏人,想可招之使来。若我辈能虚怀咨商,不存意见,人未有不乐与共事者也。赵伯先兄于军事甚踊跃担任,此次款项若成,可委广东发难之军事于伊,命弟为之参谋,以补其短,庶于事有济。伯兄刻虽不能入内地,以军界多属望于伊,为之自亦易易。若能得一次大会议,分担责任,各尽其才,事无不成矣。

  以上所述意见,弟与伯先兄相同,可作两人函视也。

  弟自去腊来港,省事败后,郁郁居此,一筹莫展。二月十八与展兄伯先同赴新加坡、欲运动小款,以接济港中目前之危困。适先生此函至,毅生兄电弟等返港。弟与伯先兄先后返港,展兄稍留,少得款后,亦当归也。现港中穷乏已极,势将不支。先生处如可筹得二三千元电来,以解眉急,尤为盼切。

  再要者,该军人及资家,如不能运动,此刻想先生处已得实答,此委任状亦不必给之。以其中人名与省分不同者多,倘后日发见,必传为笑柄也。至要,至要。又弟在新加(按:此处脱“坡”字)时,宫崎由日来电,约弟来港相晤。及弟来港,伊偕儿玉右二来。 此人与寺内正毅有关系,大约日政府见满洲交涉,无大进步,而清军队之表同情于吾党者日多,或一旦吾党势力可成,伊既无要求于满政府,而又不见好于吾党,两元所据。又恐他国与吾党密近,将来排斥已国于东亚,殊难立足。有此隐情,故宫崎乘间运动长谷川大将名好道者,由长谷川将宫崎所铺张吾党之势力绍介于寺内。故寺内密派儿玉与宫崎来调查吾党势力,不过证实宫崎之前言耳。在港不过一礼拜,弟稍夸张出之,略言法美国民皆表同情,或能怂恿之,亦未可知也。精卫兄事,详毅、实两兄函。不另。手此,即请

  筹安

弟黄兴顿首

  四月初五日

  此为先君克强先生于一九一〇年五月十三日(农历庚戌年四月初五)致中山先生之书也。是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先君蛰居香港时所作。当时新军发难,事败垂成,先君仍力主广东应由省会下手,积极策划再度举事。次年广州黄花岗之役的大体规划,可以从这封信中约略窥见,它是有关黄花岗之役的一份重要历史资料。

  此信系据我所保存的影印本录出。原件为于右任题签,后面附有张人杰、谭延闿、胡汉民、张继、林森、居正等人的跋文。其中居跋开头谈到曾省三保存此信的经过说:

  “曾子省三服务于吾党本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事务所。此事务所自民国五年起,继续租住至民国十七年止,积存党中重要文件盈筐盈笥,尝命以时整理,分别弃置。与其事者,每检得总理手书及要人函札,争存之以为宝。曾子省三独无所得。一日,于故纸篓中再检,忽得一封书,启而视之,乃即今所庄严得诸名家题赞不置之克强黄先生手书也。”

  据我所知,事实略有出入。一九二八年,李翊东在上海告我:有先君庚戌年四月致中山先生的一封长信,原为中山先生长期收藏于环龙路四十四号办公室抽屉中,作故人之纪念。一九二五年三月,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曾省三时为事务所秘书,于清理先生遗物时检出自存,外间鲜有知者(李翊东号西屏,湖北黄冈人,当年与曾同为环龙路事务所秘书,故知之甚念)。我托西屏向曾致意,希望备价转让,以留先人手泽。当时因曾索价甚巨,我一时拿不出来,没有谈妥。于是,建议影印出来,以广流传。曾省三后因于右任等的资助,以《黄克强先生上总理书》为题,将原信影印,并附有吴稚晖,张人杰等人的题跋。信中偶有脱漏,这次发表时已为注明,并加了标点符号。着重点是原来有的。

  一九六三年元月十二日,黄一欧记于长沙。

  黄先生信中所述广西当时的情形,事实是这样的:一九〇七年,广西督练公所帮办钮永建同志到日本考察军事时,我正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他同我谈到:他与广西督练公所总办庄蕴宽打算在广西编练一个陆军混成协,想聘请一批留日陆军学生到广西去,先办一所陆军干部学堂,训练一批干部,然后招募士兵练成新军;嘱我毕业后到广西去,并代为聘请可靠的同志同去广西。因此,我于一九〇八年毕业后,约王孝缜等同志数人先到桂林。一九〇九年,又由广西巡抚张鸣岐委派王孝缜赴北京,邀约那时在北京应考的留日陆军同学和在保定军官学堂及速成学堂毕业的同志同赴广西。我们初到广西时,张鸣岐怕我们是革命党人, 对我们是很有戒心的。我们推荐王孝缜赴北京邀约同学,因为他的祖父王庆云曾做过工部尚书,叔父王仁堪是光绪丁丑科状元,父亲王仁东是道台,张鸣岐认为这样大官僚家庭出身的人,一定不是革命党。那知王孝缜是一个革命意志极坚决的同志,到北京以后,又邀约了一批革命同志同回广西。计当时先后到广西的陆军同志,有直隶(河北)省的陈之骥、田遇东、刘洪基、周荫人、耿毅,湖南省的杨源濬、高兆奎、袁华选、齐琳、赵恒惕、刘建藩,安徽省的孙棨、孙方瑜、李乾璜、丁绪余,四川省的尹昌衡,福建省的王孝缜、何遂、杨明远,江苏省的冷遹、赵正平,浙江省的吕公望,广东省的覃鎏钦,河南省的韩凤楼,湖北省的孔庚、雷寿荣、张华辅、全恕、李浚、黄恺元、李书城等。他们分别在广西督练公所、陆军干部学堂及陆军小学堂担任职务,预备在学生毕业后,编成一个陆军混成协,作为革命的基本队伍。同时与广东、湖南的国志取得联系,以这三个省作为革命的根据地,再向全国扩展,最后夺取北京。我在桂林,是担任陆军干部学堂监督的职务;又有一个时期,兼任过陆军小学堂的监督。那时两个学堂学生中赞成革命的人不少,又都持有新式枪校。一九〇九年冬季,有一批陆军小学堂学生毕业。陆小学生毕业,抚台照例是要到学堂主持毕业典礼的。我与几个同志秘密商议,趁张鸣岐到陆军小学堂的时候,先杀了他,随即宣布起义。那时,桂林只有少数巡防营,归臬司王芝祥统率。王与我们平时相处甚好,赞成革新。我们估计发难后,巡防营不会与我们为敌,且它的力量亦弱;再得到广东、湖南方面的响应,成功是大有希望的。但同志中有的认为这样太冒险,不如俟新军建成后,力量充实,更有把握,暂时不必急躁。在计议尚未决定的时候,外面有了一些风声。 因此,张鸣岐指摘庄蕴宽招来一些革命党人,要在广西作乱。庄蕴宽被迫辞职。我为缓和外面风声,有决计与庄同时辞职,离开桂林,以便同志们仍得继续留在广西。嗣后,钮永建仍继续担任督练公所帮办职务,陆军干部学堂监督改由陈之骥继任。以后又由蔡锷继任。其他同志都仍照常供职。

  黄先生这封信,是在一九一〇年四月初五写给孙中山先生的。这时,我已离开广西,正在北京军谘府供职。到辛亥武昌起义后,黄先生赴武汉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时,我才从北京到武汉,作黄先生的参谋长。其他留在广西的同志,有些回到本省起义,响应革命;有的在广西起义,组织援军,随王芝祥赴武汉,随后,又转赴南京。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由陆军部就广西援军改编为中央直辖的陆军第八师,作为革命的基本队伍。以后,又从第八师将林虎的一团拨归江西,将陶德瑶的一团交出赵恒惕率领开回湖南,作为省军。在广西的陆军同志,虽未能照原计划在广西首先起义,但都在武昌起义以后,对革命各有贡献。

  李书城补述  一九六三年元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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