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离鄂之前的湖北局势

黎元洪

　　1912年初，在武昌首义局势基本稳定后，黎元洪要求退伍士兵速回乡里各归本业：“凡已退伍而尚留省内者，均限日内还家，有逾限未归者，一经查悉，必予以相当之罪”［1］。他要求军队遵守军纪，“合行通令所有军队，务安守本分，毋稍游移，并严查奸宄，以靖闾阎。倘有不顾大局，甘为匪人运动者，一经查出，定以军法从事”［2］。他还进一步规定，无论何种党社军人都不得参加，尤其严禁军人秘密结社、开会。黎元洪严令军警稽查散兵及遗弃军械，波及到广大的无辜百姓，“省城迄未解严，搜杀益甚。黎都督严令军警稽查散兵及遗弃军械，民间甚苦骚扰”［3］。搜杀过程中有许多人被误杀，如讲武学堂学员沈继中、沈幼卿被骗出家门杀害，当受害人家属到都督府喊冤时，黎仅给200元安葬费了事。大搜捕造成社会不安，也给武汉的商业也造成了巨大破坏，“适值中秋佳节而有此变故，人皆惊惧不安，商业颇受影响。”［4］一部分遭到镇压而逃避的士兵以及地方土匪乘机抢掠，商民大受其害，仅在黄冈仓子埠便有“七十家商铺房产货财付之一炬”［5］。9月26日，在武昌捕人时由于炸弹燃烧起火，缉捕人员无暇及此，城中又不敢开城出救，以致延烧到27号8点钟始息，“共焚房屋四十余栋”。［6］正是这种无端的扰乱，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军政府只好乞灵于纸币，致使“市面通货膨胀，兑换基金空虚，造成铜圆纸币和洋银折合的价值日益低落、物价逐渐上涨、人民生活困难；工商业受纸币低落的影响，大多无法维持下去，金融愈见紊乱，市场愈见萧条，官钱局也弄得无所措手”。［7］为了维持社会稳定，黎元洪电呈总统袁世凯调直隶、江西、江苏、安徽4省军队来鄂驻扎，从而给北洋军阀蹂躏湖北十余年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袁借口湖北治安重要，“由直隶派兵一千来鄂弹压，该兵于二十六日上午由天津乘快车抵汉，驻扎刘家庙”。［8］后来，黎元洪调京军驻扎在南湖白沙洲一带以资震慑，北洋势力从此深入南方，使北洋军阀势力直接渗入湖北，“招致以后南方各省革命军第二次癸丑年革命之役被袁打垮”。［9］致使革命党试图挽救革命政权的斗争，遭到袁、黎联手扼杀。

　　为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湖南志士宁调元决定采取大力支援武昌起义的措施。1913年5月初宁调元到达武汉后，立即与革命党人商议组织成立改进团，使湖北革命派重新集结在一起，势力蔓延甚广。黎对此十分警惕，派人巡查、盯梢。改进团骨干分子容景芳在汉口如寿里请客，被侦探当场逮捕多人，秘密杀害20余人，当时报纸披露：“都督府军法处已成一大流血场。连日在内秘密处决者共有二十余人之多，所杀者十九系军政学各界知名之土”。［10］黎还下令通缉改进团成员。事件发生后，黎元洪请求袁世凯饬豫南总司令李纯派北军一个团来武汉，分布在桥口、刘家庙一带，日日作准备战斗状。［11］改进团被黎元洪破坏后，1913年6月，革命党人以改进团为基础，组成了反袁的领导机构参谋团，黎元洪除了加紧侦查，还继续恳请袁世凯的军队进驻湖北以资震慑。袁世凯在湖北的德安、孝感、汉口、汉阳、武昌、黄州、蕲州、田家镇、兴国、新堤、荆州、宜昌、襄阳、郧阳等地方派驻了军队，几乎完全把湖北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此时，江西的反袁斗争已经是如火如荼，袁世凯把大批军队派往赣省，为了纡缓对江西的压力，黄兴要求湖北赶紧行动，以牵制黎、袁。季雨霖、蒋翊武等立即通知各方同志数十人召开紧急会议，约定6月25日晚在武汉三镇同时发难，［12］总攻都督府，推翻黎元洪。但因汉口机关部遭到破坏，起事不幸失败。此间沙洋、京山、荆门、钟祥、保康、房县、鄂西等地方也爆发了大大小小的兵变和暴动，但都被黎元洪的镇压。8月上旬，黎元洪查封著名的革命报纸——汉口《大江报》，下令缉拿该报编辑何海鸣、凌大同，何逃走，凌被捕、惨遭杀害。据《时报》透露，从7月下旬到8月下旬的四十多天里，其中除十天左右“稍为宁静”外，黎元洪是“日有擒斩，连续不绝”。至9月初，被黎元洪屠杀的革命者至少三百余人，“而军法处监狱囚犯由八百余名增至一千有余，几无隙地。”［13］据当时人估计，自1912年春起，至1913年12月黎元洪离开湖北，总共杀死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不下2万人。当时报刊对于黎元洪的屠杀活动冠以“暗无天日之湖北”，［14］

　　在经过黎元洪数次血洗之后，湖北革命党人已所剩无几，且难以在湖北立足，因此，在以后的“护国”、“护法”两役中，湖北不仅无所作为，而且成为北洋军阀镇压二次革命的前进基地。

　　注释：

　　［1］《马队暴动三志》，《民立报》1912年10月2日

　　［2］霍修勇著：《两湖地区辛亥革命新论》。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8.，327页。

　　［3］“鄂军暴动余闻”，《民立报》1912年10月2日。

　　［5］“鄂军马标兵变之详情”，《申报》1912年9月30日。

　　［6］“鄂省新乱记”四，《强国报》1912年9月29日。

　　［7］“鄂垣兵变略记”，《大公报》1912年10月11日。

　　［8］［10］《南湖马队事变的真相》原件藏湖北省博物馆。

　　［9］《马队暴动四志》，《民立报》1912年10月4日。

　　［11］《时报》1913年4月12日。

　　［12］朱宗震、杨光辉：《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0页。

　　［13］杨天石：宁词元年谱，《宁调元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04页。

　　［14］《时报》1913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