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东京创设秘密学校纪要

辛亥革命网 2019-01-07 09:05 来源:《我怎样认识国父孙先生》 作者:胡毅生 查看:

1905年胡毅生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曾奉孙中山之命,赴上海、南京、广东、重庆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广东光复后,任都督府军务处处长等职。

  编者按语:

  胡毅生(1833—1957年),名毅,号隋斋,胡汉民堂弟。广东番禺人。早年留学日本。

  1905年胡毅生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曾奉孙中山之命,赴上海、南京、广东、重庆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广东光复后,任都督府军务处处长等职。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参加讨袁护法运动。1925年后在广州参与创办《国民新闻》,后任民国政府顾问。著有《我怎样认识国父孙先生》、《绝尘想室诗草》等。

  本文录自《我怎样认识国父孙先生》一书。

  癸卯春暮,余居东京,得廖翼朋君函,谓中山先生已返横滨,乃偕同乡伍君嘉杰赴山下町访之,得聆伟论,至为悦服!当与伍群表示,此后愿从驱策,汤火不避。蒙总理奖励有加,並嘱物色东京同学之有志者,参加结社,以待时机,谈至夜深始返东京。翌日遂约朝夕过从之黎仲实(名勇锡、广东高要人)、翁右巩、郑日功(皆闽人,南京水师学堂学生)、桂少伟(南海人)、郭健霄(潮州人)、刘立群、饶景华(兴寜人)诸友集会,将经过报告,众皆愿意参加。数日后即得总理函约会於芝区之对阳馆,为竟夜之谈。众人之意,以为欲从事革命,必得通晓军事学,现时清公使馆方取缔私费生习陆军,同人对此,甚感失望;总理谓当与日友谋之,或有解决之法,並命余等填写盟书,以示决心。(其誓词与后来同盟会者完全无别。)数日后,总理挈余等同访犬养毅,同行者尚有冯自由、李自重(冯君之妻弟)、李锡青(梅县人,为刘立群介绍,其父为北洋水师舰长)三人,由总理介绍相见,以笔谈通款曲。归途,总理告余等,所谋已有眉目,俟觅得教官后,当设一学舍为军事学之研究。

  其后由犬养毅介绍骑兵少佐小室友次郎及步兵大尉日野熊藏,来任教官。小室为退职军人,素有志赞助中国革命,与总理有旧。日野则为现役军人,供职於东京兵工厂,娴英语,研究波亚战术,极有心得(即南非洲社兰斯洼抗英独立战役时,波亚人所用之战术)。且精於兵器学,有日野式自动掌铳(即手鎗之义)之发明。商定由同人等自赁一屋同寓,日间自习普通学及日语,夜间则教授战术及兵器学。初赁屋於牛込区,后以其离日野居过近,来往时易令警察注意,乃迁至青山练兵场附近,使每日得观近卫师团各兵种之教练,夜间则轮派二人至日野家,听授讲义,归而述之。如是者凡六阅月。

  初居牛込区时,推翁、郑二群教授数学(二君尝为清华学校教师,而刘、饶二君则为清华学生),故翁、郑食宿费用由众供之。其后翁、郑应湖南实业学堂之聘回国,而推余承其乏。既迁青山,又以人数减而费用大,故由诸人各就所知者介绍入社。由伍嘉杰介绍卢少歧(伍、卢皆由成城学校退学加入),黎仲实介绍卢牟泰、区金钧,卢、区二君虽未填盟书,由伍、黎负责保证将来补填。廖仲恺时亦介绍黄润贵、关虔甫入社,以廖本人未加盟,无权介绍而止。刘立群与饶景华因得同乡黄某(黄遵宪之弟,时为使馆参赞)之助,补得官费生入成城,可望转入士官学校,故又藉端请求退出。因此种种争持,遂至全体议决解散,余虽力斡旋,卒无法可以挽回。小室见余所受刺激过甚,恐有意外,挽余宿其家中者两月,而同学诸人,遂各散东西。至乙巳年重新加入同盟者,只余及黎仲实、刘立群、饶景华、李自重五人而已。伍嘉杰、郑日功、卢牟泰、桂少伟、李锡青皆死於辛亥,卢少歧则留学英国,郭健霄则留学美国。区金钧转学法科,革命后曾任琼崖法院庭长,寻卒於官。刘立群、饶景华士官毕业回国后,刘患脑病不治,饶曾任黄士龙参谋,翁久不闻其消息,李自重则在香港营商,任广东银行买办有年。此为总理於同盟会成立前手创之一秘密组织,其成就虽不大,而其事亦不可不记也。

  甲辰夏,东京留学有志之士,欲藉暑假之暇,研究制炸药之法,乃就横滨中国人街赁一楼以为试验所,延马君武任教授(时为在京都大学学化学)。余亦常在座,因识蔡松坡及李植生。蔡以肺病,向士官学校请假来横滨休息;李则以洪全福之案,避地来日。李亦能制炸药,且富经验,盖所研究者为银药及淡化甘油,固通常之品耳。並由李介绍识梁慕光,梁亦洪案中之主要人,因知全案始末,並知洪门三合会在内地之状况,在总理离日赴美时,曾语余等,遇有机会,须与三合会及哥老会联络,异日起事时可多获援助,且举三洲田之役为证;余永识其言。会美轮“满州”号停泊横滨,遂由梁慕光介绍余识致公堂骆观明大老,且加盟焉。其后随总理赴西贡、星加城、暹罗各地组党,常得会中弟兄热烈欢迎。庚戌、辛亥间,在中山、顺德各属组织民军时,尤得各堂弟兄之援助,是皆总理一言有以启之也。

  横滨大同学校既为保皇党人盘踞,吾党不甘令子弟就学,特设中华学校与之对抗,举郭外峰为校长;惟经费奇绌,教员纯属义务,余亦为其中之一人。兴中会与中和堂会员虽不多,而团结极固,对敌党邪说,必尽力攻之。彼辈除在新民丛报与大同学校外,向不敢公开演说,故其会务日就穷蹙,恹恹无生气矣。

  总理在美时,自撰告美国人书,题为“中国问题真解决”;余得入,互译为中文,並将原文合印。当时极为畅销,即今党史史科丛刊所载者是也。此书久经绝版,不图於40年后,得获重睹,眼福诚不浅也。

  是年冬,两广总督陶模派遣官费生赴日习速成法政,其中皆一时隽秀,且多稔友,余遂辞去中华学校教职,返居东京,日夕过后,极得切磋之乐。间将总理言行介绍於众,众皆兴奋,渴欲一见,愿为校教职。翌年同盟会成立,诸君多加盟,蔚成会中中坚分子,除汪兆铭外,皆能一心一德,追随总理,尽瘁革命,虽修短有数,而动烈长存,其视腆颜事敌甘为帮邦昌、刘豫之读者,真不啻天壤之别矣!

  (作者系中国同盟会会员、中国国民党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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