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英国记者独家采访黎元洪(2)

　　将军具有中国人特有的儒雅，用英语跟我谈话。他说，现在他的时间归我支配。他勉强坚持着用我觉得体面的语言，却不能完全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然而，无论我向他提什么问题，他都尽最大努力回答。黎元洪是一个英俊的中国男人。身高约有5.3或5.4英尺，剪掉了大辫子，一头浓密粗硬的黑头发；眼睛微微眯起，不时闪着异常热烈的光芒，他的下巴给人以无比坚毅的感觉，如果不了解他的军队背景，他容易被当作一个富有的中国商人。一般的中国官员直到站起来告别时才接触到谈话的实质。黎将军作为一个毫不犹豫的领导人，目光锐利，以他特有的热情，微微抬高手宣称：“现在，我们已获得18个省中13个的支持。”

　　“黎将军，为什么革命会爆发？您能简短地对我讲一下，您认为革命突然爆发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他微笑着，眼神中透出直率和大胆，说：“数年来，整个帝国充满着愤慨的情绪，认为清政府绝不会带给中国人民公正，他们压迫我们。虽然革命比预料的要发生得早一些，但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它的到来是迟早的事。我个人没有制定完整的计划来领导。事实上，虽然我知道湖北新军中进行的一切，我却无意取得领导权，也没想到会有今天你看到的位置。计划举行革命的时间可能已经晚了。中国一直在等待着首义者。新共和国的领导人都不愿进行大的屠杀，只希望永远埋葬清政府的统治。我出任共和派的领导人，将尽最大努力减少可能造成的损失。”

　　“您确信革命肯定成功，整个中国将效忠于共和派的旗帜下吗？”

　　“是的。”黎大声说，脸上带着孩子般的天真。随后，他的脸再次绷紧了。“毫无问题，我们拥有13省及所有这些省内的武装力量；我们掌握了中国海军——大部分在汉口，一部分在南京，派遣到此，是为了协助战斗的，还有一部分在上海，我们控制了扬子江。”将军认为不必担心对共和派的忠诚问题。他补充说，把中国整合在一起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他们有比西方世界更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继续说：“我个人渴望看到每个省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的议会的自治省，但受全国性政府控制。我们的蓝本取自美利坚合众国。我们会像美国一样有一个总统控制各省议会。”

　　“隔多长时间你们选举一届总统？因为在中国，没有（发达的）交通，难道您不认为举行选举及全国性事务，要比在美国困难得多吗？”我问。

　　“每四年、五年、六年，甚至十年。如果我们有合适的人选，我们的总统可能在位十年。无论怎样，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这件事及其他许多事情都将在第一届议会上作出决定，我不希望过多影响那种制度。”

　　“您会推荐谁成为总统——也许是袁世凯？”我问。

　　“啊，不。”黎迅速答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黎元洪曾竭力说服袁世凯转向革命党一边，并承担建立民国的任务。但他的努力被袁顽固地拒绝了。“我们一定会扫除清政府，我想袁世凯不会变成我们的总统。”说到这里，将军停止了谈话，我等着听他讲更多关于袁世凯的评论，却变成了枉费心机。过了一会儿，我暗示说：“但袁世凯是您的密友，是不是呢？”

　　“不，我不把袁世凯当作朋友，我只是认识他，但我并不很了解他及他现在对中国的野心。你知道，他不会听我的建议。”

　　“对。但外国报纸上报道，因为袁世凯是您的私人朋友，将会变成首任总统。”

　　“他们是这样讲的吗？我不知道。也许袁世凯会在共和派中获得高位，但他现在只是在观望。”黎将军举起他的手，坐在椅子上来回晃动来帮助表达他的意思。

　　“目前，谁是您的政治盟友？”黎开始好像没有听懂我的意思，说，他没有，但后来又告诉我海军统制萨镇冰是他的极好的朋友。接着提及是如何与海军统制交上朋友的。“他是我的老师。”他深情地说，“他现在去了上海，但仗打完后，他会回来，对共和国海军方面的事情提出建议。萨镇冰统制是一个好人，他对人非常热情。”在以后的交谈中，黎将军断言，他们已拥有当今中国最强大的人，那些没有归顺的人几乎不值一提。他还极力赞扬曾经几次出任旧政府大臣的伍廷芳的政治家风度，希望他留任，并表示特别敬仰孙逸仙。

　　将军继续说，他认为，中国的驻外代表应当留任，如果官员们愿意按要求做工作，他决定不更换任何地方的代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当然，他们必须是令人民满意且是通过公众投票才能保留原职。“我希望保留所有为了中国的幸福而勤恳工作的人，以避免破坏贸易和商业及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我们希望的大致计划是这样的：（1）把满族人赶到长城以外，直到蒙古（那些愿意参加共和制度的人除外）。（2）建立一个美国式的合众国，每个省建立自治政府，同时有一个全国性的议会。只要以上几点被确定下来，我们就能把所有深孚众望的改革家们从各省召集在一起，形成我们的政府。那时我将辞职。”

　　谈话的时刻，将军惆怅地看着窗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到那时他已经完成任务，把中国交回人民手中，他会将权力转交他人。他的含蓄的举止，谦虚地把自己在中国的权力与别人相比较，显示出真正伟大的精神。他是中国的英雄，远比任何引导中国走向共和的领导人都要出色，并引起外交界、社会各界及政界的注目。他正谈及给更优秀的人让路。当我暗示这可能是不被允许的，他好像从遐想中回过神来，重新转向我，真诚地微笑着。他态度坚决地表示：“不，那里不会有我的位置——我是一名军人。中国有许多更好的管理人才。我们有充足的人才。”他接着补充说，“当然，如果他们需要我，能随时找我。”他轻轻拍打着桌子，好像在无意地开玩笑。

　　虽然我尽力去提醒，如果没有黎将军的参加，革命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功，但他并不在意。他以充满信心的语调婉转地告诉我，他毫无个人野心，他渴望做到的是完成夺回国家这初始的一步，因而他的任务是筹划防御和军队的组织；无论以后的新政府希望他做什么，他都会全力以赴。不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是为了他所为之自豪且热爱着的国家。

　　他好像不愿过多谈及君主制政府形式。许多人宣称它更适合中国这样一个过去一直依靠称为玉皇大帝儿子的皇帝统治的国家。提到英国，黎元洪把它和美国对比后说，英国的君主制政府最适合他们的人民，但他不相信它对中国最适合。现在中国正打破所有的旧制度和旧习俗，他认为共和制更适合中国的需要。谈话过程中，我试图提出一些不利于共和国及议会建立的问题，但黎将军回避这样的提问，好像不愿谈及，直到我提及中国的宗教信仰问题，以每年在天坛的祭祀作例子——这将如何处理呢？他的眼睛重新闪出光芒，靠近我，微微举起手，似乎想使我确信他要讲的内容，然后慢慢地说：

　　“所有的祭祀活动都可能被停止，中国人的信仰会是儒教。”

　　“但儒教并不是一种宗教信仰，难道黎将军不认为随着中国开放的扩大，基督教在人民中间会变得更加普遍吗？”

　　“噢，当然，传教士是我们的朋友，耶稣比孔子更好。我非常欢迎更多的传教士来中国传播基督教，深入到内陆省份。我们会尽其所能帮助他们，能请来的传教士越多，共和政府就越满意。”将军继续用简单的英语说，他个人对所有传教士的工作表示感激。如果没有传教士进入这块化外之地，并帮助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

　　“事实上，我们渴望尽可能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只有通过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的开放才能做好。我们意识到，新共和国只有通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加自由的结合，中国的资源才能得到开发，我对我们的陆军和海军、国防、中小学和大学，都没有什么担心的。我们最需要的是它“为了采矿业的发展，您愿意给予外国跨国公司特许权吗？”

　　“我不这样认为。让我去说该做什么是不可能的，但我个人希望外国资金能与中国的资金和劳动力自由地结合。”这时，黎将军突然转向一个带来一份来自战场电讯的参谋军官，同时宣布说：“我们会聘请外国顾问，所有此类事情，等以后再作决定。”他强有力地补充说：“我们必须整合整个中国——这是当务之急。”

　　“您刚才谈到外国贷款。现在比以前需要更多的外国贷款吗？”

　　“是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外国资金，需要更多的外国人应聘到我们的共和国政府中。革命党人确信，从列强那里获得的政治、财政及其他方面的支持是毫无困难的。美国已经用电报表达了她的美好祝愿。世界上这两个伟大共和国最为友好的时期将要来到了——可能中国会与美国走得更近，并从她那里学习较其他国家更多的东西。”

　　“关于商业，您认为汉口可以从革命中获得贸易方面的利益吗？”

　　将军用手托着下巴沉思，稍微迟疑了一下，然后径直宣布，他认为汉口将成为亚洲最大的城市。

　　在我们谈话的最后，黎元洪告诉我，他是湖北黄陂人，仅在日本呆了一年，有五个孩子（两个男孩、三个女孩），孩子们长大后，他会送他们到国外受教育。

　　“去哪里？”“去美国。”黎回答说，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

　　告别时，黎将军仍握着我的手说：“你走之前，我再补充一句。”他把左手放在我的肩上，略微把他的身体弯向我说：“请不要忘记说，这次革命发生完全是因为满人对汉人太不公平的待遇——没有其他原因。”

　　我和他道别后就离开了。这次会谈跟目前共和派的动向有至关重要的联系，因而我把它毫无保留地记下来。以后发生的事件使黎元洪的一些雄心归于失败，但他的看法仍被当作今天共和派的总的目标。在我的手稿送到出版商手中时，还不能准确预测中国革命的结果会怎样。无论政府形式如何，每个爱国的中国人眼中，作为革命党领袖黎将军,还有他对国家政治状况及其需要的观点，当他的国家快速发展以致达到她的最高进口量时，仍将会对所有对目前中国事件感兴趣的人们保持长久的魅力。

　　【摘自：《1911-1912：亲历中国革命》埃德温·J·丁格尔（英）/著，陈红民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09月09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