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藕初论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网 2019-02-25 09:57 来源:《浦东文史》 作者:柴志光 查看:

辛亥首义在武昌,随其后各地纷纷起义,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把上海视为其革命的重要基地,上海各界也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社会的新时代,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功绩已被世人所充分肯定。辛亥首义在武昌,随其后各地纷纷起义,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新政府。当时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的上海,在这场革命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把上海视为其革命的重要基地,上海各界也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其间有浦东人李平书、黄炎培、叶惠钧、穆湘瑶、穆藕初等人,他们直接参与革命活动,并多次见到孙中山。

   一、穆藕初与孙中山相见

  在见过孙中山的浦东人中,穆藕初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祖籍浦东杨思,以棉花为业,在上海有祖业穆公正花行,他34岁时赴美国留学,学农学。民国三年(1914年),他获得农学硕士学位后回国,时年39岁。尽管他没有像他哥哥穆湘瑶那样直接参与了上海推翻清朝政权的革命行动,但他学成回到上海后,对当时的社会革新和实业建设十分关心,创办纺织企业,以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对教育也十分关心,是中国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之一;他积极推行企业科学管理,改良农村植棉技术和棉种;他关心社会进步,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在上海商界中是一位活跃人物,毛泽东曾称之为“新兴派商人”。1919年下半年,穆藉初在上海一品香旅社3次见到孙中山,其兄穆湘瑶和黄炎培、王一亭等也在场。

  1919年10月15日晚,上海各界代表人物余日章、陈辉德、穆湘瑶、穆藕初、宋汉章、荣宗敬、郭秉文、黄炎培等在一品香旅社宴请菲律宾议会议长奥思梅那及随行人员。孙中山及其夫人宋庆龄、宋子文、李登辉夫妇、朱体仁夫妇、郭标、郭乐、简照南、简玉阶、虞洽卿、朱葆三、陆伯鸿、朱志尧、吴蕴斋、张东荪、蒋梦麟、叶景葵、张菊生等宾客百余人出席宴会。余日章主持宴会并致欢迎词,奥思梅那议长作《菲律宾与中国之关系》的主题演说。孙中山先生在宴会上也作了演说。宴会从晚6时半开始,至11时结束。10月16日的《申报》对此有报道。王中秀编著的《王一亭年谱长编》(2010年8月,上海书画出版社)对此事有记载。

  1919年12月26日,上海商学交谊会余日章、聂云台、穆藕初、史量才、刘柏生、宋汉章、盛竹书、叶揆初、陈光甫、蒋梦麟、黄炎培等人在一品香旅社召开茶话会,欢迎美国资本团代表施栋一行。出席者有美国国务院秘书骆吟德、美国驻沪领事克银汉、孙中山夫妇、南洋荷属华侨代表韩希济、安徽茶业代表俞去尘、山西孔庸之,以及王一亭、穆湘瑶、沈信卿、朱体仁、莫子经等人。余日章主持茶话会并致欢迎词。12月27日《申报》记载此事。

  一品香旅社当时在上海是一处设施较为齐全的高级旅馆,位于西藏中路、汉口路转角。其北部建于1883年,内有舞厅、小花园、弹子房、大菜间;南部扩建于1919年,设有宴会厅和客房;后北部改建为皇后大戏院。作为档次较高的餐饮场所,一品香旅社成为社会名流经常光顾的重要社交场所。孙中山曾多次到一品香旅社参加有关活动。1916年7月28日,孙中山在一品香西菜馆设宴招待中日友人。

  其实在一品香旅社于10月、12月2次见到孙中山之前,穆藕初已于1919年8月30日中华欧美同学会成立大会上,见过孙中山,地点也在一品香旅社。孙中山夫妇出席成立大会,唐绍仪先在会上作演说,次由孙中山演说。孙中山在演说中指出:“欧美留学生系学问最深、人格最高之人,应负维护国家之责。今日之政权,已落入武人、政客、顽固党之手,国家已陷于极危险之地位。诸君宜有担负国家大事之觉悟。”

  穆藕初在这3次活动中见到孙中山,并聆听到孙中山的2次演讲,使他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理解有所加深。穆藕初尽管是个新兴的实业商人,但对国家的发展前途也十分关心,参与了许多社会活动,对政府管理也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建议。从1914年39岁时从美国学成回国,至1925年50岁,经过十多年在商场上的拼搏,穆藕初的世界观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他既有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思想,又有着西方科学管理的理念,既对孙中山建立的共和国体有着不断改良的愿望,又有着对佛家于人生有大益的深信。在他的《五十自述》中可以看到这种复杂的思想交织。

   二、穆藕初论辛亥革命

  穆藕初在《五十自述》中有一段对辛亥革命的评论,更令人深思。他出生于清末,辛亥革命时在美国留学,军阀混战的年代中创办实业,他年届半百,目睹社会动荡,民生艰难,对辛亥革命自有更深刻的评论,这种评论对我们认识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也有所启迪。

  穆藕初的《五十自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1926年8月,在辛亥革命后的第十五年,穆藕初回眸纵论这场革命的成败,自有他的独特见解。他论述云:“是年秋,革命告成,留学生之欢欣鼓舞莫可名言,而余独不敢欣然喜、色然惊者,盖以吾人所负之责任,更觉重大耳。共和国之主权在民,固也,而中国蚩蚩群氓,号称四百兆,试问有知识者几何?即使有知识,而醉心于自利者占去几何人?即不自私自利,而昧于国情、暗于时势、短于判决力者,又占去几何人?则主权在民云云者,不过在少数有组织力并有操纵能力者之手中,于人民无与也。”穆藕初的分析判断能力实不同于其他留学生,当其他留学生在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时,他对“共和国之主权在民”有着更深刻的认识。而当他在十多年后自述自己的50年历程时,得出了主权“于人民无与也”的看法。

  穆藕初十分赞同教育救国的思想,他认为主权在民要以提升国民的教育为基础,国民受教育的程度不提高,难以主权在民。他认为“故欲实行共和,非普及真正之国民教育不为功。而设施此项普及教育,须根据我国历史及国民性之所适宜,除去我国弱点,采取他国之长处,无党无私,一心造成高尚之人格为目的,庶能内定国是,外睦强邻,造成人类之幸福。”他也认识到,要普及国民教育实非易事,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虽辛亥革命后建立共和国体,但封建专制的残余势力十分顽固。提高国民受教育的程度需要有相当长的时期,“主权在民”显然要有一个过渡期。他认为:“国人受暴政专制,数千年于兹矣。一旦解放,昌言平权,无异野马之奔腾,怒涛之横溢。于国民教育未曾普及时,狂妄者流,相与倒行逆施,为所欲为,各个性之劣点,不到尽情暴露不止。故于此时名之曰过渡时期。而过渡时期之长短,视各界中坚人物之道德识见能力而定也。中外历史,昭然若揭,不难复按而知也。”穆藕初这一段评论切中时弊,当时虽为民国,实为军阀掌权。

  穆藕初对当时的国民状况也作了分析,并分为六种,他说:“兹就余若干年来之观察,约举而类别之。似乎不外下列之六种:一、懦弱者多守默;二、强暴者多嚣张;三、有知识者方能思精而虑密;四、愚味者易动感情而受人扇惑;五、稍有恒产者类多持重;六、无恒产者往往为生计所迫易趋极端。”若笼统地讲“主权在民”,那么在这六种阶层中的国民,显然对主权的理解和运用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因而,他认为“若主权在民而漫无限制,适成其为暴民专制而已。细绎政治学中主权在民之精义,其实在于人民之有知识、有恒产者之手中。试观各国之选举法,便可了然也。”穆藕初作为一个实业家、一个推行企业实行现代科学管理的企业家,其专长不在于政治和社会管理,但基于其学识和留学美国的经历,对当时中国的国家治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辛亥革命后十多年间的中国国家主权在谁手中的问题作出分析和判断,并提出解决的方法与途径。这十分难得,反映出他对国家前途、民族兴旺、人民生活的担忧和关心,并为之而做出自己贡献的人生理想。

  从辛亥革命爆发到穆藕初撰《五十自述》,其14年间,中国一直处在军阀争斗之中,国民生活在北洋政府、南京政府、广州政府、武汉政府的不断变换之下,国民毫无主权可言。对此,穆藕初发出感叹:“民国成立以来,忽忽之阅14寒暑,问国家主权究属谁手?恐无人能置答之。”他对民国成立以来所宣布的主义、方针、策略、斗争等,认为无非是自相残杀而已,无所谓主权。

   三、穆藕初“主权在民”的设想

  穆藕初对当时的民国政治状况提出了批评,“主权在民”似乎只是一种理想。当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国家主权应属于事业界中之有知识者。他认为“国中之有知识而有事业者,或从事于教育,或从事于农工商矿等凡百实业,则国家之富力赖以增进,人民之供求赖以调剂,官吏之俸给赖以支应,人类之幸福赖以保全。故事业界中人,简言之即生产者,国民而有生产能力,实立国之命脉,争存之要素也。国家主权而不在此种有生产能力之国民手中,而国能富强者,吾未之前闻也。”

  在穆藕初的思想中,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是基础,并为之而奋斗一生,因此不难理解他主张“国家主权应属于事业界中之有知识者。”在实业上他办棉花种植试验场、办纱厂、办棉纱交易所、办银行;在教育上办过学校、设立过教育基金;在科学上实施企业现代科学管理,他在言与行上是高度统一的。国家由国民所组成,但社会中国民的成份或者说阶层在各个社会发展阶段是不相同的,而社会发展则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相关,因此,由怎样的国民来掌国家的主权就会关系到整个社会中国民的生活。国民中的主体阶层是谁?主体阶层是否掌国家之主权?是否能代表全体国民之利益?这些都是治理国家的关键问题。穆藕初的主张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他看到当时的国家主权并不在民,或者说并不在他所主张的“事业界中之有知识者”的手中。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处在军阀混战之中,国民生活十分困苦。辛亥革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但建设一个新时代的任务极其艰难,孙中山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未能承担这个任务。

  社会阶层的多样性,各种利益的多元性,因此各阶层对主权的理解和应用不尽相同,穆藕初就指出“若主权在民而漫无限制,适成其为暴民专制而已”。主权必须掌握在真正能代表大多数国民利益的阶层手中并对权力有所限制,才可避免暴民专制的出现,这需要一套制度作保障。其实,穆藕初也认识到,从辛亥革命成功到其撰《五十自述》的1926年,只有十余年,不可能真正实现“主权在民”。1922年10月25日,他在发表的《中国商务与太平洋》一文曾说:“中国之由帝制而民治,实为政府上一大进步。其间虽不免有长期间之纷扰,然此乃政治改革时所不能避免者。”主权在民不可能靠一场革命就建成,它需要有一个过渡期,需要长期的建设与改革,穆藕初当时已认识到政治改革的艰巨性,并提出要经过一个不可避免的过渡期和长期间纷扰格局的观点。这个观点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穆藕初期盼着“主权在民”能够在中国早日实现,面对中国的实际状况,他也知道这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实现的,但梦想着未来中国能够做到“主权在民”。他在1933年1月《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上发表题为《新年的梦想》,文中说:“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全国上下必须同样守法,选拔真才,澄清政治。官吏有贪污不法者,必须依法严惩,以肃官方。经济上必须保障实业(工人当然包括在内),以促进生产事业之发展。合而言之,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

  穆藕初在他的有生之年未能看到梦想中未来中国的出现,但他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政治的洞察力可谓入木三分,他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的论述值得我们深思和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辛亥革命百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实现主权在民。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90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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