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书与“巾帼营”

　　在辛亥革命期间，上海有一支由女学生组成的救护队——“巾帼营”，还有一个女子法政学校。这“巾帼营”和女子法政学校与李平书有关，那么我们就从李平书说起。

　　李平书从过政，当过官，在学术方面也有颇多建树。李平书学术素养中，医道特别值得一提。他的医术很高明，可手到病除。他在武昌时，为同僚及其家眷治病：清王朝的邮政大臣盛宣怀和两广总督岑毓英得病，都曾邀李平书前去诊治，均获得良效。

　　1899年，李平书和清代名医陈莲舫创立医学会，研究医理。1916年，李创办沪南神州医院，自任院长。李平书因感于煎药不便，遂创立粹华制药公司，“制成各药将近数百种，又制丸药三百数十种”，“此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举，可以便救济而挽利权”。他为发展中医中药做出了贡献。

　　1903年，李平书从武汉回到上海，在江南制造局任提调。

　　1904年3月，中国第一批女西医师之一张竹君由东北返回家乡广东，路过上海，被热心公益的李平书等士绅挽留，邀她为上海的地方公益多做贡献。于是，张竹君医师留在了上海，在公共租界派克路（今黄河路）租赁房屋，挂牌行医。在这过程中，张竹君曾经经济拮据，连房租也交纳不起。李平书得知张的窘境，大力资助，使张渡过难关。张竹君感激涕零，遂拜李平书为义父。

　　当年，李平书与张竹君医师商量以后，由李平书出资在公共租界新马路租屋创办“上海医院”，张竹君出任医院监院（相当于现今医院的院长）。上海医院也就成为中国人在上海自办的第一家西医医院，且专门为贫苦市民治病，受到各方的欢迎和好评。在医院成立大会上，李发表演说：“中外通商以来，吾华人之财为洋人算去者，若千亿兆京垓，岂非大害乎。独有西医出其医学，以治华人之病，数十年来受惠不少。盖中医日就晦塞，西医方日渐发明，此吾上海医院所以参用西医，且不免偏重西医也，故利用其利我者，亦当思抵制其害我者，否则，吾华人之身命保全矣，而钱财则日失”。

　　张竹君还办了“育贤女校”。后来李平书等与张竹君协商后，张竹君将育贤女校改为中西医结合的“女子医学堂”，附属上海医院，专门培养女性医务人才，张竹君担任校长。女子医学堂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2月开学，学制为6年，除聘请教员外，李平书也亲自教授中医课，张竹君则教授西医课。据《上海县续志》记载：李平书创办上海医院及附属女子医学堂，前后历时4年，费用共3万余金，均由他一人负担。

　　上海医院设在公共租界的新马路，地方窄小，房舍较小，没有发展的空间。李平书一直想扩大医院的规模，但是为资金所困。这时，由李平书、黄炎培、杨斯盛等发起的浦东同人会已经成立，杨斯盛知道李平书的困难，慷慨解囊，捐助5000金。杨斯盛又动员上海水木业公所大力赞助，王仁泰亦捐了5000金，并由王仁泰负责新院的建造工程。有了资金，李平书租用南市三泰码头积谷仓外的公地（今多稼路1号），于1908年动工，翌年4月竣工，并正式开诊。新院址占地10亩，包括女子医学堂校舍，房屋前后两进，前面是一幢3层楼，后面是一幢2层楼，各有房屋9间。另外还有一幢2层楼是割症室（即手术室）。后添置各类医疗器械，又添建风湿病房，医院形成了较大的规模，设有门诊部、住院部及手术室、浴室等。医院仍由张竹君任监院。每天上、下午分别由中西医施诊，均是免费的，军警及贫苦市民住院亦不收费。医院服务态度良好，病人到医院就诊，不论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能得到平等对待。医院服务好，又不收费，故深受病家欢迎。据资料介绍，当时对住院病人“中西治疗，颇有成效”。至于医院的经常费用开支，平时所缺钱款，由李平书随时筹集。

　　1913年，孙中山、黄兴等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上海的李平书也东渡日本避难，上海医院的经常费用亦随之发生困难。1916年4月，医院归上海县立，改名为“公立上海医院”，聘任汪企张为院长，常年经费在5万元以上，收入不足，由县地方公款拨助或自行筹集。

　　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期间，上海曾出现过两支奇异的队伍。一支叫“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又名女子北伐光复军、女子荡宁队。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吴淞军政分府为会攻南京，招募18-40岁的女子，组成侦探、卫生兵二队，每队50人。1911年11月下旬，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随李燮和、王文庆率领的光复军北上会攻南京。据称，女子敢死队“一洗柔弱之气，大有奋勇之观”。

　　 另一支队伍叫“巾帼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全国群情振奋，纷起响应。上海医院监院张竹君医师虽为女流，但她接受过西洋教育，思想开明，她目睹国家的落后，清廷的黑暗，早就不满。现在，有人起来革命，她十分拥护。她心想，我们虽然不能直接披挂上阵杀敌，但我们懂医，可以到武汉去救护伤员。于是她征得李平书的同意，发动上海医院的女子医学堂女学生及各界妇女等，组织巾帼赤十字会，自任会长。10月19日，在上海医院召开赤十字会发起会。1911年10月20日的《申报》作了报道，题为《赤十字会开会记》。报道全文本如下：“昨日午后南市上海医院开赤十字会发起会，到会者男女约四五百人。开会后即由发起人张竹君报告发起缘由及宗旨，次宣布草章。次李平书君演说，略言此会在今日为万不可缓之事。次杨千里君演说，略言赤十字当先发一队至汉口，即在汉口设立总机关，然后再由上海筹进行及扩充方法，以继其后。（众鼓掌）次布告各员意见书约七八通，有一函附有药单纸云：后出发时，将该药品送至舟中，其余大致皆谓宜联络西人赤十字会，急筹经费，迅速出发等云云。次川人刘君言川中惨苦情形，赤十字会成立，愿筹募数万金为川中之用。次推举职员，次决定办法，次决定九月初三为出发日期，次请到会者签名担任募捐。此时座客散去者大半，而毅然登台认捐者男女共四五人，所书捐数可得三百数十元。会中人拟请会董迅速设法募款以备出发云。所举职员姓字录下：会董伍秩庸、宋耀如、虞洽卿、李登辉、曹锡根、顾馨一、李平书、王一亭、莫子经、吴怀久、王培生、沈缦云，会长张竹君，汉口事务所长何乃全、上海事务所长王维廉，干事员田北湖、朱少屏、杨千里、王宝仑。”

　　赤十字会成立了一支救护队，取名“巾帼营”，并于10月下旬乘船赶往武汉，救护起义军伤病员。离沪前，张竹君向义父李平书辞行。李平书十分关心义女的安危，张竹君则安慰李平书说：我们是医护人员，不上阵杀敌，想来不会有生命之虞，义父不必过虑。我自己会当心的。

　　正当巾帼营准备出发时，孙中山的助手黄兴、宋教仁从香港抵达上海，打算赶往武汉支援起义军。但是自打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军加强了防范，沿途盘查甚严，凡发现革命党人格杀勿论。张竹君便巧妙地将黄、宋二人及黄兴夫人乔装为巾帼营的担架队员和护士，终于使黄、宋二人等神不知鬼不觉地秘密抵达武汉。10月28日，张竹君一行到达汉口。当时，清军正进攻武昌，两军酣战。尚未安顿就绪的张竹君就被军政分府请去诊治一位受伤的标统。张竹君平时乘车坐轿，不惯行走，但她顾不上这些，二话没说，拎起药箱就走。沿途疮痍满目，到处是受伤的军民。张竹君边走边为伤员包扎，到军政分府时，已一路治伤30余人。回到寓所，还未给等候的50余名伤者诊治，就被急邀到邮政总局开办临时医院。在武汉救护的2个月里，每天都有大量伤者上门求诊，“巾帼营”的男女医师和护士们忍受着饥渴疲劳，克服了超乎常人想象的困难救死扶伤。特别是会长张竹君，在救伤过程中几次遇险，险些送命。11月15日，张竹君率队去汉阳作救护工作，队列前后打着象征人道主义的赤十字会旗，可就在他们通过汉水浮桥时，蛮横的清军竟向他们开枪，更将炮火瞄准了因劳累在轿中休息的张竹君。幸亏轿旁一位医生猛然将张竹君连人带轿推倒在地，张才幸免于难。12月下旬的一次手术中，张竹君左手被划破，伤口感染化脓，高烧不止，加上过度劳累，终于病倒，在众人以采办冬衣、药料为由劝说下才暂回上海休养。辛亥革命期间，“巾帼营”在汉口、汉阳两处共救护受伤战士1300余人，受到武汉军民和外侨的交口称赞。

　　张竹君及其巾帼营真个是“巾帼不让须眉”，她们在上海医院的院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下面说说女子法政学校。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积极响应，为急须筹集经费，上海成立了义务募饷团，许多外省女学生纷纷到上海，参加义务募饷团的工作。不久，上海光复，成立了军政府，募饷团的工作宣告结束，来沪的外省女学生的去留遂成了问题。时任民政总长的李平书，作为一名政府官员、一位长者，十分关心这些女孩的前途。他考虑，当初把这些女孩招来，现在她们工作没有了，不能置之不理、弃之不管。李平书与同年刘葆良商量，把自己在贞吉里的房子腾出开设女子法政学校，让这些女孩到学校学习，以有一技之长，便于日后找工作。学校先开预科甲、乙两班，李平书与刘葆良任甲班国文老师，请王季贞教授乙班，律师秦联奎讲法政大概，李平书内侄婿沈商耆教授史学。1912年正月开学，李平书堂妹李华书、女儿李明卿为舍监；刘葆良之女公子姐妹二人、李平书侄女李守勤、长孙女李景昭、次孙女李金钧都在学校上学。

　　李平书非常关心法政学校学员的学习与生活，学校先后开设民法总则、民法债权、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总则、法史学等课程，涉及面较广，教授认真，学生受益匪浅。法政学校创办是冬放假后，山西籍学生玉麟家住天津，闻母病，凾欲归。她年仅15，李平书认为不能任其孤身前往，于是亲自送往浦口，托津浦车首沿途照料，临别依依，情若父女。

　　在女子法政学校开设期间，李平书与创办人一起关心女学员的成长，为师为父，传道授业，开创了女子法政专业的先河，一时传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