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见孙中山先生纪实

辛亥革命网 2019-03-25 09:17 来源:《卢湾史话》第一辑 作者:姜长林 查看:

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接受冯玉祥、段琪瑞、张作霖的邀请去北京谈判时路过上海,想不到我竟有缘在上海见到了孙先生。

  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接受冯玉祥、段琪瑞、张作霖的邀请去北京谈判时路过上海,想不到我竟有缘在上海见到了孙先生。

  11月中旬,我到上海(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不久,接到侯绍裘在松江写给我的信,信中说:“孙中山先生就要到上海来了,希望你能代表江苏省党部和松江县党部去见他。”侯当时正在病中,哮喘得厉害,要我先去松江一次,我到了松江以后,他对我讲了两点:第一,希望孙先生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持下去。因那时国民党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侯要我代表省党部、县党部把坚决拥护三大政策的意思告诉孙先生,希望孙先生不要因少数人的反对而产生任何动摇.第二,国家统一以后,希望能成立一个以孙先生为首的中央政府,首都设在哪儿?是北方还是南方?要请孙先生慎重考虑。因为那时无论是直系啦,还是奉系啦,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建立了所谓“政府”,实际上都是些贪污、腐化、乱七八糟的东西,而所有这些“政府”又大都设在北京,在当时的情况下北京已失去了作为建立中央政府的条件了。因此,侯绍裘再三叮嘱我,要我向中山先生讲清楚,如果谈判成功,中央政府一定不可以设在北京。

  11月17日早上8点钟,我和朱季恂一同赶到南京路外滩去迎接孙先生。当时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中只有我们两个人,其他的人都已星散。朱是省党部主要负责人,我是省党部秘书。

  南京东路外滩此时早已是人山人海,起码有好几万人,我们赶到那里时,只见轮船码头上上下下、马路中央和两侧人行道上到处都站满了前来欢迎的人群。朱季恂身体不好,力气又小,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刚挤上几步,又被人流的浪头推了回来,我心里直嘀咕:今天还能见到孙先生吗?说来也巧,正在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见到了上海大学我认识的几位同学,真是绝处逢生,喜出望外。这几位同学都是年青人,有的是力气,我们大家手臂勾着手臂,贴紧身体,用足力气往前挤,总算慢慢地越过了一道道人流,挤到了最前边。当时我的心情是那样的兴奋,还有什么能比现在的我更开心呢?长期以来,孙先生在我的心目中具有高大的形象,他那端庄、清秀、高雅的面庞,早已成了我崇敬与向往的领袖,自从建立民国以来的十多年中,孙先生的形象早已被全国人民所敬仰,现在我就要亲眼见到他了,这种高兴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正当我沉浸在欢愉中时,孙先生正好从轮船上上岸来了,就在他将要上汽车的一瞬间,我们已挤到了他的车前,我不顾一切地把手伸到了他的身边,跟他握了手,同时也更清楚地看清了他的面孔。他的手是那样的温暖,他的面孔是那样的熟悉,就象我们老早就是老朋友一样。从那以后,他的形象就如刀刻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永恒的记忆;他手上的暖流留在我的掌上,数十年来似乎永远不会冷却。这时,在我们身后,一批又一批的同学如潮水般地涌过来,无数只伸出的手高举过来,都想握一握这位中华伟人的手,以此来温煦一下自己的心扉。汽车被前后左右一层又一层欢迎的人群包围得“水泄不通”,在青年学生们的保护下,等孙先生上了汽车,人们随着汽车缓慢地移动,那股热烈的情景,至今仍烙在我的脑际,不能忘却。汽车经过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一直朝西,中途加入游行的人却有增无减,学生们手里举着各种旗帜,旗帜上写着拥护孙先生的口号与标语,当队伍行进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嵩山路口时,法租界嵩山捕房里涌出了一大批巡捕,拦住了护送孙先生汽车的学生们,只让汽车放行。但那时,马路上欢迎的人群越来越多了,人们似乎在表示,在我们中国的国土上,难道连欢迎自己领袖的权利都没有吗?这半途不断有人加入到欢迎队伍中来的事实充分说明了孙先生的威望在人们心目中有多高啊!我们把孙先生的汽车一直送到他在上海的寓所:莫利哀路29号(即今香山路中山故居)。

  下午,朱季恂因身体不好,实在跑不动了,喘着气对我说:“你只好单独去见孙先生,我实在不能陪你去了。”当我来到莫利哀路时,依然是人山人海,多得不得了。我拿着江苏省省党部和松江县党部的证明去晋见,总算没有费什么周折,稍等了一些时间,就被孙先生接见了。

  孙先生神采奕奕,双目炯炯。接见之后,他问了我几句平常的话,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我说:“我是江苏省省党部和松江县党部的代表,我是代表这两个机关的。我们想跟孙先生提出两个问题。”我把话头停了一停,看了看他的面色,他顿首了一下,表示他正在准备听我讲下去。我说:“一个是希望孙先生坚持三大政策;一个是关于建都的问题。”我接着说:“特别是三大政策,我们江苏方面是十分重视的,因为它是万分正确的。”等我讲完了,他表示很满意。他说:“你们也晓得拥护三大政策,这很好。这个问题提出来是对的。我一定要坚持三大政策,一定不放弃三大政策。”他顿了一顿,又说:“不过,上午你们松江已经有人来送过‘条陈’了,叫我不要和共产党合作,也不要搞三大政策。”他着重指出:“你们省党部和县党部要好好地教育这些同志,改正他们的错误想法。”

  “我呢,我已正面批评了他们。”孙先生又停了一停,沉思片刻。后来我晓得,上午到孙先生居住处送“条陈”的是临时省党部的委员陈去病。我有些哑然,陈去病自从5月临时党部建立之后,以及7月迁到上海,他极少露面,也不过问党部的日常工作,他怎么会想起来送“条陈”的呢?而且,他送这样的“条陈”,又是代表谁的呢?因为省党部那时负责具体工作的是朱季恂和我呀……

  关于首都问题,孙先生说:“北京早已被段琪瑞他们弄得乌烟瘴气,所有在政府中当官的那些人,都是些腐化、贪污者。所以你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是对的。”不过,他说:“今后会出现些什么情况,还难以预料。就说我这次北上,谈判的结果也还没有什么把握,而且,未能预见的事情还很多,所以,首都该设在哪里?现在也还没有考虑到。当然,你们的想法告知我,使我在思想上对这个问题有个准备,也还是好的,或许我将来会用得着。”停了停又说:“冯玉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力量,‘反吴’(即吴佩孚)之战至今也没有过了太长的时间,但冯先生竟然把段琪瑞等都赶跑了,可见军阀们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或者也可以证明:军阀之间的混战不会太长了,中国的统一是有希望的。”

  我见到孙中山先生的情形就是这样。以后,他就到北京去了。不幸得很,仅仅隔了4个月,在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在北京病故,中华民族又面临着一次巨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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