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重要战场——通州起义

辛亥革命网 2015-12-15 13:54 来源:北京市档案局馆 作者:王培 查看:

最早在通州开展反清活动的革命志士王治增,他研读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痛恨清廷专制统治,曾开设讲习所,办理阅报社,宣传民主进步思想。

  通州位于北京东南,距城区仅十多公里,是京城东部交通的枢纽和重要门户。

  最早在通州开展反清活动的革命志士王治增(1853-1912),字如川,回族,通州张家湾人。他幼年受教于伯父,以字写得好,做了某州县巡检司的誊录,并升任巡检,后还乡教授生徒。他研读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痛恨清廷专制统治,曾开设讲习所,办理阅报社,宣传民主进步思想。

  1907,王治增与同盟会员丁东第相呼应,加入振武会,后发展为铁血会,担任副部长,逐步成为共和会、同盟会的骨干分子。在他的影响下,杨兆林、王斌、朱永、纪成海,及其三个儿子王丕显、王丕谟、王丕承都加入了共和会。当时,通州共和会支部的领导机关就设在王治增家中。

  另一名通州革命团体的主要领导人蔡德辰(1893 -1912),又名振民,湖北蕲春人,幼随父读,稍长去武昌,曾从美国传教士习英文。以后到北京求学,入鼓楼西豫文中学,开始参与反清活动。

  1910年,蔡德辰与革命党人钱铁如、罗明典等人在北京建立共和会北京分会,加紧与各地革命党人的联系。……

  当时驻守通州的是毅军7个旧式营,由北洋陆军元老、古北口提督兼武卫左军总统姜桂题所管辖。毅军营房位于通州城内南仓,距书院仅4里,由于华北协和书院院长高厚德与姜桂题相识,因而驻通州毅军官兵也与书院学生时有交往。于是,……

  1911年12月2日,通州革命党人代表蔡德辰、王丕承、张雅堂到天津参加共和会代表会议。会议确定在北京、天津、保定、滦州、通州、石家庄等地联合发动起义的部署,并组建各地起义军司令部。其中通州司令部的总司令为蔡德辰,王丕承等5人担任指挥。

  1911年12月24日,胡鄂公召集通州军队代表在王治增家会商准备起义事宜,参加会议的有蔡德辰、王丕承、张雅堂、徐云谷、黄之萌、万谷生、陈东阁、李肃斋、陈金堂、卢竹村、谢魁武、马鼎轩、刘皋甫、姜乾一、刘学丝、王得胜、潘孝初、沈寿山、沈桂臣、杨寿臣、袁广振、孙寅昶、朱登瀛等20余人。会议决定……

  但是,北方革命协会领导人胡鄂公南下筹款未果,经费不足,又闻滦州起义已失败,通州起义暂时改期再议。

  据杨学羔回忆:……议定由总代表请武昌军政府先发军饷两个月,以资接济,饷到,即行举事。军政府电允于九月底(11月中旬)将饷发到。乃决定由统领陈某和姜侄、姜甥等逼迫姜桂题起义,于十月初一日(11月21日)夜,率兵潜行到北京,威逼清廷逊位。书院全体师生也分别担任临时职务,随军指导或辅助一切。不意正当武汉军事紧急之际,军政府筹饷不易,经派代表张天雨(字耿光,学生,保定人)到府坐催,也未如期发到。改期十月初七日(11月27日),又未发到。再改期十月十五日(12月5日),仍未发到。以致有部分赞成的军官,到这时就不赞成了。他们说:“事不过三,三次改期,饷都未能发,终是不发了,简直是个骗局。”于是就有人向姜告密。(同前,第445页)

  1月14日,北方革命党的重要领导者汪精卫特派亲信余临江赶到通州张家湾王治增家面见蔡德辰,声称奉汪精卫之命调查革命机关工作,再三强调正值南北议和停战时期,切勿轻举妄动。蔡德辰据理力争,驳斥余的观点,致使“两不相协,遂至用武”。随后,余临江败兴离开张家湾。

  同日,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得到密报称:北方革命党团,有共和会、铁血会、光复会、急进会……成立北方协会。最近在通州、南苑、齐化门、阜成门一带毅军驻地活动……秘密机关设在张家湾铁血会头目王治增家,今又有余临江来报“明天就要举义”。袁闻讯大惊,当即下令毅军出动镇压。

  1月15日凌晨,毅军第十二营管带马松图率领马队两百余骑,突然包围了张家湾花园府胡同王治增的家,鸣枪示警,蔡德辰等奋力反抗。最终,清兵抓捕了蔡德辰、王治增、王丕承、杨兆林、张文炳、雷茂林等6人,并押至毅军提督府。……

  临刑前,年仅19岁的蔡德辰对围观的群众说道:“我为同胞自由幸福而死,诸君如以我死得其所,请为我叫一声好!”顿时,群众中爆发出雷鸣般的叫“好”声。蔡德辰生前曾与同邑某女士相识,她也是通州华北协和书院学生,“二人情好甚笃,遂订婚约。……

  为纪念蔡德辰,书院师生于1912年4月在校园内建立起蔡德辰烈士墓碑,并在图书馆内挂起蔡德辰的遗像。

  56岁的王治增视死如归,从容地对群众说:“清运既终,天命不再,吾事虽败,将必有继吾起而成其功者,则吾死犹生,可无恨也!”人们听了莫不痛惜。王治增的三子王丕承,字叔平,北京艺徒学堂肄业生,聪敏好学,思想新颖,随父革命,奔走京畿各地,担任联络工作,受刑前大义凛然,亢喉高歌。

  1992年通州博物馆举行隆重仪式,收藏王治增家属捐赠的烈士遗物。

  同时遇难的烈士还有:杨兆林,字敬一,通州普济闸人,王治增内侄,为人富胆魄,深蒙铁血会骨干丁东第赏识。

  张文炳,字雅堂,原籍浙江,寄居北京。为人器识深渊,胆略绝伦,在铁血会负责运输枪械工作。他担任毅军教习,“军中有志之士,受雅堂影响者,多加入革命。”张牺牲后,“军中官佐士兵,受雅堂教育者,抚雅堂尸而哭。毅军当局,惧因此激发变乱,乃于通州郊外为雅堂营新塚,树丰碑墓前”。 (同前,第167页)

  雷茂林,字竹村,安徽亳州人,身为毅军军医,尚义气,重言行,颇有学问,深受他人尊重。 ……

  杨学羔回忆:“……书院图书馆所订阅的一些报刊,现在仅有他们三人来阅读。他们每日将报上所载各省独立、革命胜利的一些好消息,择抄誊写油印出来,邮寄给那些家居的同学,以慰他们对革命事业殷切的关念,并加强他们对革命必将迅速成功的信心。在乡同学也可借此得些资料好在农村做基层的宣传工作。他们又常撰稿投寄北京《国风报》发表,鼓吹革命,或讽刺清廷。如此者一个多月。至十二月二十六日,他们于京津各报见到头一天清廷所颁的逊位诏书,他们就以为革命真正地成功了,真是兴高采烈,欢喜的连觉都睡不着。于是星夜里将诏书誊写油印出来。次日清晨,即邮寄给在乡村的同学。”(杨学羔:《华北协和书院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48页)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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