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与共识：谈判桌上出生的民国(2)

　　严复一直坚持国人程度不适合共和，日后甚至提出了一个“共和女性”说，说共和属于阴类，共字又读“恭”，恭顺而和柔之意，引用古语所训，“共和”二字，女性最贱，故列于十四等。他认为今日将这个名词尊为全国名号，岂非大谬。

　　“民国”、“共和”的强大声音

　　当时南方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主张共和。

　10月28日，苏州尚未独立，中学生叶圣陶日记即说：“从此以后……汉族同胞共歌自由，当即有一共和政体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半球之东，乐矣哉！”11月16日，黎元洪对记者热情地谈到中国的未来，“描绘了一个以美利坚合众国为蓝本而建立的未来的联邦共和国” 。

　　在上海等地，许多以民国、共和为名的团体纷纷出现。

　不用说革命党人，不仅张謇、汤寿潜、程德全、赵凤昌这些立宪派，就是岑春煊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更不要说年轻一辈的孟森、雷奋、杨廷栋这些人。

　　12月16日，上海租界巡捕在宁波路墙上撕下的纸条写着：“走狗唐绍仪胆敢来沪议和，一定将他打死，反对打死他的人不是同胞，凡撕下此通告者也该杀。”巡捕在山东路上也发现类似的纸条。唐绍仪对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表示，“目前最堪忧虑者，在于各省对和谈真相缺理解，竟然妄加抵制。今晨以来，本人已接到恫吓信数封”。

　　参与和议的北方代表冯耿光回忆，从武汉到上海，下船以后，“很多代表被……歹徒要挟，硬说‘北方代表都是宗社党，不要轻易放过他们’。代表们怕事，就纷纷躲避了”。

　　紫禁城的战栗与痛楚

　　12月20日，凌盛仪在湖南听说，隆裕太后想要带着溥仪出奔，“无地可往，唯有痛哭而已”。这只是传闻，但当时确有人为溥仪避难联系过美国使馆。在袁世凯进京前，皇太后和皇帝请求在美国公使馆避难，11月10日，北京方面给诺克斯电报，主张允许请求。当日，诺克斯回电，如果其他公使馆不反对，他同意“暂时避难，如果为了保护无辜的生命这是必要的话”。

　　当年回国考取翰林院编修的留学生叶可梁，也从非正式渠道获得了美国使馆的同意：

　　武昌起义后月余……我与义理寿联系过两次，十余日后彼告我谓美使馆已答应让出二等秘书宿舍给溥仪使用，并计划由天安门挖一地道直通东交民巷，以避免袁世凯的耳目。

　　后来，当袁世凯大权已握，与内阁大臣联名上奏，要求顺应民心改定共和政体时，紫禁城再次经历战栗与痛楚。幼帝溥仪日后回忆，是一份密奏吓住了隆裕太后：

　　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人家告诉我的那次与袁会面的那天……由此我也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听了袁世凯的话就吓得魂不附体，以至袁世凯退下去之后还哭个不停的原因。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他议。”“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隆裕太后没有读过法兰西革命之史，不知道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故事。经袁世凯这么一讲，她完全给吓昏了……

　　和谈代表唐绍仪的窘境与功绩

　　清廷的牌几已出尽。12月6日，袁世凯在逼摄政王退位后独掌大权。整个朝廷的重心发生倾斜，战与和、退还是不退的主导权落到了袁身上，次日他决定派唐绍仪南下议和。

　　12月12日，日本公使伊集院致电内田说，自决定派唐为代表南下议和以来，对袁世凯的意向，外间传说纷纭。“闻昨日（清国）陆军部某人曾向青木少将秘密透露云：如此次交涉不成，或则乾坤一掷，断然废黜皇帝，完全同意共和政体；或则效法罗马教皇之故智，使皇帝保持尊荣而置于虚位，不使其干预一切国政，二者必择其一，袁世凯对此已有所准备”。 他将这些问题当面问袁，并说如果袁主张君主立宪，日本必尽量援助。袁回答，自己始终主张君主立宪。11月23日，罗瘿公写信向梁启超报告与袁世凯面谈的情况，袁说“我主张系君主立宪共和政体”——这首次出现的新名词，将君主立宪与共和捏在一起。

　　此前的11月14日，袁对汪荣宝等资政院议员阐述自己主张君主立宪的宗旨和理由。但是，袁交给唐绍仪的方案“二十二条”，已不是一般的君主立宪制，而是 “君主共和立宪制”，这是袁与外交团商定的：

　　大清帝国改号中华联邦共和国；皇帝改为国王；各省改为中华联邦，组织共和政府，包含蒙、藏、青；由各省选举议员组织上、下两院，公选大总统以为行政机关；行政之权统归大总统统揽，国王处宪法上之特别地位，不得干预政事；国王例为世袭，但大总统以四年为任期……司法机关为独立，归裁判所管辖……

　　当时，《申报》、《民立报》等报纸都曾刊登。这个独特设计在世界各国不曾有过先例。袁以为南方会同意这个方案。不料唐绍仪一到武昌，黎元洪他们提出的四点建议就是：推翻满清、优待皇室、厚待满人、统一各省。唐绍仪到上海，发现保留清帝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他也没有将这个方案拿出来讨论。

　　12月20日，唐绍仪与南方代表伍廷芳第二次开谈。伍廷芳说：“我初亦以为中国应君主立宪，共和立宪尚未及时。唯今中国情形，与前大异，今日中国人之程度，可以为共和民主矣。人心如此，不独留学生为然，即如老师宿儒，素以顽固称者，亦众口一词，问其原因，则言可以立宪，即可以共和，所差者只选举大总统耳……将来满人亦可被举为大总统，是满人何损而必保存君位。故此次改革，必须完全成为民主……”

　　第二天，袁世凯致电唐绍仪：“近日体察各国情形，皆不赞成共和，日本因恐波及，尤以全力反对，如再相持，人必干预，大局益危，亟宜从速自家解决，冀免分裂，况十九信条已具共和性质，君主民主两相维持，即可保全危局，何苦牢守成见，空争名义……”

　　唐绍仪南下前夕公开表示，政体改为共和也可，唯君主之名义当保存，若革命军必要除去君主名目，不得不回京罢议。他内心却是主张共和的，随他南下的八旗代表章福荣回忆，船至南京下关，他与江苏都督程德全密谈许久，所谈内容虽不知，但看他们亲密的神情，就心中生疑。章福荣写信给朋友：“此次会议，原为南方主共和政体，北方主君主立宪，故要开会彼此商讨二者之得失利害，而我们的北方代表未到开会地点，在船上业已主张共和，这会还开个什么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