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山西起义始末

　　中国同盟会在山西开始活动

　　1905年（即光绪三十一年）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总会，参加者有中国17省的留学生及华侨数百人，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总干事，并设各省分会。山西分会干事为谷思慎，即介绍荣福桐、荣炳、王国祜、赵戴文、景定成、阎锡山、温寿泉、何澄等参加。

　　当时，同盟会即按17省，分别派人回国，到各省活动。总方略是“南方交通便利，距北京远，满清控制力较弱，革命应由南方发动，革命势力到达武汉后，北方山、陕等地，适时响应。并以注意陆军各学校学生及参军运动为中心工作”。山西分会第一次派荣炳回国（荣原系山西武备学堂学生，到日本后，因身体较弱，检查体格落选，转入铁路学校，但在武备学堂熟人很多，故派他回山西），运动革命。荣回省后，在武备学堂学生中，介绍王嗣昌、常樾、赵守钰、应芝等参加了同盟会（这时，常樾、王嗣昌已由武备学堂毕业，在满清军队中担任排长队长等职）。不久，山西分会第二次派人回省活动，被派的是赵戴文、阎锡山。这时被介绍参加同盟会的有王树侯、杨沛霖、李嵩山、张树帜等人，有的投入了军队。与赵戴文先后陆续由日本回国的同盟会员，尚有日本体育、测绘学校等校毕业的王建基、徐西园、康佩珩、赵三成、赵承经、李栖昌鸟（以上均五台人）、齐宝玺、贺炳煌等，在晋北五台、崞县一带积极活动，即介绍续桐溪、邢秉丞（有资料亦写作邢炳诚、邢斌丞、邢斌承，待考）、赵丕廉（五台人）等多人参加了同盟会，还介绍忻县人梁硕光参加，并利用天主教在社会上活动。

　　1906年间，谷思慎与丁致中前后由日本回国，到宁武倡议创办中学堂，并介绍南桂馨、冀学蓬、丁梦松、周象山等参加了同盟会。当时，学校经费无着落，而朔县一带的天主教民，向来借教会的势力，由宁武拉煤炭，不交捐税，谷思慎等和教会做了一场斗争，从此天主教民才按章运煤纳税，就以此项收入，创办起宁武中学堂。这可以说是一场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初期运动。谷等在晋西北一带的活动，在社会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引起满清官方的注意，风声很紧，所幸谷之伯父谷如墉是满清政府的高级官员，充任陕西省的财政监理官。因此地方官府对谷家特别关照，事先通知谷思慎迅速离开宁武。谷偕南（桂馨）连夜出走，先到丁致中家躲藏，发动李树勋（朔县人），编唱反满鼓词，深入乡村活动。行至静乐，又介绍武泽霖参加同盟会。此时，接到由东京回国的荣福桐的信，叫速往五台县东冶镇集合，传达同盟会总部的指示。谷、南遂转道前往五台东冶镇与王建基、赵三成、康佩珩等会面。荣福桐这次传达的指示，主要内容是：“要各省加紧革命运动，实行武装起义”，并议定派人到绥远包头一带，联络弓富魁（崞县人）等加紧活动。会后，谷、南都转往日本，南到东京住了高等警察学校。

　　这个时期，山西留学生在东京参加同盟会的，除前边已提到的人外，还有景耀月、王用宾、张起凤、狄楼海、邢殿元、井介福、李大魁、王秉彝、焦纯礼、焦滇等多人。在荣福桐回省传达指示的前些日子，景定成（梅九）与何澄（亚农）亦由日本回国。路经太原，在山西大学堂发表革命演说后，即分别回到安邑、灵石进行活动。景在运城创办回澜公司，作为输送新书报的机构，并介绍李岐山、郭朗卿等参加了同盟会。

　　这时，山西爆发了一件争矿的反帝运动，对革命进展影响很大。起因是：在东京的一个山西留学生，名叫李培仁，突然留下争矿的绝命书，跳海自杀。东京的山西学生会，遂发出号召，发动起太原和全省的学生，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太原的学生游行示威，包围了抚台衙门，迫使巡抚恩寿、道台丁宝铨等废除了商务局与英国福公司已订的开采山西煤炭的条约。从此成立了山西保晋公司，晋省的煤矿从外人手中争回来，归山西人自办。

　　同盟会与君主立宪派的斗争

　　先是1905年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民报》为革命党的宣传机构，一面指示各地革命运动，一面与康（有为）、梁（启超）保皇党（后改为君主立宪党）所主持的《新民丛报》进行斗争。当时《民报》的负责人是张继，主要编辑为胡汉民、汪精卫、章太炎、刘师培。1906年间，东京总部派山西的同盟会会员乔义生（字宜斋）前往南洋，协助孙（中山）黄（兴）进行华南革命运动。乔由南洋赴广东潮州，参加领导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退东京，这正是孙中山的《有志竟成》文内所说的“革命第三次失败”。

　　1907年间，以梁启超为首的君主立宪派，组织政闻社，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梁启超讲演其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同盟会方面派宋教仁、张继、杜羲、平刚、黄复生、丁惟汾、谷思慎、景定成、南桂馨、荣福桐（以上四人均山西人）等，参加旁听。当场激烈反对梁之立宪主张，扰乱立宪派的会场，梁启超讲演草草结束，退出会场。宋教仁、张继等即登台宣布另行开会，大声宣讲“反对君主立宪，打倒满清政府，实行民主共和”的革命主张，得到了参加大会的大多数人的赞成拥护，从此同盟会在东京的声势大振。在国内各省，立宪派却在政治活动上甚为活跃。那时，满清政府已经宣布了准备九年立宪，各省纷纷筹设咨议局为代表民意机关，立宪派既能与满清的官僚联系起来，又能吸收各地绅士人物参加，如江苏的张骞、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潭延闿、安徽的汤寿潜、直隶的孙洪伊等等，均在本省为咨议局的领导人，并都是立宪派的重要人物。山西省咨议长梁善济（崞县人）和议员李庆芳、宫秉钧等，亦皆为立宪派的出名人物，在咨议局占据优势，但副议长杜上化（灵邱人），一面与梁善济友好，一面却同情革命党，与同盟会保持联系。

　　这期间，东京同盟会总部派张继到欧洲，与留学欧洲的各省同盟会员联络，并介绍了山西在英国的留学生马骏（晋城人）、梁上栋（崞县人）、梁济（右玉人）参加了同盟会。又景定成、谷思慎、王用宾、南桂馨等，亦先后由日本回国，参加实际活动。景定成等在北京联络了同志程家柽（安徽人），利用他和肃亲王的关系作掩护，创办起《国风日报》，在北方宣传革命，起了极大的作用。当时人称，东京的《民报》和北京的《国风日报》，都可抵得十万大军。南桂馨回太原，与赵戴文接了头，推进山西的各种革命活动，在太原创设起个振兴派报社，代销北京《国风日报》、上海《民吁报》（于右任主持）及其他革命报刊。又由太原《晋阳日报》董事梁硕光的发动，整顿该报，充实内容，由北京请回王用宾为主笔。此后《晋阳日报》实际上也成了革命党的宣传阵地，和《国风日报》联络在一起，在传播新思想、推进革命运动上尽了很大的力量。而赵戴文，除了后来协同阎锡山、温寿泉等进行山西的军事运动外，在联络发展同志，发动青年参军，宣传新思想，推动各种革命活动等工作中，也是个积极努力起着很大作用的重要人物。

　　可是，在政治形势上看，这期间，立宪派在各省的活动是比较活跃而且占优势的。革命党方面，正遇着安徽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等的失败和牺牲，以及汪精卫、黄复生在北京谋炸摄政王未遂被捕等事件连续发生。当时满清反动政府通令全国，对革命党人大肆捕杀，一时革命运动受到重大打击，表面上消沉起来。山西的革命党人，着重于军事运动，以日本回国的士官学生和山西武备学堂的学生作重心，并发动大批青年投军当兵，打入满清政府编练的新军和各种军队中，如大宁的王承绪、王缵绪兄弟二人，原是读书人，此时都投笔从戎，入营当兵。各县类似情形很多。同时又借天主教和耶稣教的教会做掩护，由同志中之已在教者——如阳曲的郭萃根（或萃耕，天主教徒）、忻县的霍新斋（耶稣教徒）等，在教会中活动，发展了不少同志和同情人物，后来在帮助革命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山西的军事运动

　　在日本东京的同盟会员中，住士官学校的学生，曾奉孙中山的指示，选拔优秀积极分子组织丈夫团，作为回国进行军事运动的中心。当时参加的人有唐继尧、罗佩金（均云南人）、程潜（湖南人）、张凤翙（陕西人）、张益谦、尹昌衡（四川人）、李烈钧（江西人）、阎锡山、温寿泉、张瑜、何澄、乔煦（以上五人均山西人）、孔庚、李书成、朱绶光（以上三人均湖北人）、仇亮（湖南人）、枥曾蔚（河南人）、黄郛（浙江人）、尹扶一（湖北人）、张群（四川人）、何子奇（河北人）、何成浚（湖北人）、李敏（云南人）、刘鹏基、杨延溥等数十人。他们毕业后，分别回到各省，进行军运工作。这些人大多数在辛亥革命各省响应武昌起义时，都领导武装起义，许多人作了各省的都督、副都督及其他军事上负重责的要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