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山西起义始末(2)

　　1909年间，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山西学生陆续回国。温寿泉先回来，当了山西大学兵学教员。跟着不久，阎锡山、张瑜、马开崧、李大魁（以上系同盟会员）、黄国梁（革命同情者）以及其他非同盟会员的士官同学姚以价、金凤巢、顾祥麟等，亦陆续归国回省，被分配到省督练公所为督练员。按满清政府陆军部的规定，山西兵额为一个混成协，内辖两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一个骑兵营，一个工兵队（等于连），一个辎重队（连）。山西的旧兵制，大同为北镇，平阳为南镇，自绿营兵改为练军后，山西巡抚直辖参将与南北二镇，各辖七旗，每旗有兵士300余人，全省21个旗，共计有兵6000余人；山西省督练公所将太原直辖区的练军改为陆军的一个协（即常备兵），晋南晋北（即平阳和大同）二镇所辖的各旗兵改为巡防队，太原的陆军混成协的协统是姚鸿法。两个团的标统是齐允和马龙标，夏学津是二标三营管带。这时，丁宝铨升山西巡抚，夏学津与丁宝铨、姚鸿法关系均甚密切，不久，夏即代马龙标为二标标统。 同此时期，北京的陆军部，对由日本归国在各省服务的士官学生，举行了一次考试，鉴定成绩，山西的温寿泉列入优等。陆军部决定此后各省用人，即以此次考试成绩为准据。考试毕，黄郛、李书城留部任职。钮永建、何澄等派往保定军官学校任教官，温寿泉任山西督练公所帮办兼山西陆军小学监督。阎锡山、黄国梁回山西后，任二标教练官及陆军小学教官等职。这次考试，恰好给了革命党内军运人员一个总结合的机会，从此，在全国各省陆军和军校的军运中，工作更进一步地深入，得到了普遍发展。与山西的军事运动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山西爆发辛亥起义有密切关联的三件事，这里把它分别地提出来：

　　（一）李嵩山（字于高）案（1909年—1910年，即宣统元年到二年间）

　　夏学津当了标统之后，对于整饬军队，极为严肃。丁宝铨做了巡抚，也打算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在革命党看来，丁、夏都是斗争的主要对象，特别是如不把夏学津打击下去，就不能拿住军队。这时，阎、赵和南桂馨即策动，组成一个对丁、夏斗争的宣传小组。参加小组的人有晋阳报馆的蒋虎臣，岢岚赵萃珍、赵萃瑛兄弟，张树帜、李嵩山和协本部的司书史可轩等（史系陕西人，因受革命影响，由陕来晋，投军当兵，后经考试当了协本部的司书），由李嵩山负主责。这个小组，时常采访丁、夏的坏行为，向各报投稿，攻击丁、夏。某次投稿，涉及丁、夏家庭间暖昧关系，社会哗然。丁、夏怒甚，严查投稿人，不得下落。旋因史可轩不慎，遗失了日记本，上边详细记载着历次搜集攻击丁、夏的主要材料，以及宣传小组各有关人员来往和开会的情形。这个日记本，被协本部的某同事拾得，遂向丁、夏秘密告发。丁、夏即据此下令逮捕宣传小组的全体人员。蒋虎臣、史可轩被捕下狱，张树帜、赵萃珍兄弟，事先闻风逃出太原。李嵩山是个主要人，对他捕捉尤紧；李如被捕，不仅宣传小组前事要全部暴露，并且一定要追问到在太原各主谋革命的人，一网打尽。太原各城门，都已严密把守，专查李嵩山，务使其不得漏网，必破获归案。这时，太原革命党方面有关的人，均甚焦急。经接头后，由南桂馨设法，先运用天主教郭萃耕的关系将李嵩山藏在教会，又转入英国人邮务长的家中，再与缉探队长李成林（同盟会员）联络好，伪装一个缉探队的兵，由李于夜间出城巡查火车站时，将李嵩山带出太原，送到北营上了火车，转往保定。与保定军校里的同志接头后，再转往安徽躲避。而丁宝铨、夏学津因主谋人李嵩山未能捕获，不能结案。夏学津却因人言啧啧，离开军队，被调为军械局总办，马龙标又复任了二标标统。

　　（二）交文案（1910年间）

　　丁宝铨升任山西巡抚后，在山西实行他的禁烟政治（禁种不禁运不禁吸）。晋中的交城、文水一带，是多年种植烟苗的中心地区，所产烟土销路甚广。每年割烟时期，各地商贩云集于开栅镇、铧炎镇者不下数千人。晋中各县的财主家，亦多在交文境内购置土地、设立专庄，大批种植鸦片，除供自用外，兼营巨利。当地民众，赖此谋生的人，为数亦多，这已成百余年来的习惯。因此，丁宝铨推行禁烟，在晋南晋北，都还能顺利地做下去，只是在交城、文水，却发生民众聚众抗拒事件，政令执行不通。丁抚大怒，派夏学津带士兵前往交文镇压，与群众发生冲突，演成开枪击毙民众若干人的惨案。当时，全省舆论哗然。时张树帜为晋报访员，前往交文采访新闻。回省城后写稿，大肆宣传丁、夏镇压民众，发生惨案的真相。《晋阳日报》和《国风日报》连续发表消息，评论丁、夏镇压民众之不当，对之攻击甚力。在北京的狄楼海（在北京大学堂做事），更利用了一个监察御史，参了丁巡抚一摺。丁对此十分痛恨，调查清楚同盟会的人和他作对，借交文事件向他进攻，他遂向同盟会的人图谋报复。除对省咨议局立宪派的人们，大发雷霆，痛加申斥外，丁也向北京满清政府参了一摺，先撤了山西大学堂监督解子仁，山西法政学堂监督刘绵训的职（解、刘都是同盟会员），更借他故把咨议局议员张士秀（同盟会员）押解回本县，下入监狱。随后，丁又查出新闻原稿系张树帜采访，遂将张逮捕入狱，直到1911年初丁抚去职后，张树帜才被营救释放。《晋阳日报》主笔王用宾，因风声不好，离开太原到了北京。

　　可是丁巡抚想提拔夏学津重带军队的计划，亦因交文案的发生和一般人对夏评价不好，从此不能实现。而黄国梁和阎锡山却于1910年12月间，先后接任了山西陆军混成协一、二两标的标统。（据称阎对立宪派的咨议局长梁善济特别尊敬，关系甚密，他当标统，得梁的帮助甚大。）南桂馨到黄国梁的一标里，当了军需。

　　（三）退伍案（1911年间，即辛亥革命前）

　　1911年间，姚鸿法向黄国梁、阎锡山提出整理军队的计划，商定从两标内挑选优秀士兵，成立一个模范队。又因老兵巧于规避，不便教练，难于整肃纪律，须将当兵年久的老营混子，逐渐淘汰，招添新兵，即决定要实行“旧兵退伍，补充新兵，教育一年”的做法。在同盟会方面，却趁此建立军事运动的基本队伍，并运动到王嗣昌、张德荣（均同盟会员）任一、二两标的模范队长；更在社会上发动有志青年多人，入营当兵，如杨彭龄（字甫），即是由组织决定下营盘当兵，深入兵棚做兵运工作的。

　　可是旧兵和什长（即班长）中，参加同盟会的人很多，如果让他们散开，有事时集合甚为不易。且旧兵和什长中的同志们，也都不愿意退伍，认定退伍就是失业。此种情况，由杨彭龄告诉了南桂馨，南又转告了阎锡山。阎说：“已经决定的计划，不易更改，只有我们另想办法，或者把裁下来的人，设法安插到巡防队里。”南表示不赞同，再行商讨，最后决定筹集几千两银子，到绥远后套购地，建设农庄，并在太原到绥远的路上，沿途开设店栈，既能容纳许多人，使同志不散开，又能通消息，做联系工作。南把这个做法，告知了杨彭龄，由杨再转达各营连里的士兵同志们，大家都很赞同，遂趁着过中秋节，大家集合于察院后德胜园饭馆。当时，南桂馨和王嗣昌、李成林、杨沛霖、杨彭龄与一标一、二两营的旧什长王泽山、王致嘉、郝富珍、高永胜、于凤山、刘得魁、柳殿魁、谢得元、梁俊玉、马孔青、魏斐然等，以及两营营铺经理（因其与各士兵时有赊欠关系）共计80余人参加，名为给退伍军人送行，实际则歃血注酒，举誓结盟，静待遣散后，按照拟定计划出发行事。不料中秋后不数日（即农历八月十九日）即爆发武昌起义。姚鸿法遂不敢实行退伍遣散计划，以免促成事变。可是在同盟会，恰好趁此机会，促成了坚固团结，并且增加了旧什长士兵们的同仇敌忾的志气。因此，后来山西武装起义，一触即发，上述的各旧什长士兵中的同盟会同志，都在起义中表现了最勇敢最积极的先锋作用。公历1911年l0月29日（即农历九月初八日），一早晨功夫就光复了太原，顺利成功，可以说这次退伍案正是个临时促成起义的直接因素。

　　辛亥革命的山西武装起义

　　1911年初，丁宝铨三年期满调职，由陆钟琦任山西巡抚（陆系肃亲王载沣的先生。其子陆光熙系日本士官学生，是个立宪派，但因与阎、温、黄等均系同学，私人关系甚熟。其后来山西，希望拉拢阎、温等和他合作，缓和革命）。山西的同盟会派南桂馨到北京活动，通过程家柽（同盟会员）的关系，结识了随着陆巡抚来山西的新任巡警道连印，因此起了些掩护作用。那时，谷思慎回省，与同志李抡藻同院居住。不料李之表弟冯桂芳即官方的高级侦探，每日将谷之言论行动以及和他来往的人，详细报告连印。这一年的全国政治局势，一天紧似一天。山西官方对谷思慎及其来往的人，特别注意。嗣由咨议局议员刘劝功，将官方注意情形，告知了南桂馨，叫他转告谷，迅速离开太原到北京去。南到巡警道，亲自见了连印，作了解释，才没有发生事故。不然的话，辛亥起义前如再遭受些损害和波折，起义的事就要受大影响了。这时，黄国梁、阎锡山的一、二标里，同盟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队官（连长）、排长、什长中的同志很多，能够掌握住军队三分之二以上的力量。常樾和仇亮都在省督练公所当了科员，常最好发表激烈言论，主张改革，督练公所的负责人，对他特别注意。南桂馨参加了军运，担任城内与城外的联络工作，每日进城与阎等接头后，再与杨彭龄会面，由杨回营盘传达各队官、排长、什长等同志。这样继续工作下来，一直到太原武装起义为止。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全国后，各地革命党人莫不跃跃欲试。旬余后，陕西革命党人张凤翙等于公历10月22日（即农九月初一日），在西安领导武装起义，响应武汉，光复了陕西全省（据传陕西的同盟会已拿到一个镇的兵力）。这时，山西的陆巡抚连续召开紧急会议，防止山西也发生革命，遂决定先下个紧急命令，调一标的两个营前往河东，沿风陵渡一带，防备陕西，骨子里是先将一标内两个不可靠的营，调开太原，以分散革命力量。据说，由陆光熙露出的消息，他父亲陆抚的计划是一标调开后，再调二标前往大同，而以太原和临汾的巡防队，分别驻防韩侯岭和雁门关，严加防范以保太原。当时命令很严，限一标的两个营必须于l0月28日全部由太原出发，并当面指示黄国梁，命令黄和标本部，于各营领发子弹及服装前，先行出发。令下之后，黄国梁与阎锡山、温寿泉、赵戴文、南桂馨、乔煦、张瑜等军运负责人员，连日在黄国梁家中，紧急接头，商议对策。当时，提出两个主张：一个主张是领下子弹，将军队开到晋南晋北后，再由南北两路，发动兵变起义；另一主张是，绝对不离太原，一离太原，力量即被分散，一俟领下子弹，即在太原发动武装起义。最后决定，走太原起义的路。表面上黄国梁遵照上级命令，于28日带标本部向省南出发，连夜赶到祁县，等候着太原起义即行返回，这样可使官方放心。另由王嗣昌、杨彭龄等发动一标全体同志，于29日（即初八日）晨，首先起义，二标接着行动。这个起义命令，由李成林、张树帜做了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