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起义:革命党人的激情

辛亥革命网 2017-12-08 16:26 来源:今晚报 作者:王勇则 查看:

1912年1月29日晚,北方革命党人在天津举义。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在胡鄂公、白逾桓等指挥下,分成九路军,以攻打直隶总督衙门、占领金钢桥为目标,是谓辛亥革命天津起义。

  1912年1月29日(辛亥年腊月十一日)晚,北方革命党人在天津举义。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在胡鄂公、白逾桓等指挥下,分成九路军,以攻打直隶总督衙门、占领金钢桥为目标,是谓辛亥革命天津起义。

  此为贯彻孙中山当时关于“北方革命运动,固重于目前一切”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步骤。孙中山等还提供了“发动费”二十万元。

  气势如虹的天津起义悲壮地失败了,直隶省未能像其它省份那样实现光复。仅就起义本身而言,革命军在战前动员和联络、措置经费和枪弹上,尚属可圈可点。起义失败的原因,除力量悬殊外,在战略部署、战术安排等军事谋略上,在人员配置、协同保障等临阵组织上,均存明显缺失。

  胡鄂公著《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载,“各路司令闻到信炮后,仍集合部下,依原定计划出发,多者三十余人,少者才十余人,然亦有以联络中断而自动集合者。”如九路大军全部参战,每路平均有二三十人阵仗,满打满算也不足三百人。而直隶巡警道杨以德后来在审问被捕的第五路司令崔文藻时,曾狂妄地发问,“督署有兵千余人,尔何能成事?”另外,天津镇署也有布防。显然,单纯对比敌我军事力量,确不成比例。

  胡鄂公等军事首脑未提前做足功课,就仓促进攻,远未达到知己知彼程度。这暴露了他们缺乏战术素养和对敌斗争经验不足。如,举义时,进攻缺乏层次,未组织预备队;部署不合理,缺乏照应;在选择合理的撤退路线等善后谋划上,也缺乏通盘考虑。

  1912年1月27日发出的《天津举义命令》中称,“津军都督、天津各路司令,在二十九日下午五时以前,应将是夜十二时所有发难一应事宜,准备清楚。二十九日下午十时以前,各部武装同志集中于各部所指定地点,至十二时闻到号炮响声,各路司令即率领所部,按照预定路线前进。”

天津的辛亥革命遗址:直隶总督衙门(今河北区金钢公园和第二医院一带)

  这意味着,各路起义军集结后,在寒夜静等时间较长,有可能因冻寒而削弱战斗力或节外生枝。同时,未见革命军摸清驻津清军底细和对金钢桥两岸地形环境进行商讨等记载。其对敌人内部的渗透也不够。争取到的清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准备反正时,因风声走漏而事泄并遭到弹压,未能实现里应外合,并未像崔文藻受审时对杨以德宣称的“汝之兵虽多,为我运动者已十分之八”那样乐观。

  而提前发生的“误燃信炮”事故,则是指挥者用人失察造成的,属于掉以轻心。两枚炸弹爆响后,革命党方面“遂尽起传令兵催促各路司令迅速发动。时宵禁严,市民不得夜行,故传令兵所传命令,亦无由完全达到”。为何不是闻声齐动,而是让传令兵费两道手?这岂不是多此一举?

  一线指挥员也不一定胸中有数。他们被动出战后,因“人少力分”而进退失据。如率部进攻督署的第一路司令姜赐卿,遇到第六路司令孙树声劈头就问:“今日事,金钢桥与督署孰当先?”可见,既定计划被打乱后,他们难以掌控复杂局面,顿失方向。

  清军在负隅顽抗中,势必设法阻断革命党人的进攻路线,进而分割围打。果然,“清军闻得信号声,知有变,已将桥梁拔启,而桥南北同志无由相通”。“金华、金钢铁桥,均行拉开,各岗警竭力搜拿”。未能提前策反或拔除守桥哨兵,无法形成桥头堡,也就不可能组织起有效攻势。

  天津起义的模式,是一蹴而就的简单化军事打击思路,与以往南方革命党人起义时的进攻模式如出一辙。胡鄂公战前提出“一夫夜呼,乱者四应”的设想。天津起义暴露的深层次问题有很多,如预见性不够、组织纪律性差、监督不力、决策失误(酣战时突然下令收兵)等,而脱离群众,未充分发动民众参与,则是致命伤。

  当时,直隶省“专制威力所集中,当事者防范之严,侦察之密,过于他省”。天津起义绝非因打不过就不该打,也绝非属于无谓牺牲而不值得一战。革命党人的激情写下历史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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