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期间 长春官僚表现各异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长春人听到“武昌失守，京、汉、津戒严各惊耗后”，人心异常惶恐。就如今天一样，一旦有事发生，最先做出反应的就是股票、金融业。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长春金融市场就产生了反响，各商铺抛售官帖，回收现银以及羌贴，或者是购入货物。银价随之大涨，每两要官贴五吊八九百之多，羌帖涨至五吊二百。如此之下，整个吉林省的官帖“在商界信用渐薄”，“碍难行使”，如果有人持官帖购买商品，一般会被商家“婉词拒绝”，是不售货给来者的。当时的长春城乡“人民大形惊慌”，而具谣言四起，比如说南京、开封也被革命党攻下，市面更加惊恐了。至八月二十五日（10月16日）晚，各处汇兑竟至不通。及至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官帖已是无人过问，也无法进入银市进行交易，“几成废纸”。各商铺都是异常焦灼，想方设法地“回收银货”。

　　当时的长春设有银市，“系以俄票为准，每月三结帐”。平时银市每日交易量不过50万羌帖，但听到武昌起义事件后，银市每天交易量暴增，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及增至六十万，二十三日（10月14日）增至七十万，二十四日（10月15日）这天，竟高达170万,3天时间增长了300%左右，可见当时社会的惶恐程度。除了官帖，大清银行在长春开设的分号，也受到挤兑，各国商户皆持大清纸币，赴该行换取现银。短短一周的时间，兑出现钱达20万两白银左右。为了应付这种局面，给商民等以安定的感觉，奉天造币分厂每天加班加点铸造小洋达五万元，“以济市面”。在全东北各城镇，长春和营口是当时东北的两大金融中心，而挤兑最猛烈的，也是这两个城市。到八月二十七日（10月18日），天津、奉天“来电发表，长春市场听到南京、开封并没有被革命党占领，长春市场才‘稍稍活动’，长春的大清银行分号才‘始获清闲’”。

当年的长春府

　　这时的东北地区各级官署，也是一切惊慌。起义发生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正好巡阅吉江两省，“未暇遍阅”，即在二十四日（10月15日）早六点，从哈市坐火车一路南下，在长春直接换车前往奉天。回到奉天后，他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并派人至上海、北京等地打探消息，还封禁了最先发布起义消息的《大中公报》。此后他用缓兵之计，驱逐了革命党力量，并极力主张成立奉天保安会，作为维护清朝统治镇压革命的工具。

　　在吉林，巡抚陈昭常也采取措施，下令驻长春、哈尔滨、延吉、珲春的四路兵备道“亦应防患于未然，仰即密饬所属府厅州县，督饬游巡队以及正备兵，严密防范。遇有形迹可疑之人，即行盘诘，若得乱党确据，讯明请示核办。”长春知府何厚琦面对惊慌的人们，只能贴出告示说：“武昌失守固为不虚，而各报所传之开封失守、保定亦危、京师戒严，并未奉到明文，实属子虚”。他还要求士、农、工、商各界都要照常守业，不要大惊小怪；并威吓说，再有人传造谣言，以乱人心，如果查出，立即从重惩办。

　　当时的长春巡警局警务长康槩正乡下“整顿常预两警”，听到武昌起义“各省戒严”的消息，唯恐“城厢地面人心慌惧”，土匪借机生事，于是事情还没办完，就折返长春，对城内加强巡查。因为银价涨高，银市吃紧，“各粮商相率高抬粮价”，小米每斗涨至八吊多，粳米每斗竟值十五吊多。为了平定粮价，何厚琦又下令，自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开始，“禁止运粮出境。”

　　驻长春的西南路道孟秉初也非常焦虑，立即下令刷印许多“各地安靖实信、传单”，派差役按户分送；针对停止的“俄币银市”，又下令开办；还规定，凡是官银号不能换付的四万五千两银票，“由大清银行代为垫换”，几条措施下来，长春市面才有所安静。

　　清朝末年的东北革命力量，相对来说，只有奉天的强大一些，其中以第二十镇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奉天进行过驱赵运动并谋求奉天独立，奉天省各地的革命党人曾多次组织起义，但被反动势力所绞杀，多人牺牲。而吉林和黑龙江的革命势力，则是人单势孤，力量不足，根本没法形成浩大的革命声势。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

　　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首的东三省官僚体系，牢牢地掌握了东北政权，控制了时局。清朝在地方的大员也知道，在时势动荡之时，必须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保持军队的稳定，并能成为镇压革命的主要力量。当武昌起义消息传来，第三镇陆军的兵士就被限制“与他处交通函电”。随后 ，当时的统制陆子嘉立即传谕各营，“厉兵秣马，预备前往救援”。随着南方多省独立，南方省份形势的恶化，第三镇接到调令前往南方。于是吉林西南路道孟宪彝出面与南满铁路公司进行沟通交涉，准备好车厢，先运兵南下到昌图一带，“暂为驻扎”。

　　根据长春市档案馆的清代档案记载，为了运送第三镇士兵军械子弹，孟宪彝与满铁公司联系，就运兵的时间、车次、票价等问题进行过多次的沟通和交涉。在运兵问题上，满铁方面是给予支持的，看不到任何的刁难和阻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