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长春时局

辛亥革命网 2018-01-15 08:53 来源:长春晚报 作者:谷迪 杨洪友 查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这场伟大革命的冲击之下,清朝逐渐灭亡,中华民国建立。在这场革命震荡之中的长春,经历了怎样的变革……

长春厅、府、县旧官衙:1825年以后的清代长春厅、长春府,1913年以后民国时期,1931年以后伪满时期和1946年以后国统时期的长春县公署旧貌。原址位于今南关区大经路一带,已拆除。 资料图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这场伟大革命的冲击之下,清朝逐渐灭亡,中华民国建立。在这场革命震荡之中的长春,经历了怎样的变革……

  为了顺应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也是为了缓和人们的反抗情绪,清廷发布了自由剪发令,在长春,吉林西南路道孟宪彝带头,成为长春第一个剪去发辫的清朝官员,随后长春审判厅及一些士绅和商界纷纷效仿,比如自治研究所长何哓川、劝学所总董毕维垣等都开始剪发。发辫是清朝统治的象征,剪发之谕发布,也说明清朝统治开始土崩瓦解。而此时的长春革命党活动,相比以前要活跃得多。长春到处传言说,革命党人在长春头道沟准备举事;还说长春城南小河沿子和红嘴子一带,“有革党数人,拿着皮包,伪装作卖药的商贩”。听到这些消息,孟宪彝和长春府都准派秘密侦探队若干名,前往头道沟各客栈和长春城南进行调查,“凡是遇有言貌可疑者,即详为问讯”。宣统三年十一二月份,当时的媒体报道说,还有蓝天蔚派来数十名革命党人,驻在日本附属地的客栈内,准备起义。此外,《国民新报》因为不断报道革命消息,被孟宪彝取消资助而“停止出版”。吉林巡抚给长春府下令,“鄂乱未靖,恐有歹人及匪徒潜伏境内,乘机煽惑,扰乱治安”,要格外防范。于是何子璋派出委侦探长一名、侦探员20名,每日到城内外的各栈店、伙房、妓馆、澡塘,“轮流暗访”。在12月,二十三镇也从长春“调戍榆关,整个长春府,只有巡防马步五营”,“兵力单薄”,何厚琦等又忙着招募更多的士兵乡勇来维护治安。在12月上旬,日本人木村好太朗来到长春,与第二十三镇炮标排长庆恩及同盟会员吴志邦等人策划刺杀孟宪彝,举行起义,可是事因泄密而未成,为此孟宪彝特别照会日本驻长春领事进行抗议,认为“阴谋起乱,教唆暗杀,情节甚重,皆为法所不容”。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关在即。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此前南北议的传言总传来传去。但对普通商民来说,几个月的动荡已经让人麻木了,春节还是要过的。按习惯,过春节时,商铺、居民都要燃放鞭炮,但长春警务长张韵笙认为,“警耗频传,胡匪蠢动之时,炮响与枪声疑似莫辨”,于是下令各商户居民,在春节时禁止燃放鞭炮。就在腊月廿八这天,孟宪彝接到了袁世凯的电报,大清皇帝退位,共和开始;要求各地一律取下大清黄龙旗,悬挂象征共和的五色旗。孟宪彝接到这个命令后,立即下令给长春府及各局所衙署,“转饬商民,一律悬挂共和旗帜”。大年三十这天,长春城内到处都张贴了“共和示谕”;上午十点钟,大街小巷、商铺民户已经“皆新旗招悬挂门前”。正月初一,孟宪彝再次接到了吉林巡抚的电谕,即于是日(即2月18日),作为中华民国元年的第一天,存在了200多年的大清王朝寿终正寝了。孟宪彝曾在他的日记中写了自己的感受:心情非常繁杂和惋惜。对于改号和悬旗,在长春的大清各级各层的官员,只有巡防营统领诚明“坚不认可”,但孟宪彝给他发去电报说,“贵统领如不承认,实与本郡政治攸关”,结果诚明也在正月初二这天,顺应形势,悬出了五色旗帜。

  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建立,但各衙门仍旧是原来的官员。而且继续搜捕革命党人的消息不断传来,这给那些已经展示出革命党人身份的人带来了惊恐。长春有名的士绅高子占及劝学所书记长李子敬,都在正月初一“星夜潜逃无踪”,后来被证实是在满铁附属地内躲藏。当时的报纸还报道说,长春头道沟“各客栈已为革党渊薮”,并经吉林西南路道和长春府访实,有70多人驻在悦来、福兴顺、义昌公司等客栈,“希图起事”,这也令长春再次陷入了不安之中,巡防一营立即派兵保护府署,还有游击队40名保护各局所,巡警也添加岗位;道胜、正金、大清各银行各处,都派了兵丁20名“昼夜防守”。《盛京时报》还报道说,直到2月29日,这批革命党人经过董耕云(亦同盟会员)等人的劝解,又接到曾是东北同盟会领导人的蓝天蔚“火速解散”的电报,才坐车南下。实际上,对于这些革命党人,孟宪彝已“先期访闻”,并“一再商准”日本驻长春领事,对这些革命党人“共同设法解散”。这也说明虽然实行共和,但革命党人并不认可旧有的官僚体制,而满清延续下来的政权,也对革命党人充满着防备心理。

  中华民国元年2月下旬,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发布两道命令,一是各地方官制“一切暂仍旧贯”,一是各省“勿再拿党人”,从这时起原来的同盟会员才走上前台,抛头露面。如长春同盟会员董耕云,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由同盟会新改组的国民党在吉林省设立支部,董耕云出任支部长,1913年他被选为吉林省众议员。长春的另一位同盟会员高鸿飞则进入关内,受到重用,曾任河北建平县知事,颇有政声。“在吉死义”的熊成基,也被平反昭雪,在吉林也召开了追悼大会,他的胞兄熊成谟将其灵柩运回南方老家,8月6日这天熊成基的灵榇到了长春,8日这天,长春各界在悦来栈为其召开追悼会,“中外官绅皆亲往祭奠”,作为英雄,他有着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至今让人铭记。至今他的塑像矗立在扬州市东关的东门遗址公园内,供人们瞻仰。

  总的来说,中华民国成立,吉林和长春官僚体制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所在大小文武官衙及官员照旧供职”,“所有旧定之军纪、警章仍当继续施行”。此后,东三省总督更名为东三省都督,吉林巡抚更名为吉林都督,其他各官署和负责人都未改变。吉林和长春的大小官员摇身一变,又成了中华民国的官员,大清的行政体制只是换了个名字,革命党人的鲜血只换来了旗号的更改和官更名称的变化,正所谓“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历史证明,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它是失败的。这也说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不彻底性和软弱性,使它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这一重大历史任务,就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一任务“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

  核心体制没有变化,人们只能在外在形式上做点文章,但并不伤筋动骨。一是更改历法。1912年3月中旬,长春知府何子璋给长春商务总会发去公文,说,国体既改共和,请商会“传谕各商家一律改用阳历”;还命令巡警局传知各客栈、伙房,中华民国元年“所立之店簿、账本一律注写中华民国月”。随后,长春大街上,带有“大清”字样的官办机构,如“大清银行”去掉“大清”二字,改为“中国银行”,“大清邮政局”等都进行了更名。

  二是剪辫子。民国初始,去清朝化的最大标志就是剪辫子,在长春,军队成为最早行动的团体。巡防营统领诚德堂还曾抵制共和,拒绝改换国旗,而在随后的剪辫子行动中,走在前列。他下令说,“共和成立,断不容留发辫以贻国耻”,并带头剪辫,一副投机者的嘴脸暴露无疑。在他的带领下,其部下如管带福至廷、书记官李振藩等都纷纷行动,兵丁也开始相互剪去发辫。民国元年4月,长春知府何子璋还曾拖着长辫去奉天“谒见”东三省都督赵尔比巽,大约是受到了申斥,或看到奉天大官员也都剪了发,知道大势不可回,在回到长春后,“即将发辫剪去”“为属僚提倡”。不但自己剪,他还让警务长张熙传令给所属巡警“一律剪去发辫,以符国制”,这时长春警界才开始剪发,此后则是学界。长春大规模剪发运动,还是在中华民国成立周年庆典前后,长春城内还专门设立了国民剪发会等组织,凡是入会者,剪发只花半价。当时“民智渐开,颇知剪发利益”,于是农工商各界剪发人数猛增,报名剪发者竟有400多人。剪发铺的生意极为红火,部分剪发铺还趁机涨价。

  三是建立政党。除了最具标志性的剪辫,“共和”还带来了政党组织。随着“共和”这一词语的流行,大家都知道共和的标志,就是要有政党,于是全国开始建立各种政党组织。1912年4月,统一共和党在南京建立,长春也曾建立了共和党和统一党支部,长春知府曾被选为长春支部的理事员,下设有参议、评议及文牍、庶务、会计各员,并派有交际员数人,机构很是健全。虽然长春的职官和行政体制没大变化,但毕竟已经实行“共和”,很多知识分子也开始宣讲“共和”包括哪些内容。在长春,宣讲共和理念和思想的讲座是很受欢迎的,以前长春关于新思想的讲座,“民情固蔽,听者寥寥”,现在却是拥挤到“不能容膝之势”。这虽然有些夸张,但也说明当时的人们对“共和”这一概念还是很感兴趣的。在长春,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国民党的建立。民国元年11月初,吉林国民党支部特派员赵鼎臣、翁炯孙来长,在长春创设了分部,“入党者以中学生为最多”。11月3日,国民党的成立大会在长春中学堂召开,“到会者约有250余人”,大会选举了正副部长及各评议员,董耕云以118票当选正部长,长春地方检察厅检察长丁元秉、劝学员长逯长增、贾玉清等三人被选为另会长。黄守愚、陈希和、徐肇铨等多位长春的高官和名人被选为评议员。如此众多的人数和知名人士参加,说明国民党即原来的同盟会,在长春是有一定影响的。但在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随之长春的国民党支部也被取缔。

  一边是体制的不变,而另一边,对于当政者来说,为了显示共和与大清的差别,还要做出事情。他们认为,“共和”就是要与过去切割,特别是文化上的切割,这才是真共和,甚至在长春,知府何子璋也是这样狭隘地认识的。1912年端阳节到来时,何子璋就曾认为既然实行共和,改用阳历,那么“旧历之节、节气自应作废”。在长春,甚至还有过废除春节、只过元旦的举动。而在商民们眼里,传统节日才是最值得纪念的,中秋、重阳、春节等传统节日,都是人们非常重视的重大节日,也是必须要庆贺的,当时的媒体还评论说,人们这么重视传统节日,太过于迂腐迷信。制度不变,人员不换,而在民俗文化上做点小文章,是为了掩盖当时的中国本质上没有变化,显示出辛亥革命是失败的。

  总的来说,在中华民国元年,长春的各项事务基本是按大清王朝时确定的政策操作的,比如自治选举、商埠建设等等;随着辛亥革命影响的消失,“商业日渐兴盛,人烟日渐稠密”。直到这年年末,曾在长春任职两年多的知府何厚琦辞职,而续任者,则是在前清时曾任过长春知府的德颐,这也说明,想改变大清王朝200多年统治,改变人的思想觉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革命任重而道远。但在不变之下还有一些变化,即思想意识先进一些的绅学商各界人士,开始通过兴办学校、创办报纸等方式来宣传先进思想,启迪民智,企图打造出具有共和意识的国民,这也是中国变革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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