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的土家族（3）

　　三、民国时期土家族地区的经济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土家族人民的经济、政治生活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但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的纵容下，帝国主义的侵略也进一步加强，日本帝国主义在1937年7月悍然发动了一场长达八年之久的侵华战争，战火燃烧到湘鄂川黔接壤地区，使土家族人民深受其害，加之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乘机深入土家族地区进行疯狂掠夺，土家族人民深陷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要求彻底翻身的心情更加迫切，斗争的火焰更加猛烈。

　　（一）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掠夺

　　1914年6月至1918年11月，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列强无暇东顾，一度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我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暂时发展的机会。曾经占据土家族地区的进口商品减少了输入，让位于来自上海、武汉等地的国产商品。以棉纱为例，1920年从岳州关进口的洋纱3100余担，价值23.9万余关平两，大多运至常德，销往湘西和湖北来凤、四川酉阳、秀山等土家族地区；而1923年经过岳州关的国产棉纱，达8.8万余担，价值414万余关平两，大大超过了洋纱的进口量。此后，经过岳州关销往土家族地区的洋纱逐年减少，并逐渐被国产棉纱取代。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英、美、日、法等国又卷土重来，加强了对土家族地区的经济掠夺。曾经一度来源中断的洋靛，到1924年，汉口又进口了7.8万多担，其中部分销往鄂西土家族地区，使土家族地区传统生产的土靛受到打击，失去销路，种植者日渐减少。美国在万县的美孚油行，英国通过买办在湘西所里（今吉首）设立的正大公司在湘鄂川黔接壤地区大量倾销煤油，并肆意抬高煤油价格，掠夺财富。1934年咸丰县煤油每市斤售价3角，而恩施县每市斤桐油仅值1. 76角，一斤桐油的售价买不到一斤煤油，这种不等价交换的剥削极为严重。

　　帝国主义在土家族地区掠夺原料的规模较前扩大，数量增多，使土家族人民生产的传统土特产品紧紧依赖于国际市场，成为他们的原料生产基地。随着国际市场对桐油需求量的不断增多，英、美、日等国洋行蜂拥而至，在邻近土家族地区的各大商埠收购桐油。安英利、三菱、三井、日华、礼和、福中、福和、承大、丰利等洋行，都争先恐后涌至万县，大量收购鄂西、酉阳、秀山、黔江和其他各地的桐油。过去桐油由我国商人直接收购运至汉口，转销外国洋行，现在已被外商取而代之，中国商人遭到排挤。原先外国洋行收购的桐油，不经加工提炼，即以木桶或铁桶盛装，直接运输出口。1927年，美国施美洋行在万县租地设厂，桐油经过精炼后才直接输往美国。其后，生利洋行和聚兴贸易部、中华公司、同义、华通等油行亦先后在万县设厂炼油，因而万县桐油的出口急剧增加，从1912年的9000余担，到1922-1931年间增至每年出口23万担左右，万县海关的贸易净值（主要货值为桐油），从1922年的1400万海关两，到1931年增至1700余万海关两。1922-1933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在常德设立洋行，掠夺湘西盛产的桐油，据岳州关统计，每年出口的桐油都在30万担以上，其中有三年桐油出口都超过45万担。外国洋行不但排挤我国商人直接收购，而且深入产地调查产量，根据产销变化，任意杀价，形势稍有不利，立即停止收购，致使桐油种植者深受其害。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广州、汉口相继沦陷，长江出口断绝，洋商买办见出口受阻，无利可图，立即停购，桐油价格猛烈下跌，每市担由四十七八元陡跌至10余元。农民被迫毁掉桐林，改种其他作物，因而桐油产量急剧下降，一落千丈。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黑手也伸进土家族地区掠夺资源。1939年，国民党统治集团设立商业复兴公司，在湘鄂川黔等省收购桐油，自备车辆运输；同时，还颁布统购统销法令，对桐油、蚕丝、猪鬃等大宗出口物资实行垄断，并规定桐油由复兴公司独家购销。从此，土家族地区盛产的金色桐油，又成为官僚资本的财富。复兴公司收购桐油时，极力压低价格，农民出售桐油所得，还抵不上生产成本。秀山县战前桐油每百斤（每斤老秤18两）可换米1. 25石（约合7市石），到1944年，每担桐油的售价仅值每石米价的1/10湘西的农民出售一担桐油还换不上70斤盐。在官僚资本掠夺政策的扼杀下，土家族地区成片桐林荒芜，无人垦复，有的被毁当柴烧，湘西、鄂西及秀山等地桐油产量下降一半左右。

　　土家族地区盛产的茶叶也是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对象。1924年，英国商人通过买办在茶叶主要产地鹤峰等地，利用当地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开办工厂，加工红茶，经过广州、上海出口，销往英美。外国商人收购茶叶时，大杀茶价，以少量的资本掠夺大量的原料。1929年，英国洋行在汉口乘茶叶销售呆滞之机，极力压低茶价，每箱由过去白银40两压至十五六两。汉口尚且如此，鄂西茶叶产地更可想而知。抗战期间，官僚资本控制的“中国茶叶公司”在恩施县芭蕉镇、建始县长梁子、鹤峰县留驾司等地，以“科学检验”为名，设厂制茶，垄断茶叶加工与购销，更加重了对土家族人民的压榨。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严重摧残下，茶叶产量逐年下降，恩施地区由战前年产200余万斤，到新中国成立前只有130万斤左右。产茶久负盛名的鹤峰县，茶叶价格低落，1947年老秤40斤茶叶只能换一匹布，5斤茶叶换一斤盐。茶农经营终年所得，还抵不上茶工和肥料的开支，茶农不愿继续经营，纷纷砍掉茶树，改种杂粮，以致1/3以上的茶园荒芜，产量锐减。仅红茶一项战前年产40万斤左右，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降至战前产量的1/3。

　　土家族地区出产的木材和五倍子等药材也是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对象。抗日战争前，湖南省木材主要产地之一的湘西，经沅水运至汉口、南京等地的木材，销售价值达2500万元。五倍子是医药和制造颜料、染料、皮革的重要工业原料，湘西所产占湖南省总产量的85%，居全国第一位。其中尤以永顺专署所属各县产量最多，占全省产量的73%左右。抗战前湘西外销五倍子达400余万元。战后，在官僚资本的掠夺扼杀下，木材、五倍子等药材的产量日益下降。1947-1949年，湘西五倍子每年输出量只有1万担左右。

　　帝国主义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结果，是土家族地区的自然经济进一步遭到破坏，农村手工纺织、印染受到严重打击。但是，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却日益增长。以桐油、茶叶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帝国主义大量掠夺桐油、茶叶，桐油、茶叶价格上涨，占有大量土地与山林的地主见有利可图，遂将土地、山坡租佃给农民种植桐、茶，因而出现以种桐、茶为主的“桐农”、“茶农”，刺激了桐、茶业的发展。贫苦农民租佃地主土地种植桐树，必须签订契约，规定每年须向地主交纳桐子，称为“桐租”，有的主佃平分，有的主六佃四，甚至主七佃三，桐租成为地主的重要财源之一。每年桐农交纳桐租后，只能余少量桐子出售给油商或榨房，用来购买粮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

　　桐树种植业的扩大，带动了农村手工榨油业的发展。凡产桐之地，都有手工榨房，这些榨房多由油商和地主经营，雇工榨油；也有民间集资开设，收购桐子榨油出售的；或代桐农榨油，收取手工费用的。酉阳县有大榨房5处，每日可榨油300余斤，小榨房约100余处，每日榨油150斤左右。黔江县小榨房约150余处，每年冬夏榨油3～5个月，春夏之交则改榨菜油，一年平均可榨半年至10个月。

　　鄂西及四川酉阳、秀山的生漆，恩施县龙凤、屯堡、茅坝等地的苎麻，来凤县卯洞所产的常山、法夏、麦冬，石柱县的黄连、天麻等药材，产量相当可观，都是输往外地的重要商品。

　　（二）鸦片种植泛滥

　　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带来的严重祸患一鸦片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成为土家族地区最大的社会公害之一。鸦片是大小军阀生命攸关的重要财源，也是土匪赖以为生的根基。长期盘踞在川东、鄂西的刘湘、杨森和湘西的陈渠珍，为了购置枪械，增加兵员，扩充实力，在各自的辖区内，依靠武力，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然后巧立名目，征收各种烟税，作为他们“合法”的财政收入。在这些军阀的暴力压制下，土家族地区各族农民被迫将大量的良田沃土改种鸦片，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缩小。

　　鸦片的大量种植，给土家族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粮食难以自给，人民生活困苦不堪。“1921年，四川酉阳、秀山、黔江及彭水，由于粮食缺少，发生饥荒，主要是因为把土地改种了鸦片”。但是，各种名目的烟税收入，却养肥了大小军阀。1932年，湖南军阀何键为了对付割据湘西的陈渠珍，筹划对策，在凤凰县设立吗啡制造厂，利用邻近各县和川、黔边界各县入境的烟土，制造吗啡，大发其财。大小军阀依靠源源不断的鸦片收入，购置枪支弹药，扩充兵力；一旦实力充足，羽翼丰满，又要发动战争，扩大地盘，相互争夺。因此，鸦片和军阀之间的混战结下了不解之缘。“湖南数年来的战事，完全是为了鸦片问题，因为一般军人，多分据地盘，迫令农民种烟抽税。湖南的收税区域，要算湘西为最好，大家要想驻扎湘西，于是便火并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鸦片又成为国民党大小官僚、土匪和地主豪绅发财致富的重要财源。国民党反动政府虽曾表面上禁止种植鸦片，但是，名为禁烟，实为抽税，土家族地区的鸦片种植并未减少。外号“扫地王”的保靖县大恶霸、匪首徐世弟、徐世发兄弟，强迫农民每户至少种鸦片1000棵，征收50%以上的烟税；不种的，除吊打外，仍需交2两鸦片，名目为抽“懒税”。保靖县“水田乡隘口一带，烟苗遍地”。五峰县民族、民权、民生三乡交界处和民族乡境内的白岩园、茶丘、茅坪，民权乡境内的天堰坪、马子山、横冲、百马槽等地，烟苗颇多，约在1000亩以上。地主豪绅用武力保护种烟。古丈、大庸、桑植、永顺、龙山等县所属的明溪、三梭、大达诸乡“鸦片年产约在一千担左右，……按现价格，每年收入至少在一千亿至二千亿之间”。鸦片更是土匪粮饷的最大来源，他们以武力强迫农民种植，凡属土匪“盘踞之区，莫不大种其鸦片”，“匪赖烟以存，烟赖匪以生”。“土匪和鸦片，几乎结成了共存共荣的密切关系”。因此，“鸦片成为土匪的生命线，湘西的土匪，以种烟为唯一之生产事业，严格言之，即当土匪的人，非种烟实无以为生”。

　　鸦片的大量种植与吸食，流毒严重，为害极大，致使有的地区“一村一乡，百业荒废，倾家荡产者不可胜计”。鸦片成为土家族地区的一大社会灾害，受到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国民党政府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有时不得不给地方官吏下令铲除烟苗；但是，贪污成性的国民党官员往往以接收贿赂而罢手，或者地主豪绅以持枪抗铲而终止。因此，鸦片的种植，非但没有减少，而且愈禁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