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在宜昌(2)

辛亥革命网 2018-03-07 09:59 来源:湖北文史资料 作者:刘思华 查看:

1911年10月10日,湖北爆发了震动世界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古老的封建帝国终于崩溃了。革命的声势影响到全国各地,各地亦先后宣告光复共和,“而首先响应者,厥惟宜昌”。

  成立宜昌民军司令部

  10月19日,宜昌城内各处都插上了九星旗,鼓乐喧天,人民喜气洋洋,共庆宜昌民军司令部成立。

  宜昌民军司令部设在宜昌城内原镇台衙门里,由唐牺支任司令部长。下设参谋处、军需处、庶务处、粮台处、执法处、招待处和交涉处;并任命张鹏飞、杨柱臣、沈岳乔、关克威等人为参谋官,戴治康为军需官,胡建勋为庶务长,李春澄为粮台官,丁荣学为执法官,袁国纪、孔宪治、李一为书记官。何大嘉、杨革五为招待员,鲁全经、陈善为交涉员。 为使鄂西川东响应武昌首义计,司令部还派遣了多名联络员分赴宜昌府、施南府、荆州府、襄阳府和川东一带各州县,运动反正。派出的联络员有:稽查员张渭滨,于10月19日出发至施南府一带;管带欧阳超,于10月27日率兵一营赴枝江一带;宜昌民团代表曾广惠、翟燮阳、康藩楚等人,于10月28日和29日分赴夔、巫和川北一带及施南府各县;参谋官江朝宗、邹德裕等人,于11月3日赴襄阳府一带;参谋官管带关克威,于11月4日率兵赴当阳。此外,司令部还于10月24日,派管带阮桂芬率兵一营赴巴东驻扎,以防四川清兵下窜。 鉴于宜昌民军司令部只是一个军事组织,地方事务理应交由已投降的原地方官管理,司令部长唐牺支便向原宜昌知府金世和发出第一号照会:“本部长集合同志恢复宜昌。业于八月二十七日 (阴历)经各界欢迎合郡反正,足徵兴汉排满,实属普天公愤。贵府热心保种,共表同情,深堪钦佩。查贵府暨所属各州县……仍由贵府节制。除禀报外,为此照请贵府即烦查收,迅速莅任视事为荷。”接着,司令部又发出照会,命金世和兼管东湖事,使地方局势得以稳定。

  宜昌民军司令部成立后,为使周边地区都能归顺革命,扩大军队编制和训练新兵成了当务之急。原新军三十二标二营两个队和四十一标一个营是民军的主体,参加宜昌起义的武装人员还有:地方军警铁路工地弹压局、宜昌华商商务分会下属的商防队和起义时大量踊跃参加民军的学生,当时革命军阵容强大,到处都呈现出朝气蓬勃的新局面。

  10月19日,又有四川地方会党头目赵玉龙、向竹安率一部分群众前来司令部,要求参加革命军。此前,赵、向二人因不满清廷统治聚众反清未遂,反被关进了东湖县监狱。宜昌起义前夕,他们得到消息,知道武昌首义成功。经谋划,定于10月19日砸监起事。不料18日夜间,宜昌起义成功。赵、向二人顺利出狱,他们随即召集旧日的各地会党多人,主动投奔宜昌民军,使司令部又增添了一股革命力量。

  成立饷糈处和遣散铁路工人

  宜昌民军队伍的迅速壮大,需要有经济实力作后盾。当时,摆在民军司令部面前有许多经济上的难题,除了粮秣外,还有军饷和供给,特别是地方上民众的生活保障和救济贫困等。

  10月24日,司令部遵照武昌鄂军都督黎元洪电令,裁撤东湖县,所有该县户口、钱粮、税契等一切事务,全由宜昌府直接管理。当日晚,司令部又按都督电令,晓喻本府各州县及时“赶练民团,共图恢复,兼为保卫之用”。司令部还通知各自治会,迅速设法“广告各乡,晓以大义,俾免误会”。

  接着司令部又把清廷地方设置的峡江红船和炮船,改为水上警察建制,委派司令部管带官郭炳炎,统领各哨官,并转令各红船、炮船,一律还归原防驻扎。又令巴东管带官阮桂芬,在川鄂交界的官渡口设卡,严查过往船只。

  司令部体会到,要办好这些事,必须要有很大的一笔钱。于是首先任命李春澄为粮台官,又接受李春澄的建议,任命华商商会当届总理曹耀卿为土膏局总理,董事吴镜海为川盐局总理。经过李、曹、吴三人的联合行动,很快就把能左右宜昌经济的厘金、盐税和土膏税三大税收,总揽到司令部的手中,并由三人组合成立鄂军驻宜昌粮饷筹办处,这样,司令部就有了足够的饷糈开支。至此民军的各项供给不仅有了来源,扩军练兵的经费也有了着落。同时,司令部又根据商会的建议,将原“自武昌首义以来”在市场上“异常阻滞”的官票,“转饬宜昌府金太守加盖印信,以示限制而昭信守”。并规定:所有零星官票,5日内一律盖完;成百成千的大额官票,在第6日至第10日间也一律盖完,自此以后,即不再盖印。凡持有已盖印的官票,每串可兑现铜元500,本地钱票500。这样一来,宜昌的财力活跃了,口岸上下未盖印信的官票也杜绝了,于是“饷有专出,事有专责,人心益大定矣!”

  在解决这些经济问题时,出力颇多的一位干练人物就是李春澄。李春澄,湖北汉阳人,出身农民家庭,少时来宜作小商贩,是刚成立不久的宜昌华商商会会董之一。宜昌起义前一年,李参加了宜昌公益会,在组织商会体育会和商防队的活动中,初显其活动能力。宜昌起义时,年44岁的李出任司令部粮台官。

   川汉铁路在宜昌开工后,聚集在东湖和兴山两县的筑路工人约有四万余人。到1911年6月保路运动初起,两县各工地即陷入半停工状态。筑路工人的生活极为困苦,各地段不时发生因生活供应不足而闹事或哄抢事件。宜昌起义后,铁路工程停工,工人大都聚集在宜昌。10月20日,川汉铁路公司宜昌总理李稷勋与驻宜英国领事、德国领事、宜昌海关税务司和泊宜昌港口的山马号军舰舰长会商,决定致电汉口领事团,要求派轮船来把留在宜昌的筑路工人遣运回原籍。10月22日,李稷勋到工地宣布铁路停工,并会同商会报告宜昌民军司令部,请求给予协助。司令部当即将此事电告鄂军都督,经批准,并拨铜元7万串,由快利轮运送来宜,作遣散费发放。司令部还派参谋官张鹏飞专责督办此事。至11月,鄂籍工人均已资遣毕,但尚有河北籍工人万余急待遣返。这时,在张鹏飞等人的劝导下,有千余人自愿参加民军。余下工人全由宜昌总理李稷勋与商会负责包租外轮下运出长江,经沿海北上至天津港,任其还家。至是年底,筑路工人全部遣送完毕。

  负责完成此重大任务的李稷勋,是四川秀山人。李原为清廷最后一次科考进士,1904年任清廷邮传部左丞参。1908年8月,继王秉恩任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宜昌总理,时年51岁。保路运动中,李的立场不稳定,始而站在商界一边,反对国有化,后来又站在清廷一边,劝商界放弃股权,力争收回股款。宜昌起义后,李在遣散筑路工人一事中出力较大,保持了宜昌的社会安定,宜昌商民和司令部都对他有好感。民国初期,李留居宜昌,1919年病逝,终年59岁。

  端方人头悬于宜昌城墙上

  端方赴川所带领的湖北新军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一部共二千余人中,大多数官佐和目兵都参加了同盟会、文学社、共进会和日知会等革命团体,9月中旬过宜时,又和宜昌的革命党人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过宜后,宜昌公益会胡冠南等人又跟踪其后。武昌首义消息传来时,端方所属各新军都驻扎在重庆郊区。胡冠南闻讯后即不再跟踪而留在重庆,随后即被民军司令部召返宜昌。而端方则继续催促各新军向成都方向前进。11月27日,随端方入川新军在资州起义,将端方及其弟端锦处死。并把端方兄弟的人头装在煤油桶内一同携归。

  12月28日抵达宜昌时,曾将端方的人头挂在宜昌的城墙上,示众达数日之久。此事海关的电文有所表述。12月15日,重庆海关税务司德人斯泰老致电告知宜昌海关税务司英人葛礼说:陈镇藩所率“大部分的湖北军队已乘船去宜昌”,他们是“士兵自己推举首领”,“这些人带着端方的首级”。这个德国人对这支军队没有好感,电文还说“希望这些人不要在宜昌途中闹乱子”之类的话。但是英人葛礼对这支军队的看法与他不尽相同。12月28日,葛礼致电上海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说:斯泰老在“信中提到的湖北军队有1200人到达宜昌”,并告之他们“26日晚上在我们常关分卡所在地平善坝登岸”,“好象没有闹什么大乱子”。接着,葛礼叙说这些军队在常关分卡与一个瑞典籍和一个丹麦籍的关员作了简单的交谈,还把端方的人头和随身携带物给关员们传看。葛礼还向安格联说:“他们还打算把人头挂在宜昌城墙上示众,然后带到武昌去。”宜昌地处川鄂咽喉要道,在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中,是最敏感的地方,起到了左右局势的作用。端方曾任湖北巡抚、直隶总督,时任川汉粤汉两路督办大臣,是赫赫有名、炙手可热的人物,其人头悬于宜昌城墙上,意义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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