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宜昌反正

辛亥革命网 2018-03-08 09:21 来源:宜昌政协 作者:宜昌政协 查看:

辛亥武昌首义的捷报传至宜昌,在宜革命党人响应风从,一举反正成功。史林称道:“首先响应者,厥惟宜昌”。

  辛亥武昌首义的捷报传至宜昌,在宜革命党人响应风从,一举反正成功。史林称道:“首先响应者,厥惟宜昌”(台湾《辛亥武昌首义史编》);“湖北各属响应武昌起义者,以宜昌居首”(民国《宜昌县志》);“宜昌继义为各省先”(宜昌司令部书记官李一《辛亥恢复宜昌记》);“全国义师桴应武昌,以宜昌为最先”(川汉铁路公司宜昌总理李稷勋文)。个中详情,还得慢慢道来——

  川汉铁路与宜昌工场

  宜昌最先响应武昌起义,究其深层原因,说来与川汉铁路宜昌工场大有关连。

  川汉铁路是四川人士倡修、清廷拟办的铁路。计划线路东起湖北汉口,西至四川成都,“首尾四千里,依京汉、粤汉先例,定名川汉”。清政府作为“洋人的朝廷”,原本是将粤汉、川汉等铁路修筑权出卖给帝国主义的,后在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和收回路矿权利的爱国运动中,被迫收回铁路主权。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闰五月,“四川总督锡良疏请自办川路,严杜外资,权与汉皋”。朝廷批准后,四川省遂在成都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

  经过二年时间的筹备工作,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官绅均权合议”,初议工程从汉口修起,旋改至宜昌。“因金铁大木机体之器,避峡禅险,冀省烦费,故工场悬寄鄂境”。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川越疆作业,先无契约”为由,从中作梗,四川总督锡良“乃与往复畴咨”,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并于次年正月,“川鄂合疏,言鄂境铁路自宜昌以上归川修,路成二十五年后,鄂人备价购回。于是川鄂皆受约”。是年,川汉铁路由官商合办改为商办。时为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的副理胡峻从美洲邀请二位出洋留学的铁道工程技术人员,一个名叫陆耀庭,一个名叫胡栋朝,他俩“先后返回受川聘,勘视路线,一自成都,一自宜昌,上下周回,分工校绩”。直至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方在宜昌设局——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驻宜公司,筹划宜昌至万县工段事宜,“是为宜昌川路工场发生之始”。资料显示,费道纯、王秉恩、乔树屏先后任公司驻宜总理。蹉跎二年后,又申报朝廷聘请我国著名的铁道专家詹天佑为川路宜万工程总工程司。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邮传部接办川汉铁路宜万段,由邮传部左丞参李稷勋(四川秀山人,清末翰林)出任驻宜公司总理,詹天佑亲赴工段勘定线路。当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宜昌举行正式开工典礼。“于是攻金攻木攻石之工,铁泥沙土竹木陶埴之材,汽电机体鞄革钢镍(鎚)之器,银铜之货,骈埴咽塞,自夷陵达秭归三百里间,同时兴作,徒夫万千。是为川路开工建筑之始。”由此可见,当年的宜昌工场可谓盛况空前。

  宜昌地处要冲,素有“川鄂咽喉”之称,自开埠通商以后,“华洋杂处,商旅辐辏”,时下又成为川汉铁路工区重地,自然引人注目了。

  首先就政界而言,铁路是应运而生的交通大动脉,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争夺其筑路权,就是想通过铁路来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正因铁路至关重要,所以上自朝廷,下至地方,大大小小的官吏都不会等闲视之。川鄂两省总督屡经交涉就充分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宜昌工场的路工固然成千上万,而与此相关的人亦四面八方地云集宜昌,这必然也会引起革命党人的关注。事实上,领导宜昌反正的革命党人都是由外至宜的,且都先已参加革命团体,主要是同盟会、公益会、文学社和共进会。

  再就军警界而言,宜昌工场一开工,人口剧增,市面呈现繁荣景象,为了加强地方治安,维护社会秩序,当局少不得增加兵力予以防范。资料表明,宣统元年,宜昌驻防武装先有陆军宜防营,后增宜昌水师。宣统二年八月,宜昌设立了巡警专局,“此为当地近代警察之始”。就在招兵买马之际,同盟会员胡冠南(湘籍)和公益会员胡绍尧(川籍)、严绍陵(滇籍)等先后因革命运动至宜昌,且都借机投入警局,渐与地方人士交往,秘密组织了宜昌公益会。转过年来,也就是辛亥年,铁路风潮发生后,湖广总督瑞澂惧怕革命党人联络路工起事,遂抽调出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混成协第三十二标第二营前后两支队和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第一营驻扎宜昌。殊不知,其军中就有以胡云龙为首的共进会员和以唐牺支为首的文学社员。历史告诉我们:“宜昌光复,即驻宜新军党人和宜昌公益会的联合行动。”

  至于商界,宜昌工场一确立,就意味着商机无限,一时商贾汇集,百业俱兴。这也有资可佐,“川汉铁路动工,外地手工业者纷纷奔往宜昌。当时棉絮行业发展至120家,从业人员约300人。”就在工场开工那年(1909年)十二月,宜昌商务分会成立,入会商号达900余家;次年八月,宜昌商会成立,会员563名”(《宜昌县志·大事记》)。

  凡此种种,说来都有缘于宜昌工场。不难想见,军警界与绅商学工各界的革命者利用这一便利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即联合举义。

  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宜昌工场已向西展筑30余公里,其中宜昌码头至小溪塔15公里的铁路线通车。可是翌年四月,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筑路合同,取消商办前议。接着又同意日本借款的要求,后不顾一切地颁布“铁路国有”政策,将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转手又将这两条国内主要铁路干线的修筑权出卖给贷款国。湖南绅商学工各界首先起来反对,接着湖北、广东、四川等省纷纷响应,从而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保路运动。川汉、粤汉铁路都是在各省集资筹办的,而四川是按地租百分之三出谷米作为铁路股本。在国有名义下,这些资金被清政府没收干净,人民自然要争权益。“四川保路风潮尤甚”。是年五月,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在成都组织保路同志会,宣布“拒借洋款,废约保路”,并联络各省,赴京请愿。当时参加保路同志会者达数十万人。宜昌工场首当其冲,不可避免地融入到这风潮中。《中国史纲》有载:“保路风潮和有关各界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迅速配合起来。湖北宜昌几千筑路工人和清军发生武装冲突。”“川鄂湘粤四省的绅商先以请愿方式要求铁路仍归商办,然后又退一步要求把民间股本改为股票发给股东,但都遭到清政府的拒绝。”时为川汉铁路公司宜昌总理的李稷勋就曾先致电成都总公司称:“铁路国有,注销商办,政府方面牺牲信用”,“人民受损甚巨,当拼力拒之”。在“据理力争保路权,既失”后,他“又改争路款,力挽蜀商损失”。

  正是这次铁路风潮,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八月武昌起义,宜昌响应居首。九月川路大工停建,已耗银650万两。其时工地约3万工人。由于这些工人多来自北方,后由湖北军政府拨款在当地各界协作下遣送至天津解散。其中有一千人坚持要求补兵,成为宜昌民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攻取荆沙时勇敢冲锋,立下卓著功劳。与此同时,川路驻宜总理李稷勋将铁路上的巡缉队和省派护路巡防营交由民军司令部节制。

  由于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加之帝国主义列强乘机掠夺,川汉铁路最终宣告破产,宜昌铁路成为废墟。民国2年(1913年)6月,交通部派员接收,四川商办川汉铁路驻宜公司停撤,工程物资包括已筑成线路的铁轨、枕木都陆续拆运,移作营建粤汉铁路之用。宜昌工场就这样结束了。

  民国4年(1915年),李稷勋(宜昌反正后出任宜昌商务分会总理)撰写了《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宜昌工场志痛》一文。李系宜昌商界名人,民国8年病逝葬于城郊东山。宜昌商会(由商务会改名,总会在上海)为他修建“铁英亭”和长廊,并将其“宜昌工场志痛”文勒石在亭内,以资纪念。其碑文讫今犹存。

  宜昌公益会与革命党人

  就在始设巡警专局的时候,宜昌公益会这个革命团体也诞生了。

  公益会一如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名称形式不一,革命目标一致。宜昌公益会“迭经警、学两界多方组织”,于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在川主宫宣布成立。川主宫是四川行帮的帮庙,又是“四川会馆”,地处西坝(今葛洲坝下,原峡江纸厂处)。当年宜昌的行帮会馆比比皆是,社会上流行这么一句话:“万寿宫的顶子(指江西帮做官的人多),天后宫的银子(指福建帮从事金融业的人多),川主宫的坎子(临江堤坎修得好而坚固,以此喻四川帮的经济实力雄厚)。”从这题外话中,亦可管窥宜昌当年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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