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宜昌反正(2)

　　宜昌公益会的取名以及为何选择在川主宫举行成立大会，这与发起人严绍陵和胡绍尧不无关系。

　　严绍陵是云南思安县人，随父宦寄居四川。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在本籍考入师范学堂，毕业后任高等小学教员，旋与同学段乃康、张旭初等10余人组织进修社，借倡革命。因“事不机密，为汉奸败露”，遂潜行入川。光绪三十一年，他经人介绍加入四川泸州公益会。为了广通声气，他与“同党奔走经营，动辄破坏，濒危入险”，多次的经验和教训，使他认识到“吾国革命功成，非疏通军警两界，断难为力”，为此，他劝励同志多人分别入伍，自己则考入警察学堂。在校期间，“凡同学二百余人，辄以国民大义隐隐鼓动”，介绍入会者11人，因事不密，又被校方斥退。光绪三十三（1907年），他在成都与佘俊臣、杨公甫等人领导起义，事败被捕，幸得贿通押卒共逃。结果却“波及父兄撤差停委，拘禁月余，妻子蒙羞，家产一空”（严绍陵自述）。他先“窜逃湖南，旋往贵州，潜匿本家”，后于宣统元年（1909年）更名随官入川，得任副中军第一营书记长，极力鼓吹革命。是年冬，又得与杨公甫、佘俊臣等联络成都和川东各县同日大举。不料又因事泄遭镇压，杨、佘等人遇害。严在屏山被捕下狱，幸无实据，被关数月，后又行贿“得获完躯”，逃至宜昌，“得遇同盟会员胡冠南、会党（泸州公益会）头目胡绍尧，均栖身警界，相机待时。”严是一个热衷革命的人，可那时的宜昌还比较冷淡，活动一时，故有此感：“因见宜昌同志寥寥，虽有中学诸生颇识大体，而人心涣散，终觉无所归际。”在这种情况下，他秘串胡冠南、胡绍尧，协力发起公益会，一为同仁集合之地点，一为四川公益会之支部。由于势孤力薄，组织无从着手，他们“遂与学界唐人瑞、李骥万、警界张经武、赵伯琴等十余人，组织成立”，严“职任参事，鼓吹入会者共计二百七十三人。”

　　胡绍尧是四川彰明人，原系四川泸州公益会头目，也是因革命失败而转向宜昌的。其传略遗失无存，《前宜昌公益会反正有功荆宜人员事实册》中有句话，他和严绍陵一样，“发起本会，实赖其力”。胡、严二人早先都是四川公益会的骨干会员，所以他们发起宜昌公益会，将其作为四川公益会的一个支部，集会地点借助于川主宫，也就不言而喻了。基于前车覆辙之鉴，他们秘密往来，“未敢稍事孟浪”。

　　“发起宜昌公益会，深赖其力”的还有宜昌府中学堂的学生唐人瑞（秭归人）、蔡万钟（秭归人）、李骥万（长阳人）和黎祥吉（秭归人）等，俱充任“本会干事”，以致宜昌府中学堂成为公益会的活动重点。宜昌反正前，他们都做了不少的工作，诸如“发展会员”、“调查宜昌驻防军队”、“联络铁路弹压军”、“联络商界反正”等等。

　　宜昌公益会的主要成员还有商界的赵璧成（四川合州人）、李春澄（湖北汉阳人）担任会计；学界张耀南（长乐人）、韩建勋（秭归人）担任书记；警界张经武（东湖人）、王正言（东湖人）、赵伯琴（四川叙府人）、杨文安（长阳人）、李白麟（湖北建始人）五人为调查员；另有联络员若干名。

　　宜昌公益会有宗旨有章法，会员各司其职，各行其事，以胡冠南为首，对宜昌的民主革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胡冠南是湖南保靖人，早年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日日以改良政治、推翻满清为目的”，后在湖南参加革命活动，宣统二年（1910年）因湖南巡抚岑春蓂明令缉捕，只好逃往四川，又自四川流亡到宜昌，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渐与胡绍尧、严绍陵等组织了宜昌公益会，并首任会长，暗中接纳同志，劳心劳力，正可谓“呼号于外，奔走于内”。

　　辛亥五月，四川组织保路同志会，“保路（保川汉铁路商办）破约（破清政府与四国签订的借款筑路合同）”之声波荡千里，也掀起了宜昌的争路风潮。当时聚集在宜昌附近的筑路工人多达四五万，对铁路国有政策极为不满，各包工头纷纷要求宜昌府退还股本，并与清兵发生磨擦。“川路风潮发生，胡（冠南）等人明知有机可乘，仍未敢贸然行事。适川人张伯祥、鄂人费榘自日本回国至宜昌。胡冠南、严绍陵、胡绍尧等邀及诸生，会同张、费开会力争（路权）”（贺觉非《辛亥革命湖北光复情况》）。

　　张伯祥是四川广安人，早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又与刘公、孙武等人组织共进会，并被推为首任会长。宣统二年归国后，在四川、湖南、湖北、江苏、江西等省联络会党。适逢川路风潮起，他便潜来宜昌，“得悉宜昌有公益会组织，因与胡冠南等商议，以研究政事为名，实行革命宣传”，动员工人罢工起事。在张的建议下，胡冠南、严绍陵、胡绍尧、赵伯琴、张经武、唐人瑞、李骥万等革命党人特发传单，号召全体集合四川会馆开川汉铁路研究会，“意在抵制力争，膨胀民气”。就在张、胡、严等人“约定日期在四川会馆开会，成立川汉铁路研究会”时，宜昌知府金世和秘电总督瑞澂，随即“派员暗捕三四党人”，张伯祥由是被捕下狱（宜昌反正后出狱，赴川东组织敢死队，继续革命）。有说胡绍尧亦在这次入狱。实际上，“胡绍尧即挺身赴沪，力邀程德全为之代表，复入京召集同人，磋商抵制。”

　　尽管当时“势过决裂，以致革风日炽”，但“奈势孤力薄，志终未遂”（《严绍陵自传》）。费榘后亦自述道：“榘遂往宜昌运动，同胡冠南、易道周（同盟会员）等联络学界数十人。时四川铁路风潮，胡、易等欲借此鼓吹民气，榘恐事机泄露，力薄难济，阻之。”费榘是宜昌府巴东人，早年入宜昌师范学校，后留学日本，常与同学秘密联络，并加入同盟会。“己酉（1909年）六月，父病归省，过武昌，遇高尚志，始与内地同志联络。”辛亥春，毕业于日本大学法科，回国至武昌，被同乡邓玉麟等人“留鄂同事”。转至宜昌，由于劝阻同人未果，便赴巴东故乡活动，后“复入宜，闻事泄，即潜之鄂”。他返回武昌后，经邓玉麟介绍加入共进会，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这一时期，在宜（昌）归（州）线上，有数千名筑路工人与清军发生武装冲突。同盟会员黎怀瑾以工头的身份，秘密组织工人伺机夺取清军武装起义，不幸事败。黎与20多名工人遇害。这更激起了人们的愤慨，以致宜昌保路风潮高涨，“革风日炽”（昌葆芝《辛亥革命宜昌反正纪实》）。

　　辛亥七月，同盟会员吴玉章等人在四川荣县宣布独立，建立了全国第一个革命的县政权。清政府急令督办川汉、粤汉两路的大臣端方自湖北调军入川镇压。端方率领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抵达宜昌时，严令捉拿革命党人，在城里每天要兵巡查四五遍，风声鹤唳，使得革命党人几至无地可以容身，更别提及活动。胡冠南借机行事，索性“尾随其后，意在击杀端方，与鄂军同举义旗”。他秘密运动三十一标士兵起义，后终将端方刺死在四川资州（今资中）。

　　辛亥八月，川路风潮愈来愈剧，鉴于“宜为鄂省西北门户，而宜归三百里间，川路工人又聚集五六万人之多，谣风所布，蠢动堪虞”，湖广总督瑞澂不得不增加兵力，“特派陆军三十二标二营两队和四十一标一营驻扎宜昌，一以防范口岸，一以弹压工场”（或曰“一防市面之破坏，一以压川路之风潮）。随军来宜的就有胡云龙和唐牺支等革命党人。他们本是准备在武昌起义的，而今情况发生变化，“军中革命同志只得随营照原计划进行。时与武昌总机关通声气”。

　　唐牺支字以祀，补字洗耻，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湖南慈利县人。他幼读私塾，历经县立高等小学堂、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常德）、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嗣后投入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第一营，由正兵、副目、正目升至排长。在新军革命运动中，他曾是群治学社的发起人，后转为振武学会和文学社成员。胡云龙的生平事迹不详，他在军中加入共进会，是第四十一标革命代表。宜昌公益会《本会联络有功人员姓名》称道他：“宜昌反正事宜，均系一人支配，破荆（州）亦多赖其力。”严绍陵后在“自述”中亦云：“嗣与驻防陆军代表共进会员胡云龙、黄汉卿等秘密往来，冀得乘机一逞。”

　　至此，军警学商工诸界革命党人会集宜昌，互相联络，密谋起事。

　　宜昌反正与宜昌商会

　　湖北新军驻防宜昌不久，武昌起义就爆发了。消息传至宜昌，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对此，不论是当年，还是现今，文字材料林林总总，说法不尽一致。兹节录几则，就可一目了然。

　　“武昌起义，宜昌于二十二日得报，第四十一标党人胡云龙、第三十二标党人杨栋臣，约集各队同志会商，进一步同公益人士严绍陵、张经武、唐人瑞、何大嘉等保持接触，密谋反正。二十三日在宜昌东山寺开大会”（《辛亥革命湖北光复情况》）。据《荆宜反正纪实》载：“武昌举义，宜昌驻防陆军代表胡云龙、黄汉卿，警界代表严绍陵、张经武，中学代表唐人瑞、李骥万、蔡万钟，秘受冠南意旨，会同 军界邓金标、柳楚臣、蒋济舟、刘国栋、阮桂芬，学界何大嘉、黎祥吉、韩建勋、刘驭万，警界施有政、望云霓、赵伯琴、杨世丰、孙章翰、王泽芳、李植兰等，秘密开会，筹划方略。复于二十三日大会东山寺，协同议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