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宜昌反正(3)

　　《武昌辛亥首义人物·严绍陵》中是这样概括的：“武昌起义消息至宜，各界代表在东山寺开会，至会计有各界代表四十三人。”而据严绍陵自述云：“是年八月十九日，武昌义师特起。越二日，捷报传来，遂与陆军代表胡云龙、警界代表张经武、学界代表唐人瑞等二十二人，在宜东山寺秘密开会，筹划进行方略。”另有资料说，除了军、警、学界外，还有商界的李春澄、童月红、赵璧成等，与会代表共计43人。只是佐证不足。

　　当年随军来宜的李一（江苏人）参加了宜昌反正，事后撰写《辛亥恢复宜昌记》一文载于《辛亥武昌首义史编》，他在“驻宜新军之秘谋响应”一节中说道：“及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军界邓金标、黄汉卿、胡云龙、柳克伟、柳林香、蒋方仁等（皆唐牺支队中头目），警界严午桥（即绍陵）、张举武（即经武），学界唐伯庄（人瑞）、何大嘉诸君，秘密会议于东山寺，决定响应。旋以唐牺支亲赴宜防营与三十二标排长沈岳乔、彭邦栋、欧阳超等联络起事。”

　　综上所述，革命党人先后于二十二日会商，二十三日会议。后者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其主要议程归纳有二：一是“经各同志赞成响应，决心二十七日起义”。二是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具体任务是，由严绍陵主持起义文告；唐人瑞、李骥万、蔡万钟、张经武、赵伯琴、施有政、杨世丰、王泽芳、王正言等多人调查米粮、武器和联络商界及铁路弹压军队诸事宜；胡云龙、黄汉卿等联络四十一标，杨栋臣联络三十二标，郭炳炎入川联络三十一标，“预备举事”。会议“布置既妥”，党人遂“分头进行”。

　　那时，“警报到宜，人心惶惶”，“城厢内外，纷纷迁避”。宜昌商会遂以维护治安为名，经与军、政两界磋商决议，“招三百人组成商防队，公推商界李春澄为管带官”。李是公益会的会计，本来就“具有血忱，对于地方保安事宜极为认真”。在此之前，他便“组织商团体育会，集诸商子弟逐日躬自训练，历时已久，颇著成效。当事机紧急时，该会员等各佩带器械，日夜巡逻，以防不测，地方赖以无恐”（宜昌商务分会于1913年3月上报的《宜昌光复大概情形》）。

　　从官方来看，“当武汉三镇光复后，满贼瑞澂、张彪等皆有秘电至宜昌，饬各属官严密防范，并分调巡防营赴省救援。各官吏戒备甚严。”正因如此，宜昌“各界有志之士，多存观望之心，不敢有所表示。经诸同志奔走呼号，痛切演说，始得稍稍默许”。事实上，当时的革命形势正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清官吏虽得瑞澂、张彪电令加意戒备，但他们都各有打算”。驻宜清军巡防营统领崇欢，“外虽镇静，内实怯惧”，他审时度势，“自知无力防御”，便借口援救总督瑞澂，于二十六日“乘船东下”，或曰“率部逃窜”，或曰“率其一部下窜”。革命党人“雇舟追缉，勿及而返”。其时，宜昌人们尚未知觉。

　　崇欢时为宜昌最高军事指挥官，他见势不妙地“脱遁自全”。而驻宜新军的长官，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第四十一标第一营管带戴寿山、队官施化龙等情知军心已变，慑于革命形势，也在二十六日“闻风潜逃”或“闻风先遁”。在营维持现状的仅排长唐牺支、喻洪启、董学超、沈岳乔等数人，而他们都是革命者。这就意味着军事权力实际上已落在了革命党人手中。唐牺支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一方面加强军营中的联系，另一方面主动争取商界的支持。

　　二十七日清晨，唐牺支等人复至商防营管带李春澄寓所，正在密谋起义事宜时，不料被宜昌知府金世和得知，他直入李宅内，邀李出外，询问何故。李晓以大义，劝金归降。眼见金李二人携手出门，唐等人恐有异怀，当下安排同志跟踪监视，暗中保护李春澄，余者各归其地。有感于时机紧迫，唐牺支当即遣派左队防守荆宜道行辕（时荆宜道在宜坐镇，临时驻在裁缺的镇署），后队一排配置于府衙附近，并派兵巡守各城门要地（一说设哨警戒）。如此布置就绪，他又派代表赴川路弹压局联系，由欧阳超率军士一队，配合关克威，直向其管带杨正坤索取弹药，杨当即逸去。与此同时，三十二标排长沈岳乔配合行动，率兵梭巡城外，派彭邦栋守川盐局，杜锡贞守银行。他探知四川转运局主事黎迈督运数万枪械弹药过宜，急遣二支部队分水陆追查，终予截留，后尽入民军之手。

　　却说宜昌商务分会，“二十五、六等日，正筹办间，适闻驻宜鄂军上级军官戴寿山等潜逃之信，知军队有变，将谋响应。敝会邀集道、府、县各官，提议镇定人心，维持市面办法，非由敝会联络军界不可。二十七日，由李君春澄介绍敝会总理曹君耀卿、会员吴君敬陔、韩君慎之、王君咏香、林君锡臣、罗君义生七人，同往鄂军驻扎之县城隍庙中，与唐牺支等接洽会议，各表意见，要求不扰地方，所有起义饷糈，悉由敝会担任。军界大欢，遂决于是日之夕，宣布反正”（商会上报的情形）。另有资料如是云：“宜昌商界总理曹启荣等向军界代表表示，宜昌商界当一力承担所需饷糈，仅要求不扰及地方。”由于商界与军界达成共识，“因饷糈有恃，故全军心志镇定，秩序整严。军队既不直接向人民筹款，故城市无惊，遐迩安堵。是二十七日军、商两界数分钟之会议，诚为极有关系、有价值之会议也。”

　　二十七日（1911年10月18日）夜，宜昌起义军宣布反正，“半夜东门廖家台起火，这是反正信号”，“不发一矢，不扰一民”。另有云：“八月二十七日，宣示官商，遍揭革命军旗，认宜昌为汉土，设鄂军驻宜司令部。时距武昌起义仅八日。”首创宜昌女子学校的英国传教士穆秉谦小姐事后回忆说：“十月十八那天，天气异常晴朗，在东门外吧，忽然房子起火，一缕青烟笔直的上透云霄，原来这是革命起事信号。只二三天，一般拖着长辫的中国人，都忙着剪发，不剪发的人就有杀头的危险。当时英国领事馆方面不知底细，通知我们回国，我们又跑到上海。”

　　二十八日晨，“全城高悬汉帜”。宜昌清道台行辕、府署、县衙门都挂上了白旗，知府金世和等各官均归顺，“依次相率投诚”。“官钱局满人英勋，亦随众投诚。”就这样，被清朝统治二百多年之久的宜昌从此光复。“城郭人民为之一新”，“军民欢呼”！

　　是日，宜昌各界代表集议，组建民军（起义军）机构，选举领导人。对于领导人选，当时还真有点煞费周章。“军界先推胡云龙，胡辞；继推黄汉卿，黄亦不就。公益会同人则属意胡冠南，但胡先期入川未返（胡绍尧亦往京未返）；推严绍陵，严亦坚辞。最后推新军排长、文学社会员唐牺支为司令长”（《辛亥革命湖北光复情况》）。民军司令部设立在原清陆军宜昌镇署，内设九处：参谋处以张鹏飞、杨柱臣、关克威、沈岳乔充任参谋官；中军处以胡云龙充任参军官；军需处以戴治康充任军需官；庶务处由胡建勋任庶务长；粮台处由李春澄任粮台官；执法处由丁荣学任执法官；书记处有袁国纪、孔宪治、李一担任书记官；招待处有何大嘉、杨革五担任招待员；交涉处有鲁全经担任交涉员。“并派多员分赴所属各州县，劝令反正及令缴销伪印颁发新印等事”（李一《辛亥恢复宜昌记》）。此外，严绍陵负责清理财政，王正言负责治安。“随即发出安民布告”。

　　斯时，“川人赵玉龙、向竹安，因革命嫌疑被关东湖县狱，得知武昌起义，便暗中联络地方死士和川鄂会党数百人，原定八月二十八日夜起事，至是破狱率众来归，当编为新军。（唐牺支）派柳林香、蒋方正为教练官；又派王玉林、叶鹏飞、李经魁为募兵委员。（司令部）以原有一营两队为基础，扩编为两标，一标由唐自兼统带，一标由喻洪启为统带，阮桂芬、邓金标、欧阳超、王玉林等分任管带。所有上起巫山，下迄宜都的红船、炮艇，一律改为水上警察，以郭炳炎为水上警察管带。”

　　当时“被推为参谋长”的张鹏飞是“鄂都督府委派来宜的”，这里得介绍一下。

　　张鹏飞是宜昌人，据他自述云：“辛亥八月二十三日，奉都督（即黎元洪）之命联合宜昌军队，侦察荆州满人情势。即日乘大吉轮船上驶。二十八日午前八时抵宜，访驻宜军队，适与四十一标军人相遇。询知该标与三十二标之人数及驻扎地站。一经接洽，即集合驻宜全体军队，宣布省城全军起义之宗旨，三烈士（三十标彭、刘、杨）被难之情形，都督运筹进行之方略，各省军民响应之敏捷，及军政府现行之命令，与保护中外人民生命财产之示谕。（当时杨、戴两管带闻风早逃，杨振堃放走容元，并送川资一百元。此人万不可用。）军士闻言，欢声雷动。即以全军执事组织宜昌司令部，将所有军队及巡防营编成两标，举唐牺支为司令官，担负全鄂责任。”此事既妥，张便想按原计划下荆州，然后回鄂复命。“无如全体军士与司令官举鹏飞为宜昌司令部参谋长。鹏飞以有命在躬，坚未承认。伊等再四强迫，并派戴勤学返鄂报告，禀请军务部札留。不得已，惟尽心力而为之。”张就任参谋长后，便“与唐筹划一切急务方法，将各要害地方，分师严守，以备不虞。随即联合警务代表王正言，重申警令，加意保护地方，及外人之治安。一面派兵士监视旧日官吏；一面派人同商务会董清算各局所财政，查获二百余万；一面派阮管带领步兵一营，往扎川营（鄂）交界之培石，以防赵尔丰、端方带兵东下”。

　　在“襄赞一切”中，张鹏飞有二件要事表现出高参之能。其一，“尔时宜昌铁路停工，人夫二万余名，颇有蠢动风说。鹏飞恐其无知骚扰，有害良民，为患甚大。乃商诸铁路总理李瑶琴（即稷勋）、协理陈燮堂，语以工人万一暴动，二公关系匪轻。李、陈愕然失色，问以如何调停？鹏飞语以二公，能将运工人回天津之费用垫出，保二公无意外之虞。李慨然允诺。次日即函告商会会董，同大阪轮船公司交涉运工人回天津之事，其费由濬川源汇兑。交涉已定，遂于工人内挑选精干之士千人，充当新兵（攻荆州光复新兵功多）。外二万余名，一概运回天津。”史料显示，宜昌工场“正值建筑时期，工人聚集五六万人，多系北直一带而来。‘会党巨匪，充塞其间，至为可虑’。况川路款源，向恃沪汉接济，武昌倡义，银界恐慌，交通阻滞，款一不济，危险立见。唐（牺支）即电呈鄂都督黎元洪拨发铜元七万串，一面会同总理李稷勋及宜昌商会，将工人等酌给川资，分别遣散，并派员押送；一面择其体力强稍明大义者，补充军士。”又有云：“宜昌川路工地工人三四万人，多由北方招募而来。”川路工程陷入停顿后，“宜昌至归州铁道线长三百里，沿途工人以无款发工资，随时有发生事故的可能。”为此，“二十九日，宜昌商会开会，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赴会说明危急情况，非急筹款不能解决问题。因由司令部电武昌运现款二十万元，结果先拨解五万元，因得以陆续资遣至天津解散。其中，坚决要求补兵额的有一千多人。此工人队伍，在后来攻取荆州时曾大显身手。”在遣散路工上，张鹏飞谋事在先。其二，“斯时宜昌人心稍定，鹏飞集合军官，商取荆州之策。全体默然无言。鹏飞谓：‘兵贵神速。宜昌居鄂之上游，鄂中有警，宜军须东下救援，荆州未下，阻碍咽喉，若不急下荆州，而徒守宜昌，于协助鄂军之进攻退守，颇不便利。各军官于是群起厉声曰：‘急取荆州。’鹏飞与唐准备进攻……”

　　宜昌司令部成立之后，“民军为备战计，自须招募兵士，积极扩军。”除原新军、筑路工和赵玉龙一众自愿者外，还吸收100多名青年学生入伍，“路局的弹压队，亦由李（稷勋）交由司令部统一调遣，事权更趋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