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宜昌反正(5)

辛亥革命网 2018-03-08 09:21 来源:宜昌政协 作者:宜昌政协 查看:

辛亥武昌首义的捷报传至宜昌,在宜革命党人响应风从,一举反正成功。史林称道:“首先响应者,厥惟宜昌”。

  再说王正雅,系湖南民军西北路安抚使,他率部增援唐军,两军会师沙市。当时唐、王商议攻城计划,认为宜智取、夜战,不宜强攻。唐遂下令部队大量收购毛竹,内盛煤油做成火炬,置放江中,浮水而下。荆州城头清兵遥望长江火光冲天,疑是民军援兵,内心恐慌。是夜,民军在城外遍置灯火,以火炮向城内猛烈轰击。

  在义军猛烈攻击下,“敌之协统及指挥死伤者不少,其气已馁。城内旗民死伤亦多,以恒龄主战,相率哭诉其门,向之乞命。恒见人心如此,无可挽回,因以开枪自杀。至此,将军连魁、左都统松鹤知大势已去,因令荆州知府程存道,截指作血书,由商会转达唐司令,以示投降诚意。”(有说再次血战,恒龄有混战中自尽)。对此,张鹏飞是这样写的:“至二十日,前荆州府程道存代满人达降书,并断指一以示真心投诚之意。当答以‘如果真心投诚,本司令部准与维新,若稍诈虞,杀无赦。限三小时内见复。’当由联魁答复:‘请不伤生命,愿合城老幼出降,并请法国天主堂神甫马修德及驻沙各外国人作证。二十三日,借天主堂为两方代表及证人会合地,商议贵军政府进城以后之约束。’至期,所到者合中外宾主及满人代表约五十余人,约定满人以城降。”

  荆州将军连魁等乞降缴械。经唐核定降款六项,民军于十月二十七日(12月16日)进入荆州城。“是日平明,唐部由南门登城树九星旗。清军举手为礼。湘军自东门入,连魁、松鹤奉印立道左,导王正雅入将军署,没途旗民伏地欢迎。”翌日,唐牺支设荆宜司令部于道署,向湖北军政府告捷,办理善后,如组织商民开业之类。

  荆州光复之后,湘军王正雅与宜昌唐牺支部在分配防地和缴获军械方面发生矛盾,势将动武。或曰:宜昌民军光复荆州,湘军王正雅拣了便宜,甚至反客为主,意欲长住下去。另有文云:“唐牺支于冬月初拥众入荆,而湘军统领王正雅援鄂,亦稍助战。俘降之日,湘军争取枪炮,屯住东城,两军共处数月,间有违言,势将动武。唐牺支俯首无策,(胡)冠南居中调停,力任巨难。王正雅重冠南之为人,遂即退还。”胡冠南以湘人任鄂事,在唐、王之间大力调处矛盾,得以无事。

  另一方面,安襄郧荆招讨使季雨霖以援荆为名,在荆州攻下后,委派荆州知府在荆沙提取巨款,尤其用施化龙这个逃官作为援军总指挥,这对民军同志是一个极大的挑衅,几乎闹到决裂的地步。正因如此,唐牺支司令认为“荆州既下,各军云屯其地,甚不相宜”。参谋长张鹏飞“因回鄂请都督命令,将各军队调往别地,并传报一切。当(时)蒙(都督)派蔡汉卿前往荆宜安抚,又派清理财政员叶世第、肖颜涛前往提款。”时省城战事未息,“鹏飞奉谕至战时总司令部充参谋官”。(未几,南北议和,张“辞职游学于日本,所谓功成身退也”。余失考。)

  据载:“克复荆州时,正值阳夏之战失败,邮电不通,消息断绝,宵小汉奸从中离间,军中间有怨言”,而在武昌方面也有种种传说,对唐牺支大为不利。经过黎元洪派员到荆宜视察、安抚,黎才在给唐的电文中说道:“足下全副精神经营荆宜,勇敢仁毅,鄙人素所钦佩。所传种种,不胜诧异,对足下岂有歧视。”唐回电表示:“苦在兵士,功归长官,窃以为不可。”“及黎都督慰电至,人心大安。”黎元洪特委任唐牺支为荆宜施鹤司令部司令,办理荆沙善后,并节制荆(州)宜(昌)施(南)鹤(峰)四属军队及民政、财政事宜。同时,宜昌司令部名义取消。

  时人李稷勋评论道:“数月以来,武昌各军得专意北向争衡,晏然无西顾之忧者,实倚唐君若长城,形势利便,岂不信哉!唐君忠诚无饰言,貌恂恂若书生,既冒大难,为国功劳苦,而功成弗居,退然自抑,故荆宜人尤爱附君。”

  民国元年(1912年)2月南北议和,荆宜唐部被改编为鄂军第七镇,3月改成师,唐由统制改师长。9月被袁世凯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勋二位、二等纹虎章。同年冬,唐离开军队,从宜昌至武汉,再赴京任将军府谘议,后回慈利家乡小住。翌年去日本。袁世凯称帝,唐愤然回国,住在汉口策划反袁。袁死黎(元洪)继,曾电召唐入京,未行。民国6年(1917年),唐出任湘西靖国军援川司令官。次年改任湖北靖国联军招讨使。出川时,曾取道桑植回乡,在洪家关结识贺龙(后为开国元帅之一),并送贺步枪20余支;其女唐博文拜贺为义父,贺龙回赠银元100元。后贺、唐常有书信往来。民国8年(1919年),唐牺支至恩施任靖国联军参谋长。民国10年为湖南讨贼军司令官,一度兼任慈利团练局长。翌年应孙中山电召去广州任别动队总司令、湖南劳军使。行次永州,适黎元洪再任总统,唐应召入京,被授为将军府将军,兼湘军赵恒惕驻京代表,民国13年(1924年)3月病逝。

  最后,附带说一下胡冠南和严绍陵这两位“辛亥革命宜昌起义功臣”(《宜昌市志》语)。

  宜军改编为第七镇时,胡任镇一等参谋官;镇改师,任原职未动。时黎元洪委派肖国宝为第七师旅长,肖本人与师长唐牺支原属旧好,自无问题;胡冠南却愿由团长阮桂芬升充,以致肖一度遭到拒绝。在唐回黎的电文中,曾指出胡从中作梗。胡先就辞职未果,时下感到难以继任,乃决意离开宜昌。《荆宜反正纪实》有云:“冠南又因此时四川总统三四,人民滋扰,屡请靖难,终未果。迨及清帝退位,武汉解兵,荆、宜情形,又非昔比,致逃官沈岳等相继用事,发难人遂尽作弓藏矣。”民国2年讨袁(世凯)活动时,胡又到宜昌进行联络工作。后加入中华革命党继续讨袁。翌年,他在汉口以湖北讨袁军总司令部的名义组织胡汉连、汪承瀛、李占元、吴九鸣、梁金龙、谭鸿章等人起事。胡汉连等人被捕就义,胡冠南得逃,此后情况不详。

  宜昌反正进展顺利,严绍陵出力为多,但他始终“自愿居于协助地位”。虽说他(生于1884年)仅比唐牺支大三岁,然唐“司令尊其为前辈”,严亦竭力辅助。起义日,严负责清理财政,承充统捐局长,继任警界司法科长兼总稽查事,后充宜昌警视厅长,督办善后事宜。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漫游南北,与广东护法政府通声息。大革命以后,一度出任宜昌县长。余失考。

  宜昌反正未放一枪一炮就得以成功。更难能可贵的是,宜昌民军司令部派出精兵强将,先后策动巫山、夔府及枝江、施南等地驻军反正,其联络远及重庆、襄阳等地,尤其是克复荆州,功莫大焉!故有文云:“宜昌民军在辛亥革命中,光荣地完成了推动鄂西各府州县的反正和捍卫武汉的历史使命。”当年川路驻宜总理李稷勋即文载:“一时部勒严明,秩序闲整,农不辍耕,商不改市,中西宾旅,靡不诉诉。故全国义师桴应武昌,以宜昌为最先。而军兴以来,沿江城镇,亦惟宜昌为最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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