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起义前后(2)

辛亥革命网 2018-05-31 09:43 来源:云南文献第12期 作者:阎锡山遗著 查看:

我事后想到一件事的因果关系,种下什么因,即要结什么果。袁世凯改行帝制有因,国人起而推翻帝制亦有因。辛亥革命推倒满清统治,由于同盟会自身力量不够,借重了汉族疆吏力量,其结果即种下汉人皇帝之因。

  民国四年六月间冯与梁启超相偕晋京。冯谒袁时,谈及南方对帝制的传言,叩询袁的真意,袁曾对他说:「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分别,所贵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子身有残疾,二见子想做名士,三儿子不达时务,其余都还年幼,岂能付以天下重任?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说:「不过到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兼让为怀,也恐怕不能推掉。」袁正颜厉色的说:「这是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阱他在英国购置薄产,倘有人相逼太甚,我就把那里做我的菟裘,不问国事了。」冯出而告段说:「你放心好了,大总统绝不会做皇帝。」冯将此话告梁,梁听了说:「我亦相信他不会那么傻。」但冯南下不,久筹安会忽然大肆活动起来,因此冯十分怀恨袁对他不能推诚相见。这只是举冯之一例,徐、段、王当亦有相类的感受,以袁氏之聪明,也当然深知他们都希望继承总统,不希望实行帝制,故对实行帝制的话,未公开前,对他们有些保留。但越是这样,起的反作用越大。所以我认为袁氏帝制之覆灭,除讨袁之革命力量为外在因素外,其亲近诸老之「怏怏非少主臣」,实为一大内在因素,而此二因素又隐约间不无彼此响应之关系。

  当蔡锷悄然潜离北京,返归云南的时候,中华革命党总部亦正派李烈钧等到达云南,策动唐继尧起义讨袁。唐继尧通电讨袁之前,曾电南京冯国璋,以察其意,冯覆电说:「国璋老矣,国事全在诸君。」唐接获此电,方于十二月廿五日成立护国军,宣布起义。蔡锷率师北进,与对方曹锟、张敬尧军战于四川、重庆、泸县、宜宾之间,一则后方弹药不济,一则曹、张军顽强抵抗,蔡军因粮弹不济,已入困境,因其参谋长与张敬尧有旧,乃派其前往试谋停战,张彼时亦不愿打到底,因打到底,袁即成功了蔡提出停战,正合张意,乃允其请,但提出袁倒之后,蔡须出面拥段,以此密契为停战之条件。起初蔡不愿承认,后经人劝说段之出处并非一拥可定,何必斤斤计较于此,蔡始权予承认。比至袁氏薨折,蔡锷果与张敬尧等联名拍发庚电,主张由段出任总统,以挽危局。

  从这两件事可以说明冯、段当时之心情与对袁氏帝制之影响。若不是冯有暗示,蔡、李等到云南亦难迅速举起义旗。若不是段不同情帝制,唐、蔡等举起义旗,亦难保不遭挫败。我所以获知此种内幕,是因为李烈钧、唐继尧均与我为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且一向过从甚密,这些情形,他们与我有多次的电报往返。

  蔡锷原虽为立宪党,且与梁启超有师生之谊,但其在日本时即对革命深表同情、我与蔡氏相识甚浅,而相知颇深,他居京期间,曾力示堕落,以图避祸。当他离京前不久,特托士官同学(我的参谋长)李敏之携何绍基所书绣屏四幅绣联一付赠我。联之上集为「雅量风清兼月白」,下集为「高情涧碧与山红」。我问李敏之说:「松坡(蔡锷字)还说什么没有?」李答:「没有。」我说:「你不要将此事告人。」李问我何故。我说:「将来再说。」比至蔡已离京,我纔告李敏之说:「松坡以屏联赠我而无言,我就知道他已决定离开北京,当时不让你告别人说,是怕机警的人识透其意,密奏袁知,致他不能成行。」

  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与蔡锷、戴戡(与蔡同时返滇者)通电讨袁之后,各方反应颇不一致,有的驰电诘责,有的奏请申讨,有的策商调处,其态度最缓和,持论最谨慎者,为南京宜武上将军冯国璋,他反对多所电卖,更反对轻言讨伐,其沁电中会谓:「徜诘责之文电纷驰,则观听之惶惑易起。」又谓:「倘讨不能行,行不能果,中外耳目所属,或且覃致猜疑,窃恐扰攘之忧,将不在一方面而在全局,再四容度,关系非轻。」而冯所反对的,正是以朱启黔为首的大典筹备处指示各省一致主张的。

  推冯国璋领衔忠告,策商调处之议,原系陕西将军健建章最早提出的。紧接着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唐、任、蔡、戴讨袁通电原曾列刘之名),一面否认唐通电渠曾列名,一面表示赞同陆议,以维和平。我当即驰电各方,对陆刘之议表示赞同。旋贵州巡按使龙建章等又主张国体重大,应再召集国民会议公决。无如怂恿帝制者不知悔悟,对刘显世、龙建章之建议公然指斥,而外间疆吏如徐州巡按使张勋,广东上将军龙济光,湖北上将军王占元,安徽将军倪嗣冲等尤多昧于时势,与段芝贵等同持讨伐主张,并促冯国璋主稿电京,冯在此情势下,亦只好在表面上一反其初衷了。

  云南起义以后的三数月间,醉心帝制者流,仍在力促袁氏早日登极,而袁氏则慑于国内外之趋势,徘徊未敢出此。果然护国军经过三个月的苦战,李烈钧所部在滇、桂交界处击败滇军龙济光,广西上将军陆荣廷应约宣布独立,贵州方面亦公开继滇而起,袁氏方于三月二十二日明令撤销帝制,然仍恋栈大总统,而不肯引退。说者谓袁氏能以撤销帝制,尚未执错到底,然撤销帝制后,犹不肯放弃总统,可谓不识进退,我认为这是至当的批评。

  袁氏撤销帝制之后,滇、黔复提出总统退位的请求,接着广东上将军龙济光在革命军势力的胁迫下宣布独立,浙江将军朱瑞在军民的事变中突告失踪,冯国璋乃于四月十八日提出八项条件,以图息争。这八项条件是㈠袁大总统仍居其位,实行责任内阁制度。㈡慎选议员,开设国会。㈢明定宪法,宪法未定以前,适用民国元年约法。㈣惩办祸首。㈤各省及中央军队须以全国军队按次编号,不分畛域。㈥去冬之各省将军巡按使悉仍其旧。㈦滇事后派赴川湘方面北军全行撤回。㈧开赦党人。据冯的巧电中说:这八项条件未向各省电问以前,他已秘密商得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以及蔡锷的同意,于是大多数省份均复电表示赞成。正在策商期间,北京以段祺瑞为国务卿的所谓责任政府于四月廿三日宣布组成,而蔡、唐诸君又驰电坚持请袁退位,冯乃对原条件略加修正,要在使袁暂负维持责任,迅筹国会锐进办法,一俟国会开幕,即行退职。冯电甫行发出,四川将军陈宦与川边镇守使刘锐恒亦相继电请袁氏退位。此时,冯国璋、张勋、倪嗣冲联名邀请各省包括南军滇、黔、桂、粤各省选派代表赴南京开会,商决大计,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亦有电赞同此举,我乃派崔秘书廷献代表前往。

  南京会议于五月十七日开始,因袁氏会电冯、张、倪表示自愿退位,嘱与各省妥筹善后办法,于是首先讨论的就是总统退位问题。南军代表主即退,张、倪派主不退,冯派主缓退。商讨未获定论,而独立省份日益增多。此时除滇、黔、桂三省外,广东龙济光,浙江屈映光(将军朱瑞失踪被举为都督),已于四月间形式上宣布独立,陕西陈树藩(驱走陆建章者),四川陈宦,湖南汤芗铭亦于五月间先后宣布独立。张、倪坚主以南京全体会议名义挽留袁氏,因冯不愿出此,会议迄无结果,而袁氏于六月六日因病逝世。冯在这一阶段的手法,有相当收获,那就是因此造成袁死黎继,他取得副总统地位的有利情势。

  袁氏所派的山西巡按使金永有一次会开了一个已过曾参加革命者的名单,内有谷思慎、续桐溪、弓富魁等卅余人,咨我扣捕,交他审讯,我于扣捕以前都密告他们跑开了,以是金永对我深表不满。到了袁氏帝制运动末期,金永犹以他的十一营警备队的既有力量为未足,又请准中央在东三省招募胡匪,以壮其势,我对他这种不惜扰民以逞的举措,一再电京反对,此批胡匪方未来晋。金永对袁氏曾上了一个很厉害的奏摺,详叙我在山西不利于袁之种种措施,其结论大意为:北方最不安于袁政者,为山西之民军势力,若不消灭山西民军势力,则我将配合反袁军事,由平绥路进攻北京,欲消减山西民军势力,非将我撤职,无以为济。此奏摺到袁氏手中时,袁已病笃,卧床而阅,未及看完,奏摺即掉于地下。当时徐世昌、段祺瑞在袁病侧,劝其病愈后再为处理,袁氏从此即一病不起,此段事系段亲自告我者,当不为虚。段并曾对我说:如果项城那时看完这个奏摺,一定要撤你职,下令讨伐你。

  我事后想到一件事的因果关系,种下什么因,即要结什么果。袁世凯改行帝制有因,国人起而推翻帝制亦有因。辛亥革命推倒满清统治,由于同盟会自身力量不够,借重了汉族疆吏力量,其结果即种下汉人皇帝之因。幸而中国文化是民本文化,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理款入人心,民主很合乎民本的心理,故一经变君主为民主,绝大多数的人谁亦不愿再倒退回君主的窠臼,以故袁氏称帝卒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

──摘自阎锡山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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