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军革命始末

　　辛亥革命，自广州败后（指1911年4月27日即农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失败，亦称黄花岗之役），复讬萌争路（借四川保路运动的时机来发展革命活动），四川盖烈于他省，而重庆起义，则先于成都。

　　清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奏请收铁路干线为国有，诏报（清政府指示）可，起用端方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前湖广总督张之洞与英、法、美、德所定之借款草合同，于宣统元年四月签押，因病未奏出缺，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年5月9日）奏旨注销前案，另订合同（由盛宣怀于1911年5月20日与四国银行签订）。原议五厘息，九五扣，借英金六百万镑，仍之（照原议）。于是，御史赵熙、欧家廉首劾盛宣怀借债卖路二十余款，川、鄂、汀、湘、粤谘议局及京朝官皆抗争。五月，川人于成都立保路同志会，重庆继之成立保路同志协会，开会万余人（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中说有四千余人），推代表梅树南、朱之洪、刘祖荫、李明俊等，请川东道朱有基电护总督（旧制官吏出缺，由次级官员暂代，叫护理）王人文代表奏。先是端方、盛宣怀联电告人文，欲举已用及尚存之款，一律给公债股票，按年保息，分期归本，惟由部筹还，必须复借外债，将川省财政作抵以恫喝之。川人意，则主保存固有之款，求还已用之款，不能服也（对盛宣怀提出的办法表示反对）。复指抗斥借款合同失败，尤痛愤。人文不欲指舆情，为代奏，秦朝朝指严斥，民情愈激昂。京官甘大璋等私以全体名义具呈邮传部，请以川路存款附入国有。政府意川人易与定议（容易商量），首收川路，则湘、鄂随之，谕令人文解散川省保路同志会。同乡京官数十人声言初末与谋（指末参加甘大璋一道谋划），川人益恨大璋等，寓书你老（写了告川中父老书），痛指大璋等私冒全体罪状（冒充代表全川人民的罪行）。川路驻宜总理李稷勋，自铁路国有即迎合部意，商订移交工款，部招与密议，仍令接主宜（宜昌）、归（秭归）工。润六月，总督赵尔丰初视事，川人以稷勋私与岂部约筑路，未经总公司议决，专擅妄为，要尔丰代奉黜退（罢免）之，尔丰初亦重舆论，为上达，而邮传部复奏请钦派（由皇帝指派）稷勋管理宜、归路事，川人大愤。七月朔（初一日），成都开股东大会，以邮传部侮辱川人甚，佥谓（大家都说）铁路商修（指民修）乃先皇所许，而股东会尤法律所制定，今盛宣怀夺路劫款，反诬股东以恶名，是政府已不认川民，不认川督，不认先皇谕旨，呼吁无门矣（无地方可以申诉）。于是全城皆罢市、罢课，叫号葡伏于总督辕下（跪伏于总督官署门外）得数万人，并声言，从此不纳赋，不出杂捐抵股息，尔丰命司道县官慰解之，不听。川绅复公举刘声元、阮（音环）李孔阳、黎广芬代表入都陈情（到北京向清政府申述）。铁路股档会会长颜楷等，复请尔丰代表奏，铁路暂归商办，俟资政院开会，由政府提交议决。尔丰不得已，乃与将军、提督、司道合词（联合上书）为奏请；仍覆电不允。端方疏劾（上书弹劾）尔丰败坏路事，保瑞、袁世凯承其乏（接替赵尔丰的职务），朝指即令端方赴川查办，逡巡不敢前（怕引起众怒，不敢进川），以电密商宣怀。宣怀倡议：请饬端方统湘、鄂新军入川，相机剿抚（斟酌情形，或开车力剿平，或进行安抚）。朝旨命端方率兵一协（清朝兵制，约今一旅），前往戡乱。将军玉又单衔电奏，词甚激，铁路国有，非庆王奕（慈禧太后心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意，徒以载泽为监国载澧（溥仪的父亲，当时摄政）所信任，得见施行。奕得此奏，持示诸阁臣，自谓年老不堪风波，即移病不出（借口有病，不出理事）。代表刘声元等既入都，上书邮传部、都察院请代奏，而哭诉于庆王府，均不得要领。摄政王入朝，声元等复拦舆论哀诉，王大怒，命递解声元等回籍。瑞、端方电奏，此次次川绅集会倡仪，类皆少年喜事（喜欢闹事），并非公正绅董，讯之蜀绅，众口佥同，非请明降谕旨，责成尔丰严重对付，殊不足以遏乱萌（内乱发生）靖（安定）地方也。适荣县人朱国琛撰《自保商榷书》，散布铁路公司会场，时开股东会，与会者数百人，尔丰得书，视其辞，妄疑（乱猜测）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等所为，遂于七月一日捕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铁路股东会正、副会长颜楷、张澜、主事邓孝可、胡嵘，举人江三乘、叶茂林、王铭新等，指（被指）为返逆，诡辞入告（捏造事实上告）。川人闻警，书木牌为景皇帝（光绪皇帝）位，各燔（燃）香环跪总督辕门痛哭，为蒲、罗等请命（替他们申辩求情）。营务处田征葵挥兵开枪击之，毙数十人，众仍不解（不散），而巡防军因驰逐路民，践踏伤夷（踩死踩伤）者不可胜讲。逾日，城外居民复纷纷裹白巾，冒雨奔城下乞情，征葵复命开枪击之，死者又数十人。自是，川西南附省烽十州县，

　　要迭起（不断发动）民团赴省营救，防军（指清政府防军）与战，颇杀伤（杀伤很多）。革命党人遂结合同志军哀号起矣（呼号而起）。

　　初，谘议局长副议长肖湘，被公举代表入都，联湘、鄂京朝官立铁路联合会，上书政府。以武汉管款员高辞职，股东会促湘旋鄂（回湖北），接收股款都（共）四百余万，行至武昌，闻成都捕蒲殿俊等遂被拘留。于是，诏起（皇帝诏令起用）岑春煊入川办理剿抚事宜。春煊前督川有恩信，得民心，其文告尤动人。川人闻煊来，日夕望之，冀呼吁得请（得到解决），乱事略定。春煊与庆王旧有（读隙，仇怨），其起用非庆王，遇事尼（刁难）之，川官吏亦畏春煊严，敢诛杀，助尔丰造蜚语（中伤春煊的话），谓春煊独断侵权，春愤甚，讬病不行。川民闻春煊不来也，川西南各州县同志军复蜂起（又一哄而起，闹得更凶）。初，端方本不愿入川，迫朝旨（为朝廷命令所迫）勉就道，及闻川乱甚，又命春泻来也，因逗留夔、峡间（夔州一带）不进。八月十九日，武昌兵变，总督瑞逃，城陷。二十一日，政府得重庆官吏电告急，瑞亦先以川事阽危（临近危险），密电请速简（任命）重臣靖难（平定乱事），诏授春煊为四川总督，时春煊已引退至上海，益以疾辞。端方至夔府，之洪（朱之洪）、祖荫（刘祖荫）代表上书，要以三事：一事请伸川民冤抑，二事罢入川军队，三事释蒲、罗等。端方以川人称乱，率兵乃朝命，然许奏释蒲、罗诸人。

　　重庆自保路协会初起，城乡间及诸台观（高处的台子）大抵皆为同志会演说，而府中学堂，故有同盟会机关部，党人张培爵初为中学堂学监，与监督杨庶堪及朱之洪、谢持、杨霖等皆旧同盟会员。是年三月，广州之役，党人秘致书电请接济，庶堪、培爵等倡首效应之（带头响应）。广州败，国中党人皆思乘机再动，会争路事起，之洪被举为川汉路重庆股东代表入成都，机关部即派之洪与在省党人密议进行。之洪未发，走（走访）庶堪问大计，庶堪笑曰：“君此去，蒲、罗恐未足与谋（不能与他们共议大事），吾与岂士方有正事（正负有重要使命也。”岂士，陶岂字。之洪笑应之。既至成都，党入曹笃、方朝珍、萧参、张颐、刘经文、杨伯谦、刘泳岂、曾照鲁、刘永年、龙鸣剑等及凤凰山新军党人皆与议，谓：成都自丁未之役（1907年，四川六君子杨维、黄方、王树槐、张治祥、黎庆余、江永成等革命党人被捕），省会防革命极严重，无铢寸（铢，重量单位；寸，长度单位。这里用来形容极少）可凭借（意指革命力量薄弱），若在外发起，庶几（大概）可响应。于是，党人分派四出，取川南东下。威远、荣县、富顺、自流井则刘经文（这一带由刘经文负责），而王天杰（同志军副统领）尤抗愤。曹笃返自流井，方朝珍返井研，肖参、张颐则之青神、井研、荣县、贡井以南，皆密商定计，沈机待动（隐藏起来，等机会再行动）。之洪还自成都（从成都回来），而重庆机关部复派周国琛入省，视察川西局势，国琛人地不两习（人地两生），未得要领而还。重庆诸党人以全川民气尚不可为（民气还不够激扬，不能马上举事），会参（肖参）、颐（张颐）抵渝，见庶堪、培爵等，告以青神、井研、荣县、自贡间民气可用，且有党人居中策动，诸人益奋起密谋革命。渝人见同志会日张大，演说者集万众，华动一时，不见庶堪等于会场，有言论窃窃私议之，党人以语庶堪，庶堪曰：“此非根本革命无以拯民保路，云云要皆枝叶耳（都是枝节问题）。”于是庶堪、培爵等日夜与诸党人谋发书致各路，虑邮之泄（怕邮递泄露机密），则遣腹心驰递之，各州县党人始稍稍集重庆，决疑定议，谋财政，操运辞行，周旋官吏，延揽党员。主盟则杨庶堪尸（担任）之；事交通，任联络，征器械，发纵指使指挥调动）则张培爵、谢持尸之、联官绅，交客军，通往来，则朱之洪尸之；为书札，草檄告（声讨文告），则二三党人分治之（分工来干）；熊兆飞、夏江秋，则制炸弹。重庆诸官吏，署川东道朱有基，庸懦简出（庸懦无能，经常蹲在衙门不常出门）；知巴县事段荣嘉，柔良不任事（软弱不管事）；巡警总署署长杨体朴愿（老实怕事）；惟知重庆府事钮传善兼府城警察监督，并充添练巡防军统带，操政、军、警权，其人机警善变，号能官（能干的官员），党人以商业中学监督舒兴渭，善辞令（会说话），常与传善亲近，推兴渭相机说传善（选择适当时机争取传善）。以传善性叵测（心地阴险，难以揣测）。主慎重，罢（打消）原议。府中学堂，既为革命党机关部，庶堪、培爵辈密为主持，接受邮书倍平时（比平时多），传善既疑怪之，阴（暗中）令人尾其后探所为，而诸人皆未之知也，庶堪所居，背中学堂而近疏脱（住处背靠中学堂，僻静人少），每就培爵语，辄至夜分不去。一夕，出校见便衣四五人立门外，手灯（手拿着灯）巡哨，状异他时（和以往情况不同），则大惊，庶堪造（访）传善，传善语曰：“人言教职中某某，皆革命党人，信乎（真的吗）？”庶堪语曰：“某某皆书生，必欲相中伤者（一定想诬陷他们的话），鲰生（鲰音邹。小人。这里表示自谦）尚庶几近之也（说我是革命党人还差不多有点像吧。”言毕，拱手笑谢去。时，端方率鄂军过重庆，李湛阳以省亲自广州至，端方以湛阳在粤官巡警道，为督练亲近统领，即以孩子军统领属（委任）湛阳，募新兵充之，党人多投身其间，因以间（得机会）得通防军。川绅施际云代表端方召集官、绅、商、学于总商会，之洪、江潘等提议举办团练，际云主团而不练（主张组织起来，但不操练），之洪等力争之曰：“今各地盗匪窃发，不练无以资抵御。”传善欲防民，以无火器诘之（问之洪），会员简达西尝管川东团械簿录（枪械登记册），团枪、铁炮、刀矛可数千，亦出一纸示传善，众议遂决。于是，商会谋办商团自卫，士绅亦倡办民团保治安，皆先以党人这其额（先以革命党人充实名额。城中新兵，阴（暗）乐为党人用。培爵等复命张颐等走夔、万，游说下东（下川东）党人同时起义；以肖参返荣、威、贡与诸党人谋投身同志军，俾倾向革命；以陈育堂赴大竹，促张懋隆来渝策（策划）进行。鄂军前队至资州、荣、威间，即有军中党人王志高、蔡品三密与曹笃要吉（联系）、然笃疑恐刺探峡遽信（不信立即相信）。及颐（张颐）抵万县，端方所统鄂军后队适至，田智亮者，亦鄂军中党人，见颐则深语（很信任地摆谈），谓武昌于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已起义，即为书与颐密转鄂军前队立反正，颐挟书取梁、垫兼程返。时，党人但懋辛以广州革命之狱递解至重庆，刘光烈在广州，自承为懋辛母弟，故亦连递（一起押送）重庆。士绅、耆宿被庶堪等加约入同盟会，懋隆（姓张）亦至，诸党人谋将据渝起义以应武昌，而未敢遽动。盖以成都号召，一省秩序当不至大乱，若自外发难，必起纷争，而凤凰山新军及诸党人又无可措手，乃益阴联（暗中联系）邻县及图之（赶紧想办法）。闻端方舟运军火将过涪州，机关部派谢持赴长寿，伺而劫之，不济而返。而鄂新军中盖多同盟会员，川东党人易在中、柳达阴识鄂军中要人，即命在中、达赍（音基。送给）鄂军后队书，密致其前队。涂传爵亦携黄兴书返蜀，驰抵成都，走凤凰山以书予方声涛，声涛在新军势微，不敢轻举。

　　夏之时者，故（原来）同盟党人，毕业日本东斌学校步兵简直，旋蜀（回四川），以新党为大府所疑忌，沦下久（长期不得重用），初隶陆军十七镇为排长，驻成都。同志会起，之时与党人陈宽等组《西顾报》宣之（宣传鼓动），复混迹（又暗地参加）同志会密谋起事，既而知同志会志在保路，不足以图革命（不能和他们共商革命），又闻大府将逮捕蒲、罗诸人，私以为有机可乘，部署未定（还没有计划安排好），即被命撤其兵役（被撤去军队上的职务），暂任留守。无何（不久），各路同志军围攻成都，默察新军中多愤郁思动；九月初，奉令率步兵一队调戌龙泉驿，乃以种族主义编演白话，训练士兵，人人知感发（感动奋发），于是干运（鼓动串连）驻驿新军步兵一队，骑兵、辎重兵各一队，宣布革命，众皆知之。十五日夜（1911年11月5日）约集武装兵二百三十余人不附驿之土地庙誓师起义，杀东路卫戌司令魏楚藩。适尔丰命教练官林绍泉赴资州迓（迎接）端方，宿龙泉驿，闻兵讹（兵士哄闹起义），以枪射绍泉，中其（音腿。大腿），之时力保任之（起义军为他担保）得不死，挟之以行。众推之时为革命军总指挥，即夜率兵东下，至简阳与孙合浦兵遇，合浦为新军某协支队官，之时召集其步、炮兵各一排，演说民族革命，众愿归附，增新兵百八十余人，步枪山炮随之。闻端方上鄂兵驻资州，不敢前，乃渡河取北路东下，次日，驰百八十里，止施家坝，众波甚，惧追兵，官长逃者三人。士人（当地人民）来问行军意向，之时复集众宣说，乃手刊“中华革命军蜀军总”总印，出示安民。次日，兵将抵乐至二十里，闻新军管带（清军武官，相当今营长）龙兴奉令率大队追兵且至，林绍泉以危言恐怖士众（故意夸大清军势力来恐吓革命士兵），众益惧。之时复大宣说，鼓努（鼓励）士兵前进。行十五里，遇邮卒，捡之得乐至驻军情报请统制（指端方）派兵增援，乃伪为奉命援乐兵至，官忆迎之入城，即集驻乐军队，宣布革命假道（借路），士兵归附者又三百余人。次日，至分水岭，众奔疲，军心不固，思逃散，乃结盟以难系之。闻追兵缓进，休士一日。次日，行安岳道中，有王生者以浆迎（备茶水迎接），具言其师休奔走革命有年，今图谋安岳反正，之时即告王生达休（转达王休），兵抵城，门闭不纳，将令攻之，王生出，道休正劝县令降，未几，令弃印遁（县官逃走），休出城迎，相见大欢。以军队多，饷乏，请休就地方借钱数千缗（音民。数千串钱），散给之。是夜，龙光追兵至分水岭，以长书移让（写长信责备）之时，速（迫促）其自解散引去，之时商之休（和王珍本商量），休曰：“重庆诸党人密谋光复，组织久，并通鄂军中要人，留重庆待发动。”于是，之时答书，以革命大义让（责备）光，光下令攻之时，而军中有响义者（响应革命起义的），无战志，民间见光军纷集，亦然炮数响应之，光立令不服从者缴械，率队返。光本革命党人，后与人曰：“夏倡独立，兵少，吾名追之，实送之耳。”光追兵既退，休整三日，乃拔队至潼南，驻二日，有合州代表白等来白（告诉）之时，谓合州愿自谋响应，不劳兵力，请速趋重庆。乃由舟取水道，行两是，抵江北黄葛树。之洪代表总商会，与黄崇麟先后至，商会许遗（赠送）之时二十万元，米百石，请勿入城，之时笑谢之。与之洪密画步骤，之洪返经龙隐镇浮图关，说退水警巡防军，归语商会人曰：“夏军来，乃促成渝人独立，已拟露布（布告），不者，即入城。”于是，之时亦兼程进抵浮图关。至次日，质明（天刚亮）巡城，以望远镜窥巴县城在指顾（很近）间，备整队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