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书与上海光复(2)

　　商团公会紧急会议应付之策。据说，商团团员“群情激愤，宁为国殉身”，在场的王引才、王一亭都被感动，李平书则比较冷静，他对商团团员提出自愿原则，愿者留，不愿则去，当时绝大部分团员都选择留下，约1000余人。随后，签署商团反攻制造局令。4日凌晨1时，民军第二次进攻制造局，商团武装最为齐整，由李英石指挥，会同刘福标的敢死队百余人，作为主力进攻制造局正门。至黎明，李燮和所部援军陆续由吴淞绕道经黄浦江水路到达。又激战两小时，制造局悬出白旗。上午8时正，制造局正式被起义军占领。陈其美、高子白获救。商团团员牺牲2人，一是张沛如，一是俞志伟，负伤若干人。[15]

　　7时，李平书以自治公所名义发布安民告示：“夜城中起火，地方官他去，居民不免惊慌。本公所为维持地方秩序起见，从今日起总董常驻城中救火联合会办事，所有巡警照常站岗，其有不足由城外酌派，并请商团分段梭巡，以防土匪滋扰。凡地方官所办之事，概由本公所暂为主持，以维持秩序而保治安。”[16]

　　至此，上海全城光复，且基本实现平稳过渡，达到了地方势力的预期。

　　杜黎在《浅论李平书》一文中说，李平书运用地方自治机构的民间威信及时有效地维持了地方治安，“上海光复当天，地方秩序混乱，宵小活动，地痞流氓则以其间拦路抢劫；匿藏在租界的苏松太道更勾结外国势力，阴谋干涉；而革命政权尚未建立，人心不安，居民伏匿不出。因此，有效地维持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争取时间尽快地建立革命政府，成为革命党人当务之急。这时，李平书宣布由自治机构主持地方官所办之事，承担维持社会治安之职责，发挥了过渡性地方行政机构的作用。”[17]在全国光复大局还没有完全确立时，李平书的诸多举措进一步安定及鼓舞着民心。如：废除落地捐及筹防捐、废除沙船、卫船、宁东各船进出口挂号纳捐。

　　所谓既事之建设，即沪军都督府成立后，李平书在军事上以江南制造局总理的身份配合陈其美攻宁，江南制造局是其重要的军火供应基地，李平书即是这个基地的看家人。在民政方面，以民政总长的身份治理过渡时期的社会混乱。当时媒体报道的混乱有防止北方奸细混进上海各机要部门阴谋破坏，有地方宵小冒充机要人员收取捐款或税款。地方涉及军士的防务请求，李平书有时也参与筹商。如浦东塘工局绅士朱日宣、谢源深等因该处向派有巡防步队驻扎弹压，因此商知李平书转请沪军政府陈都督再行拨派第四队军士30名。如其所请，军士随即就拨派了。

　　稳定与发展是地方势力所追求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沪军都督之争以及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此中争夺的讨论。都督之争，更大的斡旋应该是在同盟会与地方势力之间，更确切一点说，就是确定都督的职权范围，这个范围必须保证上海地方自治不受都督干扰。1911年11月12日，沪军都督陈其美对权限作了公开声明：……北京和江宁未下，武汉尚有战事，本都督得一意编练军队，筹划征讨大计。此后各属凡地方绥靖事宜着向民政处报告，听候民政总长办理，以清界限而靖地方。[18]地方势力也希望光复大局进一步奠定，以巩固上海的局面，所以必须由革命党人担任沪军都督，以支援周边东南地区的全体光复。由此可见，沪军都督之争取决于谁在继续光复任务的同时，能够更好地尊重上海的地方利益。这也反映出上海地方势力强势的一面。

　　[1] 陈三井：《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主办《辛亥革命研讨会论文集》，中华民国七十二年六月，第71页。

　　[2] 丁日初：《上海资本家在辛亥起义及胜利后的积极表现》，《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

　　[3] 熊月之：《论李平书》，《史林》第3期，2005年6月。

　　[4]《申报》1911年10月19日，第二版《评论》。

　　[5] 朱尧卿：《上海商团史料辑录》，《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1）。

　　[6] 即“城自治公所董事会议决议五件事：添募巡警；于沪杭车站附近办贫民习艺所，预备容纳军事失业之贫民；购运米粮，筹备平粜；以商团为主、救火会员为辅，于起义先一日编配分防地段；商请各乡自办团练。”参见姚文枏：《李平书与上海光复》，《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1），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9月。

　　[7] 丁日初：《辛亥革命前上海资本家的政治活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

　　[8]《上海光复前夕的一次重要会议》，《辛亥革命回忆录》（四）。

　　[9] 姚文枏：《李平书与上海光复》，《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1），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9月。

　　[10]《自治公所保卫地方之议案》，《新闻报》1911年10月28日。

　　[11]《上海县续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第1306页。

　　[12]《商团会通宵出巡》，《新闻报》1908年12月5日。

　　[13]“沪事谈屑”，《新闻报》1909年3月13日。

　　[14] 陈三井：《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辛亥革命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南港，中华民国七十二年六月，第80页。

　　[15] 朱尧卿：《上海商团史料辑录》，《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1）。

　　[16]“城自治公所昨日出示云”，《申报》、《新闻报》1911年11月5日。

　　[17] 杜黎：《浅论李平书》，《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7月，第403页。

　　[18]《保卫地方事宜归民政总长办理告示》，《民立报》1912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