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汇光复风波(2)

　　“闹荒”之乱

　　“闹荒”本属事出有因，是年七八月间，苏南地区阴雨连绵，低区受淹。江苏省临时议会曾决定：在免除前清苛税与历年欠赋基础上，是年八成征赋，被水之区，按受淹轻重，分等减免，尤重者全免。但有人以田赋与苛税“同一性质”，要求“一律豁免”，以讹传讹，形成抗赋风潮。

　　12月底，樊培生以“闹荒”为名，与弟金和、如棠（一作树棠），聚众抗交驻马厂军田田租，殴打松江军政分府所派马厂军田征租委员朱梅泉及汪、潘等人。驻马厂，即今泥城马厂村一带，本系大团钦公塘外芦滩；先划为江南提督直辖绿营兵牧马场，故名，后属松江府守备营军田；由大户包租转由小佃耕种，所收田租供为军饷，光复后归松江军政政分府管辖。继后集众数千，定于1月5日夜祭旗誓盟，立号“齐胜军”，声称“与张勋遥相呼应”；1912年1月2日，又由顾稼明率众，袭击商团巡逻队，击伤商团团员胡菊生、朱永梅等3人，旋至大团，捣毁乡董王雨舟、马秋生住宅，在大团、泥城一带任意抢劫，并敌视光复，凡见“无辫之人，即辄加杀害。”奉贤蔡家桥劣绅洪某，亦自称“洪天王”，“聚众喝齐心酒，抗租税，不纳房账”， 与之呼应。

　　光复伊始，先有南京之役，继为成立临时政府而忙，更兼沪地初定，百事待举；而南汇沿海治安问题由来已久，骚乱事又涉及绅董间矛盾，“头绪纷繁”，说法各异，一时难于理清。故对光复初南汇邑城骚乱与后来的匪患，陈其美与李平书可能重视不够。初派上海自治公所议员王引才调处，11月12日王氏到南，“与各方面接头”，“终日劳劳，唇焦舌敝，一切要项均期以和平解决”，以求“消内部之竞争，图将来之幸福”；同时将驻南沪军分作5队，分门驻防邑城及警卫县署。后来匪患日烈，虽又续派若干，仍只分段驻防，只求应付。即在樊培生等武装抗交军田租税，严重威胁社会治安后，仍派上海县劝学所杨月如与上海制造局工兵学堂监督王柳生分头赴南，由杨暗访实情，由王协助赵谨琪对樊等“切实开导”，还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谈判中樊提出“交出董事顾静侯”，“不准剪辫”，“开积谷仓发粮”等3点要求。南汇音中“静”、“旬”相近，报道中的“顾静侯”当为顾旬侯，即“顾忠宣”之误。交出顾忠宣与不准剪辫，显然与闹荒无关，这样的要求当然不可能满足。就在谈判破裂的当天，樊培生部又第三次在城内“滋闹”， 再次捣毁自治公所、劝学所、商务分会等，抢走了商务分会会所中商团所存枪械，抢劫了大陆、鸿森等多家商铺。乱起之时，继任警务长、前清都司朱大斌先行潜逃，巡警也惧而四散；赵谨琪闻变而遁，逃沪避难。王柳生“见势不佳，急装假辫，从署后”翻墙逃出。负责暗访的杨月如，先至新场，继抵南邑，见“城门紧闭，不许出入”，遂也返沪。

　　应该指出田赋、军田田租并非“苛税”，川、南、奉三地志书中也未见当年有大灾记录，故既无“一律豁免”之理，亦无“全蠲”之由。无况各级军政府财政极度困难，社会变动中税收锐减，列强又拒绝借贷，全靠募捐与发行公债、军用票度日，联系樊培生“闹荒”中的作为与口号，显然是一场利用闹荒的借机作乱，而不是因灾而起的为民请命。当然，灾情也并非没有，断炊的农民也是有的，朱省身等设粥厂便是一证。

　　听取王柳生、杨月如报告后，李平书决定发兵进剿，遂命上海沪防水陆全军统领李英石率军赴南，又请松江军政分府协助行动。李平书命令“严行究拿，倘敢持械拒捕，准予格杀勿论”。 1月4日下午5时，李英石率军从闵行出发。

　　平乱出动的兵力至少千余，计有沪防军第四、五、六3营及义勇队，水师统领沈葆义（梦莲）部100人，松军张家珍、陆规亮、王彰书和朱光熊所率400余人，还有飞划营所拨师船、闵行商团，会同原驻南各部、王柳生赴南谈判时带去的30人以及先行赴南的沪军营左队管带邹文彪部、炮队营前队管带张至发部等，配有格林炮2门、炮兵20名。大军将行，李英石发出《剿匪示谕》，张贴沿途镇乡。《示谕》全文如下：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满奴入关蹂躏民族，我同胞受专制之毒二百余年。于兹矣，饮恨吞声，暗无天日。一自武汉起义，汉族重光。仁义之师，诸省响应，不数月间，东南底定。虽如张勋之桀骜、冯贼之猖狂，莫不望风披靡，抱头鼠窜。良以民国军主张大义，故旌旗所指，无不箪食壶浆，欢迎恐后，从未有负隅反抗、自蹈危机者。况今大总统业已应选就任，颁行新政，所有从前积毒自当一扫而空。即纳税一项，乃国民应尽之义务，犹且体恤民艰，分别酌减。凡我父老子弟，正可各安生业，同享共和。迺者南邑沙民，聚众滋事，扰乱治安，致该处士民播迁离析，似此不知大体，殆贻我族之羞。现本统领奉命酌派水陆各营，亲自督队，来南查剿，援除恶务尽之意，本当一芟夷，以昭炯戒。惟是本统领奉人道主义，深恐大兵一至，波及无辜；且该沙民等或误信谣言，或横遭逼胁，此次无端闹事，未必出自本心。为此，先行语诫，予以自新。自示之后，该沙民等能翻然悔过、缴械投诚者，除为首滋事之徒，分别轻重，按法惩治外，其余概予免究。倘供出罪魁，解交本部，尤必从优给奖，以为改恶从善者劝。如或负固恃顽，不知感悟，本统领为保卫地方外，断不稍事姑容，转留余孽，勿谓言之不预也。切切，特示。

　　5日晨，沪军抵达新场。下午2时至南邑，驻扎南门外，先会同警务长朱大斌，按名单抓获劣差唐文卿、王尚文两人，张家生、倪四宝闻声脱逃。旋发军向大团进发，直指樊部盘踞处王家滩、谭家店。谭家店位于大团、二灶之间的高仓子，距南门约10余里。是日夜，樊培生正强迫抢来的三灶乡绅顾有梅子新倌之妻成亲，一些头目心腹都在高宴狂欢，还计划次日再攻邑城。6日凌晨1时，沪军管带杨玉贵、吴炳南及队官杨礼星率部及松军、商团水陆各部完成包围后，趁夜幕掩袭摸进。被其警戒哨发现开枪，沪松各军一齐还击，顿时枪炮大作，樊培生宅中炮起火。樊部一边抵抗，一边击鼓呼援，檄传散布外围的党徒赶来救援，终因民军包围紧密而不果。相持4小时后，樊部无法支持，开始四散逃窜，一时间，泅水而逃者不计其数。战后清点，交火中击毙樊金和、樊如生等头目6人，生俘6人，中枪落水溺毙4人，泅水图逃溺毙数十人，葬身大火十余人。所俘6人，7日中午于大团枪决3人，另3名押县后不久亦判死刑。战斗中，沪防营队长陈少春、士兵顾敬宗、陈连生中弹阵亡，另有4人受伤。7日，赵谨琪布告全县一律剪辫，大团地区军田租赋亦限5日内纳清。2月中旬，陈祚昌等又请组织筹办善后局，得江苏代都督庄蕴宽批准立案，社会秩序才日趋稳定。

　　骚乱平息了，引起骚乱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解决，一些与乱事或深层次矛盾有关的人物，继续活动着。劣差唐文卿、王尚文被收捕后，育婴堂堂董陶元斗，缮具保状，挨户动员邑城商家联保，只因商家“烛破其奸”而未遂。陶，字宾初，宣统二年（1910年）拔贡，本一介寒士，因主理大团外育婴堂荡田而为有田千亩、拥资逾万的暴发户。却师爷谈心甫纠合沪上某校教员钱子英，自称与李平书“莫逆”，“李允其保唐”等，游说赵谨琪。光绪元年武举人、二团顾祥龙在出面具保3名押县的樊部头目时，更公然威胁，如若不允将“劫狱”。

　　闹荒之乱平定后，赵谨琪虽曾暗中运动某些乡绅上书挽留，但还是被“斥革”了。钮永建建议“顺从民意”，各团体重新推举了朱祥绂、顾忠宣主持县政。顾氏于邑城之乱中面部被殴伤，住宅被砸，所办高等小学堂亦被焚毁；闹荒之乱中，更被樊培生指名索讨、非欲置之死地；推举中，人们称颂他“明公理，言道德”， “地方学堂赖以兴者不少”，朱，字子灏，沈庄人，宣统二年（1910）优贡，省谘议局议员，曾协助顾忠宣创肇兴实用学堂，任堂长，并创崇实小学堂，也是南汇新学创始人之一；称其为人“素抱政治革命主义，和平忠厚，在城办学数年，名誉翕然。”但两次乱事，令两人对县政“百事灰心”，认为鉴于南汇民众思想程度，“在二三年内尚须受治于人”，故结伴赴松坚辞，请军政分府“另简贤能”。

　　至于谭家店一役中逃脱的樊培生，与邑城逃来的张家生、倪四宝，一同避入高行嘴百龙党窠穴。后又纠集悍党，于东门外沈家路一带行劫。3月3日，正值旧历元宵，新任民政长庄炎与沪军左营管带邹文彪，掩兵偷袭，樊部被彻底打散，“先锋”马竹楼、姚小丫头、徐阿五等被擒。是役，樊虽又得脱，却不得不从此远飏；从此不知所终。

　　一点结论

　　两起互有联系的骚乱，是辛亥鼎革社会大变动中南汇地区一起颇大冲突事件，是南汇社会长期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对立集团间的矛盾斗争，具有相当的复杂性，笔者将另文探讨。骚乱冲击了南汇社会，骚乱领导者与支持者是为匪作歹的豪绅、前清贪官墨吏与荡田包租大户，参加者是以流民结社百龙党为主的被利用的沙民。其行为保护前清贪官、打击光复领导人、颠覆新生政权，公然提出“尽杀剪辫人”，甚至声称欲与正同革命军对敌的清军将领张勋相呼应，同时打砸烧抢，祸害居民，是一起反对新政权、危害新秩序的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