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与辛亥革命(2)

　　所谓保路，就是保卫粤汉、川汉两条铁路的商办权。清末就决定要修建的这两条铁路，一直是西方列强出于掠夺中国资源目的而觊觎的对象。他们对修路权虎视耽耽，千方百计向清廷要挟企图承揽修路权。1903年，清政府在许多爱国士绅、留日学生和广大民众的再三要求下，准予川人自办川汉铁路。1904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采取“仿捐输而行债票之性质”的办法，由全川民众集股商办。股本有抽租股、认购股、官本股、公利股四种。数量最多的是抽租股，规定凡有业田之家，不论自耕还是招佃，收租在十石以上者，均按该年实数，百抽三。各县设立了租股局，按粮附征入股。在实际操作中，凡收粮折银2钱5分以上者，即征。抽租股占了全部股份的57%，所以绝大多数农民都成为川汉铁路的股东。认购股次之，由经济实力较强的工商业者和其他人自愿认购或摊派认购，每大股50两银子，小股5两。明确规定不允许外国人购股。

　　在英、美、法、德四个帝国主义国家重重压力下，清廷于1911年5月9日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8日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铁路大臣”，强行接收粤湘鄂川四省铁路公司；20日，与英美法德四国签订了修铁路的借款合同，以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保。实际上是将本已准予商办的铁路修筑权，夺而转送帝国主义国家。这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慨，保路运动由此而起。先是湖南，接着广东、湖北、四川继而行动起来。

　　因为全川民众跟川汉铁路有着经济利益的联系，所以群情汹汹，要求抵制的决心特别强烈。6月13日，丧权卖国的“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后，原来赞成“国有”的立宪派转向“保路”的立场，于6月17日发起成立“保路同志会”，以四川立宪派首领蒲殿俊（广安人）为会长，罗纶（西充人）为副会长。威远县同盟会员胡御阶被推选为保路同志会嘉定府评议长。接着，四川保路同志会派出众多演讲员，到成都周围州县宣讲保路的重要性，鼓动各州县也行动起来。9月7日，有64个县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或保路同志协会。

　　保路同志会虽然由四川的立宪派发起成立的，但四川同盟会成员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组织可以成为反清的联盟阵线。8月4日，同盟会员龙鸣剑（荣县人）、秦载赓（仁寿人）、王天杰（荣县人）、陈孔伯等，以华阳（今双流县）哥老会首领秦载赓发鸡毛信的形式，邀集各地哥老会首领，在资州（今资中县）罗泉井，秘密召开哥老会“攒堂大会”，到会的雅安罗子舟、乐山胡朗和、犍为胡潭、新津侯宣斋、崇庆孙泽沛、郫县张达三等，决议将同志会改称同志军（也称民军），乘机组织武装起义，川东由秦载赓负责，川南由侯定斋负责，川西北则由张达三等号召进行。罗泉井会议是四川保路运动开始由和平请愿斗争向武装推翻清王朝的转折点，其领导权也开始从立宪派转向同盟会，而袍哥成为同志军的主要骨干。

　　保路运动不但反抗清朝封建统治，同时也具备了反帝斗争的明显特征。本来处于秘密状态的哥老会公开活动了，同盟会的革命主张也不断渗透到群众中去了。这时候，新任四川总督，以滥杀无辜著称的“赵屠户”赵尔丰带着“从严干涉”的命令到成都上任。8月24日，保路同志会数万人在成都集会，决定从即日起，从成都开始罢市罢课抗粮抗捐。同日，嘉定保路同志会成立，会长王克仁，副会长易曙辉。嘉定府所属各县，也先后成立了同志会。

　　胡朗和从罗泉井回乐山后，迅速组建了嘉定同志军，约二千人，彭子敬（开运）等人为管事。8月30日，荣县、嘉定、仁寿、彭山、犍为等地，在保路同志会领导下，举行罢市罢课斗争，抗议清廷将铁路修筑权拱手让给列强。

　　9月6日，成都召开铁路股东代表大会，嘉定同盟会员荣县朱国琛和杨允公、刘长述起草的《川人自保商榷书》，铅印成传单，向与会者散发。9月7日，赵尔丰以该商榷书“俨然共和政府之势”，“逆谋口炽”，诱捕蒲殿俊、罗纶等9人，封闭了同志会和铁路公司。成都民众闻讯，数万人涌向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者。赵尔丰下令开枪，当场打死32人，伤者无数，并用马队来回驱逐，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赵尔丰严令三日内不准收尸，又实行全城戒严，封锁交通邮电。同盟会员龙鸣剑混出城外，奔赴南农事试验所，与朱国琛、曹笃（富顺人）等，连夜裁木板数百片，写上“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涂上桐油，投入锦江，顺流漂下。人们称之为“水电报”。

　　在华阳的秦载赓，于8日首先看到“水电报”，当日就率领华阳、仁寿等地同志军千余人，星夜赶赴成都，与清军在大面铺、牛市口等地激战，并传檄四方。

　　10日，来自乐山和其他地方的同志军约一万多人，在秦载赓统领下，奋不顾身，直冲城门。

　　早在9月初，井研同盟会员范华阶在东林场聚众400多人起义，迅速集聚到900多人，推举陈孔伯为统领，带队奔仁寿向成都。

　　曾任清新军管带的仁寿同盟会员邱志云，参加丁未成都起义失败后，被通缉，匿于乡间。此时，乘机在汪洋发动起义，组织了“昂青部”百多人，会同仁寿其他场镇的义军约千人，加入秦载赓的队伍。

　　秦载赓数战皆负。出身于弁目学校的陈孔伯，长于军事，建议调整队伍，将所有毛瑟枪、单子枪、洋抬炮集中，精选数百名干练青年，编为几个精干连队，轮番进攻，再以土抬炮和二万多土抬枪刀矛叉棒助阵，果然有效，连战连胜。据说清兵指挥官告诫部下：“东路民军有白旗陈字者，是支劲敌，不要轻易与之交战。”

　　新津侯宝斋9月8日见到“水电报”后，率同志军冒雨在南郊红牌楼与清军交战，次日消灭了驻武侯祠的一支清军，迫使清军将城外兵力收缩入城，牢据城门，严防死守。

　　侯宝斋的队伍转而进攻新津老县城五津镇，占领清军营房，并纵火烧毁。参加这次战斗的，有犍为来的时三妹部、夹江苏二娘部、嘉定彭子敬部，还有来自威远、仁寿、井研等地的同志军共8000多人。

　　9月11日，邛州（今邛崃市）巡防营书记周鸿勋发动兵变，枪毙营长黄恩翰，宣布起义，悉取州府库粮作军饷，赶赴双流彭家场一带与清军激战，跟侯宝斋会师于新津，成为南路民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骨干力量，开创了四川清军倒戈的先例。侯宝斋担任了南路同志军统领，周鸿勋为副统领。

　　秦载赓的东路同志军在东山庙、琉璃厂一带激战后，进军华阳。华阳和新津形成互为犄角之势的两个革命重点，紧紧钳制住成都。

　　武装起义的形势发展得非常快，七八天中，从成都周边各县和乐山、雅安等地揭竿而起的同志军达十多万之众。他们沿途砍电杆、剪电线、截查邮件，切断成都与外界通讯联络，赵尔丰既要应付城内的罢市抗捐，又要对抗城外的起义军，顾此失彼，急切通电求援。

　　清廷赶紧派鄂湘滇黔等省援军赴川，催令端方迅速从湖北宜昌起程西上；又起用曾任川督的岑春煊入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鄂军入川，削弱了湖北的兵力，为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北上成都参战的嘉定府各县同志军约数千名，其中有彭子敬（开运）率领的嘉定袍哥。他们一路上打得十分顽强。犍为邓有余部，开到眉州城郊明家渡，发现由彭山乘船南下的清巡防营，立即用土炮轰击，清兵慌忙弃舟逃往永寿乡。邓军紧追不舍，清兵四散溃奔。

　　驻丹棱县张场的清军巡防营什长欧阳清率部反正，组织了140多人的同志军，进逼眉州城，攻入彭山县衙，开监放囚，清巡防军闻风逃散，眉州知州和彭山县令惊奔藏匿。欧阳清乘胜袭击江口盐务局，缴获40支“九子火”步枪，接着北上参加新津战役。

　　荣县同志军5000多人，在龙鸣剑、王天杰率领下，北上途中于仁寿境内为清军所阻，战斗十分激烈，苦战15天，终于占领仁寿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