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开纪元的大事。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历史上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在武昌首义所开启的这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中，宜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种地位、作用与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这就是“保路风潮前沿”、“鄂西反正中心”和“攻荆保汉中坚”。

　　首先，就“保路风潮前沿”而言。晚清末年，清廷倒行逆施，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为换取列强势力的贷款，清廷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夺商办粤汉、川汉铁路，将其路权出卖给列强势力，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四省迅速掀起保路运动，其中以四川尤甚，保路风潮还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对此，史学界称之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导火索。而地处鄂西与川东紧邻的宜昌，则被推到保路风潮的漩涡，成为“废约争路”的斗争前沿。道理很简单，当时宜昌是川汉铁路的起建地。光绪三十年（1904年）1月22日四川自筹股款，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开始自办修筑铁路。川汉铁路自成都经重庆、宜昌至汉口，全长4000里，工程拟定先从宜昌开工。宣统元年（1909年）9月时任川汉铁路宜（昌）万（县）段总工程司的詹天佑，来宜进行勘测设计。同月邮传部接办川汉铁路宜万段，李稷勋接任川汉铁路公司宜昌总理，筹备开工事宜，从各地招募30000多民工（最多时逾40000人），于当年12月10日在宜昌正式动工。本来，宜昌就是川东鄂西重镇，加之又处数万众云集动工修路的工地，因此很受革命党人的关注。就在宜万铁路动工的第二年（1910年）起，革命党人就在宜昌加强了活动。鄂人胡冠南、川人胡绍尧、滇人严绍陵等，先后投入警察界，并与地方人士联络，组成秘密团体公益会，发展会员200多人。共进会领导人、四川孝义会首领张伯祥来宜，在工人中组织动员；又同胡绍尧等人的公益会取得联系，在宜昌四川会馆（川主宫）成立川汉铁路研究会。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清廷宣布川汉铁路国有，激起四川与宜昌地区股民的强烈反对，保路风潮愈演愈烈。宜昌逾40000人的修路民工，“自闻收回国有之命，谣言四起，各包工异常惶骇”，“夫役骚动”，“无日不滋事端，兵警弹压为难”。川汉铁路宜万段被迫停工后，商股群起质问，纷纷向川汉铁路宜昌公司索回股本。筑路工人起而支持，警察“不敢犯其锋芒”。宜昌知府派兵镇压，工人“恨官府以威劫民，霎时聚集数千人”，打死清兵20余人。为了镇压风潮，当年六月，清廷派钦差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三十一标进川镇压保路运动抵达宜昌时，严令捉拿革命党人，每天派兵在城里巡查四五遍。七月，湖广总督瑞澂派新军三十二标二营两队和四十一标一营驻防宜昌，防范重镇口岸，弹压铁路工场。而文学社社员唐牺支、共进会会员胡云龙等，则随驻宜弹压保路风潮的湖北新军来到宜昌，开展活动，酝酿起事。此间的宜昌犹如革命的火药桶，一触即发。这一切充分说明，宜昌处于作为辛亥武昌首义导火索的保路风潮的前沿。正因为如此，所以这里便广泛动员了人民大众，迅速聚集了革命力量，有效牵制了清廷在湖北的武装力量。这对于策应辛亥武昌首义，形成鄂西反正中心，发挥攻荆保汉中坚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次，就鄂西反正中心而言。辛亥武昌首义爆发后，在湖北军政府特委派来的张鹏飞尚未到来之前，宜昌就迅速作出了反应，从而奠定了宜昌在鄂西反正中的先导地位，发挥了鄂西反正中心的作用。具体来说，武昌首义后的第三天，消息传至宜昌。得知消息的驻宜新军胡云龙、杨柱臣、邓金标等代表军界，与公益会领导人、警界代表严绍陵等取得联系，于次日在宜昌东山寺开会准备举事。此时，驻宜清军巡防营统领崇欢闻风率其一部逃窜，管带戴寿山、杨正坤、队官施化龙等弃军远避，军营中的局面由排长唐牺支等人维持。这对宜昌反正十分有利。与此同时，宜昌商会也招募300人组成的商防队，在李春澄的带领下，倡导商民捐钱39000多串，并从清算各局、所财政中查获200多万元，来保证反正军队的粮饷。10月18日，唐牺支派部队把守城门，包围荆宜施道行署和宜昌府署，占领川路弹压局。当晚宜昌宣告反正，宜昌城得以光复，全城商民一遍欢呼。宜昌反正后，立即成立民军司令部，各界代表公举唐牺支为司令长。民军司令部成立后，处决顽敌，加强城市管理，并对聚集宜昌周围的40000多修路民工进行了安置。至此，宜昌人心安定，秩序井然。宜昌反正成功后，民军便积极扩军，除招募新兵外，四川会党赵玉龙、向竹安等部与800多名被遣散的修路工人，也加入了其中。而川汉铁路宜昌公司的李稷勋又将原修路巡缉队和省派护路巡防营一并交给司令部统领。致使民军兵力由原有的两个营，扩充到了两个标。增强实力后的民军，迅速联络各地，举行反正。此前，宜昌革命党人胡冠南、郭炳炎就曾先后到四川策动湖北入川新军反正。宜昌反正后，司令长唐牺支于10月21日令管带阮桂芬率一营兵，驻守巴东，在防御鲍兰舫自四川蘷府（今重庆奉节）进攻宜昌的同时，策动蘷府、巫山两地驻军反正。接着，参谋官关克威、管带欧阳超各率一营开赴枝江一带，策动其驻军反正。宜昌民团代表曾广惠到巫山、蘷府联络，翟燮阳到重庆联络，康藩楚到施南（今恩施）联络。唐牺支还致电驻施南新军第三十二标三营管带李汝魁，敦促其反正，并派稽查员张渭滨前往施南招抚军队，致使李汝魁联合各营管带举事。于是，施南于10月28日宣告反正。这一切表明，由于宜昌通过保路风潮前沿的集聚，致使在策应辛亥武昌首义中，不仅成为鄂西反正的先导，而且成为鄂西反正的中心。

　　最后，就攻荆保汉中坚而言。辛亥武昌首义成功后，清王朝感到极为惊恐，把能否夺回武汉视为“存亡关键”，声称“今日必以急复武昌为第一义”。随即调兵遣将，妄图将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于是一场激烈的武汉保卫战于10月18日正式开始。正当武昌首义军与清军鏖战的时侯，尚未反正的荆州守将连魁计划联合襄阳驻军出击汉口，而其左副都统恒龄也有出兵宜昌的意向，从而对巩固宜昌，保卫武汉构成了威胁。于是，宜昌民军司令部便派已投诚的满人松宽、存喜等前往荆州劝降，并通过驻宜英、日领事从中斡旋。但荆州守敌拒不投降。于是，宜昌民军司令部便于11月初，委任参谋官胡冠南为行军参谋兼指挥，部署四路兵力，对荆州发起进攻。第一路由关克威率兵一个营，出当阳攻荆门，切断荆州同襄阳间的联系；第二路由邓金标率一个大队，经河溶夺取八岭山，从西北向荆州逼近；第三路由欧阳超率一个大队，乘船顺江而下，至江口登陆袭击荆州；第四路由喻洪启率兵一个团，乘小轮顺江抵达沙市，占领金龙寺，与第三路军配合东西两面夹击荆州。11月16日攻占荆州的战斗打响。在湖南援军王正雅部的配合下，采取炮攻，终于12月9日攻破城门。敌都统恒龄见此状开枪自杀，守将连魁、松鹤被迫乞降，至此，荆州光复。接着，唐牺支在荆州设立了荆宜司令部，组织商民开市营业。从以上这一切可以看出，在攻占荆州中，宜昌民军发挥了中坚作用。正是这种中坚作用的发挥，不仅有效地巩固了宜昌反正的斗争局面，扩大了武昌首义的革命成果，而且对牵制顽军出击汉口，支援义军保卫武汉，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无疑也凸显了宜昌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总而言之，透过“保路风潮前沿”、“鄂西反正中心”与“攻荆保汉中坚”等诸多层面，充分体现了宜昌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展示了宜昌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反映了宜昌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为此，我们宜昌人感到无比的骄傲和由衷的自豪。辛亥革命百年华诞，民主共和光耀中华。我们要永远缅怀辛亥革命的光辉历史，继承辛亥革命的光荣传统，为振兴中华、强国富民团结奋斗。

　　（作者系宜昌市社科联原副主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