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领导的边境起义与越南华侨

　　越南与中国边境相连，山水相连，这种地缘关系，使越南成为孙中山先生本世纪初进行革命活动之有力策应地。孙中山发动组织越南华侨并偕同国内同志，在以河内、海防为中心的越北地区组织力量，进军边境。不利或暂时失败后则退入越境，图谋再起。或潜回国内，或把起义同志转送南洋。孙中山于1907年复函新加坡革命党人陈楚楠时，论及河内、海防说:“此二埠之富，万不及星洲，……彼等一闻义师之起，同争先恐后，从军者有人，出钱者有人。若南洋各埠有如此踊跃，则革命军之进步，不知若何矣！”

　　在1907年至1908年间，几次在中越边境发生的起义，都是在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们在性质及作用上，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和预演。当时起义队伍成分有:华侨、边地工农群众、清军反正官兵，而以华侨为骨干并多居领导层。最重要的是镇南关之役。

　　1907年12月1日夜，黄明堂亲率那模村乡勇80多人，荷快枪40多支，冒险攀绝壁潜抵镇南关背后，突然向关上右辅山炮台猛攻。清守军百余人稍作抵抗后投降。翌晨关上镇南、镇北、镇中三炮台皆入革命军手中。士农群众支援，游勇闻风来投，来犯清军败退。

　　孙中山在河内闻捷，决定亲赴前线，于12月3日晨，偕黄兴等同志及日本革命友人池亨吉、退伍原法军炮兵上尉狄氏，乘火车抵同登，下车后直向那模进发。下午到达时，关上派人来接。晚9时人夜抵关，黄明堂令部下奏军乐，隆重欢迎革命领袖孙中山。12月4日晨，孙中山命狄氏指挥发炮，击退来犯清军多批。下午，得知将有更多清军自凭祥、龙州来犯。孙中山召集黄明堂等讨论对策。时关上下大炮虽多，奈缺乏技匠，难能转位；快枪较少，不敷战守。孙中山决定暂时“兵分两路”，留黄明堂等踞关坚守相持，自率黄兴等薄暮时分下山，返河内筹款购械。12月5日抵谅山，已有华侨同盟会员杨寿彭等自河内来迎。明堂等在关上奋力拒战来扑清军，坚守4天后，弹尽粮绝，弃守突围，令部下退入越境燕子大山。此役歼敌200多人，革命军只阵亡2人。河内老华侨同盟会员李齐业回忆说:“孙先生为人很守信义，记得曾经有一次，他在河内托一家洋行代转寄军火去镇南关，但那一次的起义失败了，孙先生要离开河内到新加坡去。临走之前，他再三嘱咐同志们要算清款项还给那家洋行”。这印证了孙中山确曾在侨商参助下自河内购置军火并输往镇南关前线。

　　镇南关之役之后，翌年春再谋于河口举义。孙中山仍命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3人负责。起义力量迅即部署:预先潜伏于边境者百余人，扮成苦力散布于铁路沿线者二百余人，策反清军士兵将为内应者多人。孙中山派黎仲实、麦香泉等8人潜入老街、准备一旦起义接济粮饷器械。但老街法国警局以黎仲实等“形迹可疑”为由，拘留于警署，及询知为革命党人，虽略予宽待，但不许自由活动。时孙中山远在南洋，只能遥为节制。胡汉民擅催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发动，于是在1908年4月29日夜2时，在越南的边界打响了起义的枪声。清军多人倒戈归附，缴获甚多武器。几天内，王和顺、关仁甫分别进军，攻略各有战果。孙中山闻讯，自新加坡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协调节制各军。恰黄兴亦已于5月3日自钦州抵越南；接中山先生命令，乃于5日自海防乘晚车进入河内，7日乘早车赴前线督师。无奈人心不齐，统一指挥无法实现。黄兴欲重招钦廉旧部以为直属核心，途经老街时竟因“貌似日本人”而遭法警拘捕，询知为中国革命军重要人物后，允护送出境，但禁止在越活动。送抵西贡后，又送新加坡。黎仲实等则被送往香港。王和顺、黄明堂等曾拟西进普洱、攻取思茅，终不成功。后与关仁甫等皆先后退据河口。起义官兵最后又从河口退入越南境内，拟迂回而人桂边屯驻，徐谋再举，法军勒逼“缴械”，革命军严词拒绝，双方磨擦数月之久，后经梁正礼调停息战。革命军解甲后，竟被法方“资遣出境，送往南洋安置”。

　　同时，“如河内华侨杨寿彭、黄隆生、甄吉亭、刘岐山等人，且因送粮弹接济钦廉、镇南关、河口诸役之革命后，被法殖民政府递解出境”。而“当革命军韦云卿等入越南，先后被羁留缴械者600人，均由法国官方‘护送’到新加坡”。这批起义军抵星洲后，英殖民者又禁止登陆，后来几经交涉，当局虽许上岸，但仍把这批义军拘羁于拘留所。

　　孙中山乃委《中兴报》董事长张永福延聘律师，向“华民政务局”保释。流落星岛的包括越南华侨在内的革命军义士，不做寄人篱下的可怜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保存力量，志在重振。中山先生一方面令著名南洋爱国侨领陈楚楠等人创办“中兴石山”，安插就业；一方面又分别介绍到槟榔屿、吉隆坡、毗加文岛各工厂、矿场、农场劳动谋生。

　　当年曾尽心赞助中山先生革命活动的已故海防著名老华侨钟念祖先生的侄儿钟炳昌同志回忆说:“孙中山先生大约在1908年到海防来宣传革命。当他到海防不久，就被法殖民者通缉；在海防华侨的帮助下，孙先生曾多次脱险。”钟炳昌那时已十七、八岁，对具体事迹记忆清晰。他说:“孙中山曾在我伯父钟念祖家里住过一段时间，法国殖民者曾经派遣士兵到我伯父家里搜查，我伯父把孙先生藏在屋顶阁楼上。后来孙先生为了进行秘密活动，便在这个阁楼上居住，还在阁楼上摆了台子工作。吃饭的时候就用一条绳子绑着一个小篮子，把饭菜吊在篮子里吊上去吃。”

　　越南革命史学家陈辉燎写道:“十月革命通过中国给越南带来了巨大影响，与越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形成、成长同时，孙文学说和三民主义在越南爱国人士以至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1925年，‘南同书社’在河内成立，出版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许多译本。

　　那时在当地社会上还出现了一些秘密宣传民族独立的小册子，以越南民族的内容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作了补充。当时团结在“南同书社”周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几乎全都接受了孙中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