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山左公学始末

辛亥革命网 2015-11-03 13:33 来源:济南文史 作者:刘乃贤 查看:

山东同盟会创办的新式学堂主要有济南山左公学,烟台东牟公学等。还有不是同盟会员创立,但为其控制了的学校,其中以济南山左公学最著名。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朝廷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被迫推行“新政”,具体在教育领域,不外乎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和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即一方面在国内大量开设各级新式学堂,一方面派遣留学生到国外留学。因山东与日本水路较近,交通便利,故去往日本留学的官费生和自费生都特别多,最多时达一千余人,几占当时全部中国留日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1905年8月20日,中国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揭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山东籍留日学生纷纷加入,徐镜心、丁惟汾、彭占元等人成为第一批同盟会员,仅1905年8月至1906年8月短短一年时间里,加入同盟会的山东籍留日学生即达53人。当时,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国内则设东南西北中5个支部,各支部以下各省设立分会。北方支部设在山东烟台,辖蒙古、直隶、东三省、陕西、山西等分会,徐镜心、丁惟汾先后被孙中山委派为山东同盟会主盟人。1906年秋,丁惟汾、蒋衍升等人在东京创办《晨钟》周刊,“杂志所论甚广,要之以革命为主,尤恫斥有清一代吏治,然摘发贪酷,案定故实,不为今激”,号召“枕戈击楫,恢复河山”。这些参加同盟会的留学生在国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凌,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热忱。当他们陆续回国后,“即以扩充会员,倡导革命为己任”,在济南等地积极开展革命工作,促使济南一带革命运动日益蓬勃发展起来。

山左公学原址

  当时,除官方开办的新式学堂外,官府也鼓励私人开办学堂,地方的社会贤达也赞助私校,这正是“唤醒民众,倡导革命”、培养人才的有利时机和适宜方式,因而山东同盟会除在各官立学校秘密进行宣传和发展组织外,还利用清政权推行“新政”、改设新式学堂的机会,积极筹措款项,兴办学校,以之开展革命活动,作为同盟会的重要机关。山东同盟会创办的新式学堂主要有济南山左公学,烟台东牟公学及端本女学,青岛震旦公学,即墨胶莱公学等。还有不是同盟会员创立,但为其控制了的学校,如青州官立中学、潍县东关小学、诸城东武公学、高密英林公学等,其中以济南山左公学最著名。

  山左公学的创始人刘冠三,名恩锡,以字行,山东高密人,曾在济南师范学堂就学。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山东初次开办学堂,即考入师范学堂长期班,研究教育,颇有心得。是时,这所学堂是济南同盟会的活动中心之一,刘冠三以“愤嫉吏贪政乱,危亡莫恤,号召各校少年以结会、罢课、游行,威惩贪吏为事”,致被校方开除学籍。从此,刘冠三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不久经谢鸿焘介绍,于1906年加入同盟会,成为山东早期的革命党人之一。早在1905年冬1906年春,刘冠三在创办《山东白话报》的同时,即与其他同盟会员积极着手筹办山左公学。为避清官府耳目,免遭阻挠,刘冠三以革命党人刘东侯、丁鸿芹的名义到提学司立案。刘东侯、丁鸿芹虽也属革命党人,但尚未引起当局的注意,因而山左公学比较容易地得到批准。接下来办学经费尚无着落,又成为一个迫切问题。刘冠三等人又向各学校学生慷慨陈述办学救国、教育强邦的重要性,得到青年学生的同情和支持,各界人士也纷纷捐助,如师范学堂学生张世荣回家乡安丘,请父亲资助了银子千两,加上地方官吏也出资相助,初步解决了资金问题。

  经一番紧张筹备,公学于1906年3月在济南正式成立。刘冠三任总办,刘东侯为监督,张世荣主庶务,丁鸿芹、于瀛、刘一桂、王步云、金鸿霄、张殿培先后为教员,“始事者多党人”。他们思想进步,富有才学,深得学生欢迎。最初学生不多,租赁了趵突泉侧居民房屋为校舍。后学校规模扩大,便迁往城北杨家庄,学生人数由二百余人激增到四五千人。校内开设了师范班、中学班,又各分为几个班级,学校校舍条件比较差,仅有教室及教员宿舍,学生则分散居住在周围农民家中,远的离校1公里多。每逢阴雨,往返奔波于泥淖,学生们也毫无怨言。

  1906年秋,刘东侯辞去校内职务,于瀛也他往,刘冠三兼任监督。其后,公学又延同盟会员夏全珍、酆文翰、左汝霖、周树标、丛琏珠、李继璋、仲黎乙、李松山、鞠容轩等人为教员,不少归国的留学生也常到校讲课,“一时罗致,号称多贤”。尤其是刘冠三,同学生们关系融洽,亲密无间。他虽工作十分繁忙,但对年龄较小的中学班学生关心照顾无微不至,每晚他都手提灯火到学生住宿处巡视,往返七八里路,长年如此而不中辍。除课堂上利用合法形式进行教育外,刘冠三等人还将《晨钟》、《民报》、《革命军》等革命书刊介绍给青年学生。同学们争相传阅,莫不亢奋,欣喜若狂,视为“人生之乐”。他们高兴地说,从前俄国学生将深夜入秘室,读禁书,视为人生乐事,今天我们也有这种体会了。公学“校中多英俊之士,朝夕熏陶,思想为之一变”,反清革命思想潜滋暗长,加入同盟会者日益增多,刘溥霖、邵麟勋、钟承曾、于沐恩等人便是其中佼佼者,“有秘议必与闻”。他们对刘冠三也十分信赖,有什么问题总愿找他交谈。师生谊,同志情,使他们的关系越发密切。各地同盟会党人也多来公学集会,公学遂成为济南同盟会的重要活动机关,“省方革命胚胎自此始”。

  刘冠三更欲锻炼学生们的体魄,远游以激发其志气。1907年5月,山左公学师生远赴泰山旅行。泰山距济南百余里,时尚未修津浦铁路,学生负装列队步行而往,职教员则紧随其后,山径崎岖,汗雨足泡,众学生行进益速,“登日观峰望沧海,北顾黄河,南俯淮徐,西窥秦晋,返过灵岩,周览长城遗址,指画山川形势,以语诸生爱国爱乡,志意奋动”。刘冠三看到这种情况,高兴地说:“此习行军之野操也,他日赴汤蹈火,信大义者,吾徒也。”

  游览泰山返回济南,山左公学学生又成立了同学会。同学会“以实行学生自治为主,军训属其中”,教员酆文翰起草了学生会的规程,刘冠三任会长,下设评议、执行、判理三部,部下分若干科,由学生投票选举理事,“校事尤要者与学生共议之”,学生们爱校如家,学校经费少,不少人变卖衣物捐助办学。

  当时山东巡抚杨士骧对刘冠三等人的举动十分警觉。他知道刘冠三思想激进,有谋略,有活动能力,难以驾驭,所以表面对刘冠三很尊重,学校开办之初,他还资助白银五百两,而在私下却派人去山左公学刺探情报,以便寻找借口翦除心头之患。提学使方燕年对刘冠三也十分仇恨。当山左公学开设法政班要求立案时,方燕年以“政法学堂例由官办”为由,横加阻挠。刘冠三派教员王廷宾援例为文反驳云:“法政学堂例许民办。”方燕年理屈辞穷,以山左公学“校内有革命党潜伏”为罪名,写出告示,张贴在校门旁,“欲以此毁公学”。当时一些刚入法政班的新生十分恐慌,多自散去。

  刘冠三知方燕年在为难公学,为保全山左公学,决定离开学校,以减少方燕年等人的注意力,他怕学生们知道内情后,一怒之下难免激出事端,便于临行前留下一封信,委婉地辞别众人,悄悄地前往即墨,投奔先他离校的党人酆文翰去了。刘冠三走后,学校教务长李松山向同学们解释道:刘监督“视公学如性命”,鉴于创办学校十分不易,经历过不少艰难险阻竭尽自己的心力而为之。这次离别,他不是为了顾全自己,而是为同学们的学业着想。听到这个情形,学生们都禁不住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随后,学校迁往大明湖畔,对外以示避开革命党人的影响。但是,自刘冠三离别后,“学生日思冠三”,与主揽校政的周树标等人“多与龃龉”。后来,山左公学监督换了宦气十足的杨镇南,学校渐渐丧失其生气。教员中的同盟会员不甘心听命于昏庸的官僚,和学生们群起斗争。当时,一批学生已临近毕业,他们也态度坚决地参加了反对校方的斗争。他们表示:为国家命运我们尚不惜一切,难道能为了一纸文凭而忍气吞声,苟且于名利吗?任凭好心人一再奉劝,他们也不肯能听从,便各返乡里去了。至1908年1月,山左公学遂废。但是,革命的火种并没有泯灭。不久,刘冠三、陈干等人又在青岛创办了震旦公学,重新开展革命活动,宣传组织群众,扩充革命力量。

  山左公学是同盟会在山东开办的第一所旨在宣传革命,培养人才的学校。在清官府统治严密的省城,同盟会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办学达三年之久,传播了革命思想,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取得了显著成绩,堪称同盟会在山东的第一处根据地。在后来的斗争中,原山左公学的师生慷慨以赴,奋不顾身,成为革命的先锋与骨干。山左公学在济南及山东辛亥革命历史上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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