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山左公学始末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朝廷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被迫推行“新政”，具体在教育领域，不外乎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和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即一方面在国内大量开设各级新式学堂，一方面派遣留学生到国外留学。因山东与日本水路较近，交通便利，故去往日本留学的官费生和自费生都特别多，最多时达一千余人，几占当时全部中国留日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1905年8月20日，中国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揭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山东籍留日学生纷纷加入，徐镜心、丁惟汾、彭占元等人成为第一批同盟会员，仅1905年8月至1906年8月短短一年时间里，加入同盟会的山东籍留日学生即达53人。当时，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国内则设东南西北中5个支部，各支部以下各省设立分会。北方支部设在山东烟台，辖蒙古、直隶、东三省、陕西、山西等分会，徐镜心、丁惟汾先后被孙中山委派为山东同盟会主盟人。1906年秋，丁惟汾、蒋衍升等人在东京创办《晨钟》周刊，“杂志所论甚广，要之以革命为主，尤恫斥有清一代吏治，然摘发贪酷，案定故实，不为今激”，号召“枕戈击楫，恢复河山”。这些参加同盟会的留学生在国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凌，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热忱。当他们陆续回国后，“即以扩充会员，倡导革命为己任”，在济南等地积极开展革命工作，促使济南一带革命运动日益蓬勃发展起来。

山左公学原址

　　当时，除官方开办的新式学堂外，官府也鼓励私人开办学堂，地方的社会贤达也赞助私校，这正是“唤醒民众，倡导革命”、培养人才的有利时机和适宜方式，因而山东同盟会除在各官立学校秘密进行宣传和发展组织外，还利用清政权推行“新政”、改设新式学堂的机会，积极筹措款项，兴办学校，以之开展革命活动，作为同盟会的重要机关。山东同盟会创办的新式学堂主要有济南山左公学，烟台东牟公学及端本女学，青岛震旦公学，即墨胶莱公学等。还有不是同盟会员创立，但为其控制了的学校，如青州官立中学、潍县东关小学、诸城东武公学、高密英林公学等，其中以济南山左公学最著名。

　　山左公学的创始人刘冠三，名恩锡，以字行，山东高密人，曾在济南师范学堂就学。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山东初次开办学堂，即考入师范学堂长期班，研究教育，颇有心得。是时，这所学堂是济南同盟会的活动中心之一，刘冠三以“愤嫉吏贪政乱，危亡莫恤，号召各校少年以结会、罢课、游行，威惩贪吏为事”，致被校方开除学籍。从此，刘冠三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不久经谢鸿焘介绍，于1906年加入同盟会，成为山东早期的革命党人之一。早在1905年冬1906年春，刘冠三在创办《山东白话报》的同时，即与其他同盟会员积极着手筹办山左公学。为避清官府耳目，免遭阻挠，刘冠三以革命党人刘东侯、丁鸿芹的名义到提学司立案。刘东侯、丁鸿芹虽也属革命党人，但尚未引起当局的注意，因而山左公学比较容易地得到批准。接下来办学经费尚无着落，又成为一个迫切问题。刘冠三等人又向各学校学生慷慨陈述办学救国、教育强邦的重要性，得到青年学生的同情和支持，各界人士也纷纷捐助，如师范学堂学生张世荣回家乡安丘，请父亲资助了银子千两，加上地方官吏也出资相助，初步解决了资金问题。

　　经一番紧张筹备，公学于1906年3月在济南正式成立。刘冠三任总办，刘东侯为监督，张世荣主庶务，丁鸿芹、于瀛、刘一桂、王步云、金鸿霄、张殿培先后为教员，“始事者多党人”。他们思想进步，富有才学，深得学生欢迎。最初学生不多，租赁了趵突泉侧居民房屋为校舍。后学校规模扩大，便迁往城北杨家庄，学生人数由二百余人激增到四五千人。校内开设了师范班、中学班，又各分为几个班级，学校校舍条件比较差，仅有教室及教员宿舍，学生则分散居住在周围农民家中，远的离校1公里多。每逢阴雨，往返奔波于泥淖，学生们也毫无怨言。

　　1906年秋，刘东侯辞去校内职务，于瀛也他往，刘冠三兼任监督。其后，公学又延同盟会员夏全珍、酆文翰、左汝霖、周树标、丛琏珠、李继璋、仲黎乙、李松山、鞠容轩等人为教员，不少归国的留学生也常到校讲课，“一时罗致，号称多贤”。尤其是刘冠三，同学生们关系融洽，亲密无间。他虽工作十分繁忙，但对年龄较小的中学班学生关心照顾无微不至，每晚他都手提灯火到学生住宿处巡视，往返七八里路，长年如此而不中辍。除课堂上利用合法形式进行教育外，刘冠三等人还将《晨钟》、《民报》、《革命军》等革命书刊介绍给青年学生。同学们争相传阅，莫不亢奋，欣喜若狂，视为“人生之乐”。他们高兴地说，从前俄国学生将深夜入秘室，读禁书，视为人生乐事，今天我们也有这种体会了。公学“校中多英俊之士，朝夕熏陶，思想为之一变”，反清革命思想潜滋暗长，加入同盟会者日益增多，刘溥霖、邵麟勋、钟承曾、于沐恩等人便是其中佼佼者，“有秘议必与闻”。他们对刘冠三也十分信赖，有什么问题总愿找他交谈。师生谊，同志情，使他们的关系越发密切。各地同盟会党人也多来公学集会，公学遂成为济南同盟会的重要活动机关，“省方革命胚胎自此始”。

　　刘冠三更欲锻炼学生们的体魄，远游以激发其志气。1907年5月，山左公学师生远赴泰山旅行。泰山距济南百余里，时尚未修津浦铁路，学生负装列队步行而往，职教员则紧随其后，山径崎岖，汗雨足泡，众学生行进益速，“登日观峰望沧海，北顾黄河，南俯淮徐，西窥秦晋，返过灵岩，周览长城遗址，指画山川形势，以语诸生爱国爱乡，志意奋动”。刘冠三看到这种情况，高兴地说：“此习行军之野操也，他日赴汤蹈火，信大义者，吾徒也。”

　　游览泰山返回济南，山左公学学生又成立了同学会。同学会“以实行学生自治为主，军训属其中”，教员酆文翰起草了学生会的规程，刘冠三任会长，下设评议、执行、判理三部，部下分若干科，由学生投票选举理事，“校事尤要者与学生共议之”，学生们爱校如家，学校经费少，不少人变卖衣物捐助办学。

　　当时山东巡抚杨士骧对刘冠三等人的举动十分警觉。他知道刘冠三思想激进，有谋略，有活动能力，难以驾驭，所以表面对刘冠三很尊重，学校开办之初，他还资助白银五百两，而在私下却派人去山左公学刺探情报，以便寻找借口翦除心头之患。提学使方燕年对刘冠三也十分仇恨。当山左公学开设法政班要求立案时，方燕年以“政法学堂例由官办”为由，横加阻挠。刘冠三派教员王廷宾援例为文反驳云：“法政学堂例许民办。”方燕年理屈辞穷，以山左公学“校内有革命党潜伏”为罪名，写出告示，张贴在校门旁，“欲以此毁公学”。当时一些刚入法政班的新生十分恐慌，多自散去。

　　刘冠三知方燕年在为难公学，为保全山左公学，决定离开学校，以减少方燕年等人的注意力，他怕学生们知道内情后，一怒之下难免激出事端，便于临行前留下一封信，委婉地辞别众人，悄悄地前往即墨，投奔先他离校的党人酆文翰去了。刘冠三走后，学校教务长李松山向同学们解释道：刘监督“视公学如性命”，鉴于创办学校十分不易，经历过不少艰难险阻竭尽自己的心力而为之。这次离别，他不是为了顾全自己，而是为同学们的学业着想。听到这个情形，学生们都禁不住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随后，学校迁往大明湖畔，对外以示避开革命党人的影响。但是，自刘冠三离别后，“学生日思冠三”，与主揽校政的周树标等人“多与龃龉”。后来，山左公学监督换了宦气十足的杨镇南，学校渐渐丧失其生气。教员中的同盟会员不甘心听命于昏庸的官僚，和学生们群起斗争。当时，一批学生已临近毕业，他们也态度坚决地参加了反对校方的斗争。他们表示：为国家命运我们尚不惜一切，难道能为了一纸文凭而忍气吞声，苟且于名利吗？任凭好心人一再奉劝，他们也不肯能听从，便各返乡里去了。至1908年1月，山左公学遂废。但是，革命的火种并没有泯灭。不久，刘冠三、陈干等人又在青岛创办了震旦公学，重新开展革命活动，宣传组织群众，扩充革命力量。

　　山左公学是同盟会在山东开办的第一所旨在宣传革命，培养人才的学校。在清官府统治严密的省城，同盟会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办学达三年之久，传播了革命思想，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取得了显著成绩，堪称同盟会在山东的第一处根据地。在后来的斗争中，原山左公学的师生慷慨以赴，奋不顾身，成为革命的先锋与骨干。山左公学在济南及山东辛亥革命历史上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