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的舆论准备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里，因士兵擦枪走火打响了辛亥首义的第一枪。这样的小概率事件，无意中成为一场改天换地大革命的导火索。然而，“盖‘革命’究与突发的‘政变’不同，它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只见其果，不明其因，是会引起误解的。”（唐德刚语）

　　虽然“天朝垮台前，利益集团已经丢尽了它的脸”，但没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基础，要想终结“垂而不死”的封建帝王专制，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好在辛亥革命前长期的舆论准备，催生了那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振聋发聩的新锐思想，恰如一股摧枯拉朽的腾空烈焰。 

　　民间报刊忽如雨后春笋

　　晚清社会的一大特色是近代报刊的兴盛。1898年6月13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上谕十条新政有一条就是准许民间办报办刊，一个人出资几个人凑钱或什么会社办都行。戊戌变法时形成的办报高潮，全国统共办了大约100多种报纸，其中有70多家是改良派或改革派的报纸，涌现了以王韬、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黄遵宪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的独立报人。

　　1908年3月14日颁布的《大清报律》第二条明确规定，凡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的中国人都有创办报纸的资格，即“一、年满二十岁以上之本国人;二、无精神病者;三、未经处监禁以上之刑者。”申请人只需于发行20日以前,将报刊的名称、体例、发行人、编辑人和印刷人的姓名、履历与住址等,“呈由该管地方衙门申报本省督抚,咨明民政部存案”即可。

　　那时的报章杂志形形色色，鼓吹改良的有之，宣扬革命的有之，主张保皇的也不乏其人，可见彼时的舆论环境宽松，改良改革无论哪一派，都不会秉承朝廷旨意办报。在慈禧太后70大寿时，有一位叫林白水的记者，写了一幅对联刊登在《警钟日报》上，公开讥讽慈禧太后穷奢极欲丧权辱国，全国报纸争相转载。对联曰：“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如此大胆辛辣嘲讽，“老佛爷”并没有查封报馆，也没有砍林记者的头。“鉴湖女侠”秋瑾就义后，在当时舆论中心上海，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发出哀惋和抗争之声，仅《申报》就刊发秋瑾诗六首、秋瑾生前演说稿及有关秋瑾被捕与就义的情况报道等三万多字。《中外日报》、《时报》、《文汇报》等亦不畏强权，昌言无忌。 

　　变法图强乃为书生报国

　　民间报刊勃兴为晚清知识分子表达自由思想、议论社会事务提供了言论平台。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即以主笔身份每日在该报首栏撰写“论说”，短小精悍，切中时弊，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政论体的先驱。如《变法》一文谓：“取士之法宜变”、“练兵之法宜变”、“学校之虚文宜变”、“律例之繁文宜变”，不仅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而且开中国报刊“文人论政”风气之先。从此报纸普遍开始议论时政，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大大小小的报刊成为探讨国家富强之道的公共论坛。

　　1896年创刊于上海的《时务报》，是改良变法派的喉舌，由梁启超主笔。这家报纸系统全面地宣传变法维新主张和要求，公开谴责政府压制民权，主张报纸的作用就是要监督政府。梁启超名篇《变法通议》在该报连载，梁亦因此成为名重一时的政论家。长沙的《湘学报》和《湘报》公开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翻译《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翻译者严复更是在报上撰文痛斥封建君主是大盗窃国，疾呼国家真正的主人不是皇帝而是人民。

　　著名报人张季鸾晚近在《大公报》社评《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同一年，中国新闻学会在成立宣言中也指出：“我国报业之有与各国不同者，盖大抵为文人发表政见而设，……此种风气，今犹遗存。” 

　　欲兴民权必先开启民智

　　清末国势积贫积弱,政治革新屡试屡败,一些有识之士将其根本原因归于“民智未开”。因此，实现近代化变革，思想启蒙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清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在《原强修订稿》中提出，一个国家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梁启超则将民智与民权挂钩，认为“有一分之智慧，即有一分之权利；有百分之智慧，即有百分之权利；一毫不容假借者也。故欲求一国自立，必使一国之人之智慧足可治一国之事，然后可。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民智不开，人材不足，则人虽假我以权利，亦不能守也”。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赴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刊物，极力鼓吹民众参政的“新民”思想，提出了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口号，唤起民众觉醒和对国家政治的普遍参与。他一以贯之的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义。国民不能得权利于政府也,则争之;政府见国民之争权利也,则让之。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历史学家费正清高度评价说：“利用学会和报纸来推进‘开民智’的工作，这一努力是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里程碑。” 

　　民主共和堪称根本愿景

　　梁启超等改良派强调国家是全国人之公产，官吏是民之公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实行宪法政治，“国民皆有参与政治之权，即皆负监督政府之责”，但在认识高度上还是有其历史局限性。按梁启超的说法，“民主”是以“民”取代“君”成为“国之主”，故“民主”讲的是“国体”。“民权”仅指“立宪”，不涉及变更君主“国体”的君主立宪“政体”。“有君主立宪，有民主立宪，两者同为民权。”

　　戊戌变法失败后，这些维新派依然没有放弃民权主张，而进一步将法治与民权思想联系在一起，认为要实行法治，应效法西方文明国家把立法权交给多数之国民，使法治与民权结合起来，这样法律才能成为保障人民参与政权、服从官权以及言论、结社、出版、迁移、信教等各种自由权的工具。

　　此后以孙中山为代表而兴起的革命派，更是明确提出以“共和”为口号的革命主张。1897年8月孙先生在和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人的谈话中，论及自己的政治理想时说：“中国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在《民权主义第五讲》中他还就此阐释说：“中国自革命以后，成立民权政体，凡事都应该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现在的政治，又可以叫作民主政治。换句话说，在共和政体之下，就是用人民来做皇帝。……现在成立共和政体，以民为主，大家试看这四万万人是哪一类的人呢？……现在民权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这四万万人都是很有权的。”

　　如果说民主的精髓是“主权在民”，那么共和的精神就是“天下为公”。正是由于立宪与维新、改良与革命诸多政治力量的鼓与呼，民主共和成为辛亥革命高高飘扬的旗帜。

　　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能，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辛亥革命前的舆论准备虽然是文人论政，没有硝烟火药的厉色，更没有动用一兵一卒，但从思想意识上彻底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对于推翻帝制，开启民主、共和与宪政时代，其理论的先导意义不可低估。